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文
中山大学教授
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
摘要：《孟子》首章的主题是义利之辨，旨在“格君心之非”，这是孟子对于国君进行的道德劝谕。《孟子》6·2的主题是做大丈夫，旨在“志于道”，这是孟子对于士人进行的道德劝谕。无论国君还是士人，做人都是永远在路上的大事。在位者要有责任伦理，有德者要有信念伦理，这表明孟子对于国君、士人进行的道德劝谕具有发人深省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
关键词：《孟子》；义利之辨；做大丈夫；道德劝谕
道义与利益既相冲突、又相和谐，由此构成的义利之辨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利益面前，我们怎么恪守道义？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做到既心安理得、又能在物质上有所追求？面对这个两难的问题，我们可以多方面找答案、多渠道找经验。从《孟子》首章以及《滕文公下篇》第2章看，孟子的义利观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前者是孟子从义利之辨的角度对于国君进行道德劝谕，后者是孟子从做大丈夫的角度对于士人进行道德劝谕。借助这两章，我们希望展示义利之辨与做大丈夫在孟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内涵，两者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一、义利之辨与“格君心之非”
《孟子》首章说：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1·1）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这与现代汉语没有太大的差异。后面一句话是：“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在梁惠王的口里，这个利到底是哪个层面的利呢？是讲物质利益，还是讲“有利于”呢？我们稍后再解读。
孟子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接着从三个方面讲了一味谈利益会出现的情况：“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王与国相对应，大夫与家相对应，士庶人与身相对应。这三类人都只问对于自己有利益的东西，必然出现的情形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上上下下争相夺利，国家就危险了。然后，孟子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乘之国是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杀国君的一定是有一千辆兵车的公卿；千乘之国是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杀国君的一定是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
我们这里看到万、千、百的关系。孟子马上接下一句话：“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天子下面有公卿，诸侯下面有大夫，天子给了公卿10%的利益，诸侯给了大夫10%的利益，这已经很多了。对于下一级的公卿、大夫来说，得到10%的利益，满不满足呢？假设不满足，将会出现的情况就是“不夺不餍”。所谓不满足，就是只把利益放在前面，而把道义放在后面，这就是“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你有一万块钱，我拿了你一千块，但你还有九千块，我不把你那九千块全部夺光，我就不会停止掠夺你的行径。这就叫“不夺不餍”。以上是孟子对于先讲利益、后讲道义，甚至只讲利益、不讲道义所做的批判。
假设我们“亦有仁义而已矣”，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孟子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些讲仁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些讲义的人会怠慢他的国君。“亲”与“君”这两个概念特别重要。以前人们讲天、地、君、亲、师。天、地是比较抽象的。师，因为当时教育不发达，也可有可无。但是，君与亲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生活在国家中，国家有它的象征，最具体化的象征就是国君。亲，更不用说了。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父母那里来的。没有父母，怎么会有你？你不爱你的父母，你还是一个人吗？所以，在孟子看来，你只要讲仁义，那肯定会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国家。
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国家，这是不是一种利呢？假设我们不只是把得到一块土地、得到一个官位作为利益，而是把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国家以及家庭和睦、国泰民安作为一种利益，那么，在这两者之间，哪一个利益更重要？一块土地、一个官位这个利益重要，还是家庭和睦、国泰民安这些利益更重要呢？《孟子》1·1的结语说：“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里对于义利之辨进行了总结。
孟子到底什么时候见的梁惠王？历史学者经常探讨这个问题，但很多人的观点并不一样。这里只列一种观点，就是《史记》的观点。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7）说：孟子见梁惠王，发生在公元前335年。关于这个时间，我们稍微做一点小文章。因为《孟子》1·1的第9个字是“叟”，这个字的意思是老头子。孟子哪一年生，哪一年死的？一般认为，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公元前335年，他38岁。古人算年龄，不是按实际年龄，而是按虚龄算的。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但将38岁称为老头子，也是不太恰当的。然而，司马迁的观点对于后人阅读《孟子》产生了很大影响。按照司马迁的观点，公元前335年，当时只有38岁的孟子见到了梁惠王，并与梁惠王进行了一次对话。这次对话被记载在《孟子》中，而且作为《孟子》全书的首章，显然是有深意的。
公元前335年，对于梁惠王是一个很关键的年头。梁惠王当了五十多年的诸侯，时间很长。这五十多年又是以公元前335年作为分界线：从公元前369年到公元前335年，属于前一个阶段；从公元前335年到公元前319年，属于后一个阶段。我们把这些时间概念结合在一块，那么，公元前335年既是孟子见梁惠王的时间，更是梁惠王在他的执政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分水岭。这就意味着：孟子对梁惠王讲了什么，在当时的历史当中是有价值的。把这个故事记载下来，再把它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它就会有象征意义。因为它发生在梁惠王执政期间具有转折意义的那一个年头，所以孟子对他讲义利之辨，这个故事会被后面的读者不断理解、放大。我们把《孟子》1·1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义利之辨，就是为了让它的意义慢慢释放出来。
