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新干线
一份知青名单引起的记忆和联想(一)
上个月去图书馆查阅垣曲县志，无意间浏览到一份1968年，插队垣曲的北京知青名单。这简而单之的一组组字符，激起了我心中珍藏已久的、鲜活而温暖的记忆。
垣曲县志的记载如下：
“68年始，先后有600余名北京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来垣曲插队落户。给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后其陆续返城。至1980年，大部分知青返城安置结束，仅有个别在垣曲落户永住。1998年12月，县政府派代表赴京看望了部分知识青年。近年来，有不少知青纷纷返垣看望老乡并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数以千万计的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名曰知识青年，心怀改造世界之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在那片广阔而贫瘠的土地上耕耘、奋斗、成长。
于是，我不由得想起很早以前看过的了黄天明的小说《边疆晓歌》，想起了知青作家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一系列知青小说。
对于如今的年轻人，知青，倒像一个遥远而虚无的传说。除了在历史课本上有几行干巴巴的、例行公事的记录之外，应当说是格外的陌生，因为毫无感性认识和切身体验。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寿终正寝，知青也成为了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名词。
仔细查看，我发现这份名单中，居然有若干名字是我所认识和熟知的。
首先我看到了邹兰和李庚文，她们分别是我的初中和高中老师。
还有金叶明、周捷、谢文宁、王小平，她们是我父母在县医院的同事。我们家和她们都住在同一个家属院里，若干年。温文尔雅的周捷大夫，名单显示，插队时，22岁，高中，农大附中。她算是最幸运的，插队期间被推荐上了长治医专，后分到县医院工作，最早调回北京。知书达理的金叶明，北医附中高中毕业，被推荐上了运城卫校。尽管是中专，我妈妈说金大夫悟性极好，医术精湛，一点都不亚于大专大学毕业生。金大夫常到我们家串门，她说过的一句话叫“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一直激励着我。当年我考大学时没有课本，当地书店所有相关资料全部售罄，金大夫回北京给我买过初等代数和初等几何等高考资料。文雅恬静的谢文宁，皮肤很白，深目高鼻，颇有俄罗斯血统的痕迹，她在县医院做司药，与我的爸爸是同行。火辣辣的王小平，快人快语，是护士，嫁给了有色金属公司的东北籍工人。
还有李勤，张凯芳，贾晓梅，顾钰，张珂可，冯振华，蒋全生，他们是我在空压机厂学徒时的同事。记忆中，空压机厂还有个北京女知青，在厂办工作，叫李文芳，那时的她已经成家。她是厂里办公室干事，经常会在工厂的喇叭里广播各种通知。印象最深的是“两点半到食堂开会”，在她京味十足的口里总是“两点半钟，到食堂开会“。名单中似乎没有看到这位温婉贤淑的知青大姐的名字。此外，还有个叫祁平的女钳工，时常绷着脸，不苟言笑。她是我七年级到工厂学工时的师傅，曾经不厌其烦地教我锉螺帽。学工结束后，我写过一篇生动的作文，记述我的笨手笨脚和祁师傅精湛超群的技艺。我的祁平师傅也不在名单之列，这份名单共有509人，看起来太不完整了。
顾钰，空压机厂的车工，长得精瘦精瘦，两只眼睛深邃无比。我和他在一个车间工作，他的车床是最大的那种，什么型号的，忘了。感觉他底蕴深厚，见多识广。工间休息时，总能听到他纵论天下的京腔，侃侃而谈，滔滔不绝。世界上似乎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一帮刚出校门的不谙世事的小徒弟们，对他始终是仰望着，佩服得一塌糊涂。名单显示，他插队当年不过19岁，居然是初中毕业。这倒让我十二分的诧异，有点怀疑那份名单的准确性。因为，他那丰厚无边的知识，足以让我们几个所谓的高中毕业生自惭形秽的。我猜测，他一定是老三届，有着非凡的高知家庭背景。否则，难以铸就如此的风度和内涵。
北京知青中藏龙卧虎，人才辈出。当时，县里各行各业，诸如，化肥厂、印刷厂、软木厂、玻璃厂、空压机厂、化机厂、化肥厂、水泥厂、百货公司、医院、照相馆、广播站等等，都有他们的身影。由于知青的加盟，小小的县城，立刻变得活力非凡。所以县志里说，知青给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1977年，我有幸作为行业标兵，跟随领导去绛县参观服务行业。正好听到绛县有线广播里传来的“***战线拉得长，工种分得细***”那气势恢弘，字正腔圆的播音，一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那般。我不免惊异，在如此偏僻的小县份，怎会有如此大气磅礴的京腔京调？有人告知说，广播员是北京知青。
