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林徽因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林徽因辞世60周年，冥冥之中又一个命定的巧合，一如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狼烟突起，恰恰也在这一天，林徽因和梁思成在五台山发现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唐代佛光寺大殿，这也是他们一生古建筑考察中最伟大的一次发现。的确，林徽因与这场战争之间有着非常深刻的关联，这场战争可以看作她人生的分水岭。此前的林徽因，总体而言生活相对富足平静。然而，战争将她的生活拦腰折断。
五台山外早已烽火连天，五台山中的林徽因、梁思成却一无所知，还沉浸在建筑史上重大发现的喜悦中，并立即将这一重大发现报告山西省政府和国家文物保护委员会，计划来年开展更大规模的保护研究工作。等到夫妇俩终于从一张过期的报纸上得知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消息，战争已爆发一周，连回北平的路都断了。他们历尽周折回到北平，但北平很快沦陷，不久他们收到一份日本军部的请柬，邀请梁思成加入“东亚共荣协会”。离开北平已刻不容缓，夫妇俩草草收拾行装，带着年幼的儿女和林徽因年迈的母亲，仓皇上路，亡命西南。
古建考察中的林徽因
战火中的辗转迁徙，不仅劳顿艰辛，而且时时面临死亡的威胁。在长沙，空袭警报声中，夫妇两人本能地一人抓起一个孩子，拉起老妈奔出屋外，就这一刹那，寄居的房屋在他们身后中弹倒塌，林徽因抱着孩子被重重地摔到地上。一家人从废墟中爬起，准备逃往防空洞，这时又一个炸弹从头顶上方落下，林徽因想，这下逃不掉了，那就一家人死在一起吧。但这后一颗炸弹竟然没有爆炸，死神大度地与他们擦肩而过。
死亡的威胁不仅来自空中，也来自地上。去往昆明路上，常找不到任何交通工具，一家人不得不在土匪横行、野兽出没的湘黔边界荒山野岭中徒步穿行。在贵州偏僻的小县城晃县，她突发肺炎高烧不已，命悬一线。更糟糕的是，夜幕降临，风雨滂沱，一家人在黑暗和泥泞的道路上挣扎。就在此时，奇迹般传来一阵悠扬的小提琴声，循着暗夜里的琴声他们找到了八个空军航校学员的住宿地。小伙子们大方地腾出一小块地方让林徽因一家容身。林徽因整整躺了两个星期才继续上路。从此林徽因一家和这八个年轻人结下深厚的情谊。到达昆明之后，他们经常来往。这八个青年人的父母都在沦陷区，林徽因夫妇成了他们的代家长，还出席他们的毕业典礼。但不久，这八个热血青年先后为国捐躯，遗物被陆续寄给林梁夫妇，每一次收到遗物林徽因都悲痛不已。更让她悲痛欲绝是她亲爱的弟弟林恒也血洒长空，年仅25岁。
除了死亡阴影，战争带来的另一个不能承受之重便是物质极端的贫乏。昆明时期他们已经捉襟见肘，不得不放下手里的研究工作，浪费宝贵时间给人设计住宅、兼职钟点英文补习课，挣点可怜的小钱。
1941年11月为了躲避轰炸，梁思成、林徽因迁往四川李庄，从此开始了生命中最为艰难的5年时光。如果说昆明时期在物质上还只是捉襟见肘，那么，李庄时期基本就是温饱线以下。林徽因常常一整天像一个缝穷妇那样“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内衣和袜子……”儿子脚上穿着草鞋，女儿要走很远的泥泞路去上学，“中午老是吃不饱。”林徽因原本病弱的身体终于到了承受的极限。她病入膏肓，几乎终日卧床。战争结束她到重庆看病，闺密费慰梅介绍的美国名医断定她的肺和肾都已严重感染，最多只能活5年。战争严重摧毁了她的健康，这是她后来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
林徽因卧病四川李庄
颠沛流离、病痛、贫困，甚至死亡的威胁，对林徽因而言，似乎都能承受，她所最不能承受的是思想与精神生活的贫困。李庄时期，一天中几乎所有的时间精力都要用来应付柴米油盐。这样的生活在林徽因看来只是活着。早年在给胡适的信中她就曾表达过唯恐“做妻生仔的过一世”的身份焦虑。这一焦虑在她生活中一直如影随形，在李庄的艰难困厄中更加严重。1942年傅斯年为梁氏兄弟的困境致信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求助，信中有对林徽因才学的一句赞誉。林徽因读信几近崩溃，复信傅斯年，“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正是这样焦虑促使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在李庄病榻上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这部扛鼎之作的宋辽金部分，编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翻译整理国外资料、创作诗篇。甚至一头扎进汉代史料，计划用英文写作《汉武帝传》。还阅读了大量中英文的文学书籍……这一切固然可以解释为艰难时世中一个知识分子自觉的使命意识，家国关切，但林徽因身为女性特有的身份焦虑也是不容忽视的动力。
当我们将林徽因看作20世纪的一道美丽风景、一个浪漫传奇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回过头看看战乱中的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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