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全部需要证明的真命题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用纯逻辑的方式证明的，另一类是必须基于经验事实证明的。但是以下情况是可以协调一致的，即一个句子属于第一类，但是没有感官活动它就绝不能被人类精神所意识。因此，这种划分不是根据心理发生方式，而是根据最完善的证明方式。当我现在考虑算术判断属于这两类中的哪一类时，我必须首先研究，仅凭只依据超越所有特殊事物之上的思维规律的推理，在算术中可以进行到什么程度。（摘自弗雷格《概念文字》）
弗雷格是一位德国哲学家，在他的有生之年里，其著作并未得到人们的注意。但在二十世纪，他因为其在逻辑和数理哲学方面的理论而一跃成为该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这种称作“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哲学（即首先对产生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思想的语言进行分析）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弗雷格。在逻辑学领域内，他所创造的“定量”逻辑学是继亚里斯多德以来在该学科中最为伟大的创举，并且完全取代了亚式“三段论”逻辑学在大学课程中的位置。
弗雷格对于现代哲学和逻辑学的贡献始于他抛弃了亚里斯多德将句子从根本上划分为主语和谓语形式的那种做法。根据经典三段论的分析，像“苏格拉底是智慧的”这样的句子能被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即该句子的主语--“苏格拉底”；第二部分是所描述的主语的属性，即“是智慧的”。这种两千年来被人们所接受的学识同时也导致了一些众所周知的棘手的哲学难题，尤其是涉及到实体的概念和全称及特称的本体论状态等方面。
弗雷格通过在一种由函数(function)和自变元(argument)构成的数学模型上对句子进行分析而将上述难题一扫而空。在他看来，句子“苏格拉底是智慧的”中包含了这样一个函数：‘（）是智慧的’，而‘苏格拉底’则占据了该函数中自变元的位置；换句话说，自变元‘苏格拉底’填入到‘（）是智慧的’这个函数表达式当中。这种观点完全借自数学，像‘2+3’这样的句子能够以将自变元‘2’和‘3’填入到函数‘（）+（）’当中的形式进行分析。
这使得弗雷格能够在语言哲学中开辟一些意义更加深远的疆域。因为函数表达式或自变元都不能单独表达任何意义，仅在它们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表述时才能进行表达，接着就是弗雷格的“语境原则（context principle）”-- 一个词语的意义仅在句子的语境下才能获得，通过推论该词语在整个表述的意义（sense）中的作用（“意义的语意合成性”the compositionality of meaning）。这种组合性的论点即为弗雷格对于语言哲学最为不朽的遗赠。
通过宣称意义（meaning）根本上是句子的一种属性，并且是词语的衍生之物，弗雷格能够将一个表述的意义（sense）和所指(reference)区分开来。所以存在着句子所表述的和客体所提及的思想和由句子本身所表达的思想。例如，清楚的是“commander in chief”和“president”提到的是同一个人。但是这两种表述表达的是不同的看法。成为“commander in chief”和成为“president”不相同。
意义（sense）和所指(reference)的区别成为很多现代关于意义（meaning）的理论的核心议题。在试图揭示语言与现实如何联系的哲学议题当中它处于核心地位。根据弗雷格的看法，因为一个表述的意义（sense）决定了它所指向的客体，所以对于一些哲学家而言在我们所说的语言和现实存在之间似乎确实存在着一些本质性的关联。这种理念为伯特兰-罗素和早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论（logical atomism，后期维特根斯坦抛弃了该理论）提供了素材，并且继续在众多重要的当代哲学议题中大放异彩。
译注：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戈特洛布·弗雷格（德语：Friedrich Ludwig Gottlob Frege，1848年11月8日－1925年7月26日），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是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奠基人。弗雷格的工作没有在有生之年得到广泛的赞誉，但是受到伯特兰·罗素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的称赞，认为他注定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二战后他的工作才在英语世界广为人知，部分原因是一些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移居到了美国——例如卡尔纳普，塔尔斯基，和哥德尔——那些了解尊敬弗雷格工作并将他的主要著作翻译成英文的人。弗雷格的工作对分析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维特根斯坦忆弗雷格：
“我写信给弗雷格，对他的理论提出一些反对意见，然后急切地等待他的回音。令我特别高兴的是，他写信来让我去见他。当我到他家时，我看到一排小学生帽子并听到孩子们在花园里玩耍的喧闹声。后来我听说，弗雷格的婚姻生活很不幸--他的几个孩子早逝，不久他的夫人也去世了，他收养了一个孩子，我相信，对这个孩子，他是个慈爱的父亲。
我被领到他的书房。弗雷格身材不高，很匀称，长着蓬松的络腮胡子。他谈话时在屋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他彻底驳倒了我，我感到十分沮丧。但是最后他说：‘你一定再来。’因此我又高兴起来。
自那以后我与他又讨论了几次。除了逻辑和数学，弗雷格是什么也不会去谈的。如果我开始谈起另外一个题目，他就会彬彬有礼地谈上几句，然后又回到逻辑和数学的讨论。有一次他给我看一份他的一位同事的讣告，上面说这个人从来也没有使用过一个他不知其意的词语。对于这个人受到这样的称赞，弗雷格表示惊讶。
我最后一次见到弗雷格，他到火车站送我。在等火车时我对他说：‘在你的数是对象的理论中，你从来也没有发现任何困难吗？’他回答道：‘有时我似乎看到困难--但是随后我就又看不到了’。”（摘自王路《弗雷格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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