记得垣曲照相馆有个姓周的北京知青，长得浓眉大眼，五官十分的标致，其颜值之高，远远超过了如今顶级的电影明星。我记得知青名单中有个叫周小舟的，初中毕业，可怎么感觉不像是他。因为从照相馆那位同事的底蕴和学识来看，应当是高中毕业无疑。照相馆与我当时工作的旅馆，同属商业局下属的服务公司。周师傅的爱人是县广播站的广播员，也是北京知青。这位周姓知青1977年一举考上了大学。
还有个叫梁书奇的，应当是我的英语李老师的同学和好朋友，在长直中学任教。我经常看到她周日不远十几里，到我的学校找李老师。
进一步深究那份名单，我发现，当年北京插队知青的年龄悬殊特别大。最大的已然27 岁，名叫潘立秋，毕业于北京十九中；最小的仅仅15岁，名叫项平，都是女生。
此外，我还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就是姓名有种很微妙的联系。譬如：
吴永平，18岁，初中，吴永安，20岁，均在蒲掌公社北阳大队插队
黄捷，22岁，黄燕，19岁，均为北医附中，均在华峰公社宋村大队插队
傅克礼，23岁，高中，北医附中，傅克文，20岁，均在华峰公社宋村大队插队
黄建群，22岁，黄利群，20岁，北京，56中，均在英言公社白鹅大队插队
戚金生，19岁，男，戚金秀，20岁，都毕业于玉泉山中学，均在华峰公社宋村大队插队
俞育铮，女岁，17 岁，俞育佐，男，24岁，均在古城公社西滩大队插队
冯敏华，女，22岁，高中，农大附；冯振华，男，21 岁，初中，清华园，均在王茅公社东窑大队插队
项红，女，23岁，项平，女，15岁，均在同善公社刘村大队插队
张守林，20岁，张守义，19岁，玉泉山中学，均在长直公社长直大队插队，
谢文茹，20岁，谢文英，19岁，玉渊潭中学，均在皋落公社岭回大队插队
蔡玉珠，20岁，蔡玉华，19岁，玉渊潭中学，均在英言公社柏地大队插队
仇晶，女，22岁，仇彭，20岁，均在陈村公社陈村大队插队
汪洪涛，男，24岁， 汪洪纯，男，18岁，均在陈村公社陈村大队插队
田颖义，22岁，女，田纯义，男，19岁 ，农大附，古城公社胡村大队
赵景文，17岁 女，赵景华，17岁，女，赵景秀，女，17岁，玉泉山，朱家庄公社长涧大队插队（难不成是稀有的三胞胎姐妹？）
任国华，男，22岁，任京华，女，20岁，均在皋落公社西河大队插队
谢庆庆，21 岁，谢庆华，19 岁，均在皋落公社岭回大队插队
王宝玉，女，20岁，王宝国，19岁，均在长直公社原峪大队插队
邰志英，女，20岁，初中，19中，邰江，男，21岁，初中，均在同善公社竹林大队插队
斗时人，男，21岁，斗陆人，男，19岁，均在古城公社胡村、队插队
我有足够的理由，高度怀疑他们中多数具有诸如兄妹，兄弟、姐弟和姐妹等血缘关系。
其一，因为名字有联系；
其二，在知青名单中姓名前后比邻；
其三，又在同一个大队插队；
其四，客观上，当时有很多家庭都是兄弟姐妹一起上山下乡的；
其五，对于远离父母，奔赴举目无亲山区的这些城市孩子，将兄弟，姐妹，姐弟，兄妹，安排在一个点，聊以相互照应，也合乎人情，顺理成章。我相信善良、淳朴、憨厚的垣曲人民是会如此安排的，如此的顺水人情不会不送。
我不知道我所认识和熟知的北京知青们，是属于像侯隽，邢燕子、董家耕、金训华等风云人物那样，热血沸腾，豪情万丈，咬破手指，写了血书，高举红旗、胸戴红花的激进者，还是属于被迫无奈者，抑或是随大流者？在那个敏感的年代，不能探究，也不敢探究。
1973年，福建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主席，直谏下乡知青们的艰难困苦，反映知青下乡中的诸多问题。据说，那封来自底层的令人酸楚不已的信终于上达天听，让毛泽东主席莫名惊诧，热泪盈眶。显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扭曲现状，与老人家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可谓是南辕北辙。老人家居然亲笔复信，并附300元钱通过邮局寄给李庆霖。“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简明扼要的复信，当时的我们都能倒背如流。
我上高二时，学校还大张旗鼓郑重其事地学习过李庆霖的信。相信这封信促成国务院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自1973年年底起，在农村招工人，主要面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李庆霖因而成了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传奇人物，一时间大红大紫。李庆霖人生的大起大落，全然是身不由己的。最终沦为时代的牺牲品，想来便令人唏嘘不已。我一直想问，到底是谁之过？
