致敬！感恩！
得知母校北师大童庆炳教授意外去世，不胜悲痛。
童先生为当今文艺学界卓越领军人物，功名永存。先生虽已八旬，却壮志凌云，正有更可瞩望和期待者，然不幸殒折，实为教育界、文艺理论界乃至文学创作界之重失，令人扼腕痛惜！
我们无缘受业于童师，却有机会在网络上拜读了童先生的散文《我的“节日”》《教师的生命投入》，读罢更为童先生作为教育界名师之赤心善行所感动。他写道：“最重要的是上课的感觉，这是一种快感，一种美感，一种价值感，一种幸福感，一种节日感，一种自我实现感……我这一生遇到的倒霉事不少，幸运的是我经常上课，每上完一堂成功的课，都有抓住一条鳜鱼的感觉。”说得多么真切感人啊！
特别是写道：“我认为最优秀的教师总是用尽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来为学生服务的人。”他写了一生最佩服的几位教师：一是德国19世纪-20世纪的大学教授恩斯特·卡西尔，忠诚教育，71岁死在教席上，“死在学生的怀抱里”；二是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75岁赴日讲学，超时讲课也倒在讲台上。这二位国内外名师的崇高形象和精神深深地注入在童先生的生命里，他曾说：“我一直在诉说我的一个愿望……像卡西尔、华罗庚一样倒在讲台旁或学生温暖的怀抱里。我不知自己有没有这种福分？”三是他的恩师黄药眠教授。黄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前两天，因预感到可能要遭批判，不能再登讲台，便决定马上给学生上他长期思考的题为《美的评价》、副题为“不得不说的话”的最后一课。他说没有准备好，但时间不等人，拖下去可能就没机会给大家讲了。果然他从此被迫失去了22年的光阴。平反后，因严重的心脏病，他本来不宜讲课了，但1983年80岁高龄时他，却坚持要给学生讲这最后一课。他从讲台旁的书包里拿出三个药瓶子一字排开，告诉听课的童先生，如果他倒下该怎样按顺序把药放在他舌下，然后便从容讲课。上这节课，童先生老走神儿，总想着眼前这“最后一课”，是黄师一生认真为人治学的写照，真是一种不惜生命、追求真理、为了学生而要把讲课进行到底的蜡烛精神！
因为我们在师大学习期间，与黄先生接触最多，他对教育的忠诚最令我们感动——
感动一，笔者对业师怀着深深的感恩。黄药眠先生是1953年就担任北师大中文系系主任的一级教授，笔者毕业留校后即由黄先生亲自指导，因而最了解，感受最深。如今把恩师的最令人钦敬之处满怀深情地笔录下来，童先生便最是有心有情之人！有感于此，我在给别人介绍此文此例时，竟然忍不住失态失声，情难自抑。
感动二，1983年，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被评定为全国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转年招第一届博士生（童先生副导师，协助黄药眠先生）和第一届硕士生（导师钟子翱、童庆炳、梁仲华），可是接着黄先生、钟先后病逝，梁先生又调动工作，童先生便成了顶梁柱，幸亏得到了程正民先生的援助。所以学界所谓“童门弟子”“童家军”确是对童先生培养了我国文艺学界中坚力量的盛赞。
感动三，北师大文艺理论队伍这样强（培养了七十多名博士研究生和数以百计的硕士研究生），不能不归功于黄药眠先生的亲自率领指导、精心锻造和巨大影响，以及以童先生为首的梯队团体的卓绝努力。有一次，黄先生提出并希望助手童庆炳要写写小说、诗歌和散文，说不论写得怎样，讲理论课就可结合自己的体验。后童先生小说出版，得到老作家秦兆阳的赞不绝口，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导师黄药眠便又鼓励说：“写得很好嘛，我觉得你是很有希望的。”又如教我们文学概论的卢志恒老师吧，仅是一般老师，名望那时远不如钟、童等先生，但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枯燥的理论课却是讲得那样的精彩！以至有学生不礼貌地背后称呼“地哆嗦”，虽未免夸张，却可见卢师的课是何等地深受欢迎。而卢师每一次上课，我们常可见到黄先生来听课的身影。只是文革中卢师因实在忍受不了被乱批乱斗而在临汾分校无奈自杀。呜呼，哀哉，惜哉！
感动四，对照童先生的尊师，对文革中的我们跟“风”乱批则深感惭愧。那时黄先生早丧失了话语权，但我们班还是组织了一次“批判”，班里干部最近还说，对那次批斗感到“真是内疚而懊悔不已”。我曾读过黄先生重量级理论文章和一些现代诗，一向崇拜，实在不知道有何反面材料，但又想既然是右派就肯定说过错话，这时正听说黄先生写过一则寓言《黄豆的故事》，便胡乱地随口批了起来：“黄是姓，豆是斗，这就是要和共产党斗，和社会主义斗，那不是右派是什么？”我只说了这几句，却弄得大家一片笑声。找不出材料，便这样毫无根据地瞎搞笑乱批判，真是可笑又可恨！黄先生若九泉有知，就请原谅我这无知之徒参加“革命”大批判的胡闹行径吧！如今我仍愧悔得无地自容。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更觉得童先生崇拜恩师的洁心善行，尤令我感动致敬。
主编：
张宝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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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勒河的红柳 毅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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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轩 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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