最近不断有朋友发来 “知青是因为什么回城的，很多很多的知青是不知道的”微信。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邓贤的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就披露了知青大返城的内幕和全过程，诸如百人卧轨，千人绝食，万人下跪等细节。可以说，是云南知青用舍命的绝食，为中国知青铺就了回乡的坦途；是西双版纳的知青用血红的鲜血为知青撞开回城的大门。
当时党和国家的政策是：留在农村的知青可以回城，但有两条具体政策的限制：已婚知青不能回城，另外国家安排过的，上过6大中专（水利，农业，林业，师范，卫生，机械等）的，无论是安排你在地方公社，乡里的农配站，还是县城的农机厂，或是某某山乡小学，只要国家给你一份工作，给你工资，算是国家给你解决了，你就不能回来了。
我终于明白，那么多大龄知青迟迟不结婚的原因。
在那场现在评说存在着是是非非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究竟是悲剧，还是闹剧?事实是牺牲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
在电视肥皂剧里作为煽情的情节段落，在知青的聚会中作为怀旧的下酒小菜，早晚有一天会沦为“大话”或“戏说”。
有位叫做晏山平的知青说：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不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而是对生产力的逆动。
在科技生产力方面：它釜底抽薪，中断了我国对科技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使得后来的科技人才断代。在我国开展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美国正在实施登月的高科技计划。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把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又拉开了一大截。
在工业生产力方面：工业萎缩，招工停止，技术的传承后继无人，更谈不上发展。
在农业生产力方面：知青下乡没有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工具，知青所到之处还是在以当地传统的方式耕作。知青的到来只不过是增加了农业人口，而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是农业人口的减少不是增加。”
我清晰地记得，那年月，我利用业余时间去母校复习时，文汇报刊登了知青作家郑义的小说《枫》，班里的同学也都看疯了。
《枫》还拍成了电影。在这部电影结尾处，一轮红日西沉了，一同下坠的，还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个女孩的声音问父亲："他们是英雄吗?是烈士吗?"父亲用沉重的语气回答--"不是，他们是历史……"
《枫》的原著小说作者郑义也是北京知青，一九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曾经在山西太行山插队五年，当过四年的煤矿工人，高考制度恢复后，考入人才济济的晋中师专，是晋军崛起的主力。
无论如何，上山下乡造就了一批知青作家。
但知青作家叶辛却说，出现了知青作家群，出了几个全国有名的知青作家，但是在我们这代人中几乎没有出优秀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为什么?作家在生活当中有了感受，对我们中华语言有了领悟，找到了适合个性的表达方式，就可以成为作家。但是优秀的科学家不同，自然科学的很多东西必须要循序渐进。从这样一个意义来说，这是一段蹉跎岁月。
正如知青作家邓贤所说，知青，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名词，需要有心人善良去抚摸，才能够感受到它的温度。但是，谁还有这样的耐心与诚意呢？愤青，成为了知青的别名，甚至被如今新一代的某些实用主义青年戏为傻子，一个带有讽刺贬斥意味的昵称，已然沦为和傻一起相提并论了。就像“插队”一词，早已经被如今流行的“插足”所戏谑置换一样，不免令人五味杂陈。知青，只是成为了一个老得快要掉了牙的故事，成为一段残缺不全的、过了时、跑了调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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