孟子见到梁惠王，梁惠王问：“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这个“利”字怎么解释？朱熹（1130-1200）认为梁惠王问的是富国强兵之利。一个诸侯看到博学多才的学者到自己的国家来了，向他请教一下如何富国强兵起来，这好像很正常。同样，梁惠王问孟子：你有什么好方法让我们国家富强起来？按照平常心来理解，梁惠王的提问也很正常。
这里要对“利”字做简单的解释。利，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货财之利，一是安吉之利。货财之利，就是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物。安吉之利，就是有利于身心健康，有利于家庭和睦，有利于国泰民安。货财之利、安吉之利是我们立足日常生活对于“利”所做的理解。如果从哲学角度看，这个“利”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利益，一是理念利益。从政治学角度看，物质利益属于利益政治，理念利益属于原则政治。所谓物质利益，是讲收益多寡、财富多少、权力多大。所谓理念利益，是讲你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你有什么样的信仰。这是物质利益与理念利益的区别。
针对梁惠王的提问，孟子的回应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你何必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孟子一下子把问题从梁惠王说的“利”转到了“仁义”。假设梁惠王问的是富国强兵，那么，孟子就没有接他的话题，而是转到了仁义。仁义与利是什么关系？一旦慢慢推进义利之辨，就要讲到“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很多事情是办不成的（《论语》13·3）。在治国理政方面，以功利为名，还是以仁义为名，这是两条不同的路线，是霸道与王道的区分。以功利为名，是霸道；以仁义为名，是王道。梁惠王的提问明显是想搞霸道，孟子要以王道把他的霸道顶回去。所以，不管梁惠王问的是富国强兵之利还是其他利益，孟子都会直截了当地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朱熹对于“仁”“义”这两个字做过很深刻的解释。他说：仁者，跟我们的心、爱有关；义者，跟我们的心、事有关。原话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朱熹这样解释，仁义就有了哲学的意义。更关键的是，朱熹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孟子》这一章的大纲。
《史记》第74卷是《孟子荀卿列传》，把孟子、荀子写在同一个列传。司马迁特别提到他为什么要写《孟子荀卿列传》，就是为了“绝惠王利端”。心里刚刚萌芽出来的东西叫作“端”。在司马迁看来，孟子之所以对梁惠王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就是为了把梁惠王以富国强兵为名、而行兼并掠夺之实这类贪婪的念头消灭掉，这就叫“绝惠王利端”。从这可以看出，梁惠王想搞霸道，而孟子是以王道反击霸道。孟子作为一个思想家，就是想刹那间消灭掉梁惠王灵魂深处的私念，这就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接着提到“王曰”“大夫曰”“士庶人曰”。在王、大夫、士庶人这三个阶层当中，最重要的是王。对于“何以利吾国”这句话，司马迁特别有感受。他说：我读《孟子》，读到“何以利吾国”，马上就想把书放下来，然后发出深深的感叹。感叹什么呢？他说：利益这个东西，真是所有祸害的开端。孔子“罕言利”，很少谈到利，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杜绝贪婪的欲望。孔子又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一味地让利益、欲望在我们的生活中横行霸道，肯定会产生很多祸害。司马迁总结说：从天子到一般人，贪图利益的毛病真是不得了，竟然毫无差别！司马迁读《孟子》，读到“何以利吾国”，就觉得下面的都不用看了。他到底看了多少个字？我们统计《孟子》首章，不计标点符号，只有152个字。司马迁读到《孟子》首章的第42-46个字，就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这是司马迁读《孟子》的感受。
清代广东三大家之一的陈澧（1810-1882）说，《史记》三次提到《孟子》首章。最重要的一次是《孟子荀卿列传》的开头“太史公曰”那一段。讲完后，司马迁才讲孟子是邹国人。这么写列传，是不是改变了体例吗？在陈澧看来，司马迁认为《孟子》首章是“七篇之大义”，所以要把它揭示出来。朱熹做《孟子集注》，也把司马迁这句话收了进去。另外两次是在《魏世家》《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史记》三次提到《孟子》首章，“可谓三致意者”，等于敬了三次礼，表明这一章特别重要。
朱熹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孟子》首章的基本思想。黄宗羲（1610-1695）写《孟子师说》，则认为整个《孟子》七篇都以“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作为头脑，《孟子》七篇的头脑就在这里。黄宗羲为什么对这两句话的评价如此之高？“仁”“义”面对的对象是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国家，“七篇以此为头脑”就是以仁义作为头脑。如果舍弃自己的父母，舍弃自己的国家，你就不是一个讲仁的人，不是一个讲义的人。仁义与家国的关系十分密切。有了仁义，我们的家国就能健康、和谐、稳定地存在与发展。家国健康、稳定、和谐地发展前进，这是最大的利益。梁惠王想多得到一块土地，多占有一些老百姓，那只是小利益。整个家庭和睦，整个国泰民安，整个世界太平，这才是普天之下最大的利益。所以，孟子认为“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而黄宗羲的评价特别高。
依据《孟子》首章，孟子的义利观有三大要点：第一大要点是义以为上，意思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是讲原则；第二大要点是先义后利，意思是绝对不能“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这是讲次序；第三大要点是义利双成，意思是“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这是讲目的。讲原则，就要义以为上，把道义作为最高原则。讲次序，就要把道义放在第一位，把利益放在第二位。讲目的，并不是因为讲道义，就要完全排斥利益，而是要在生活当中最终实现道德与利益的统一。我们的幸福生活，既要能够实现道义，又要能让物质利益得以充分实现。孟子义利观的三大要点揭示了义利之辨的基本脉络，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的义利之辨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4·16）与道义有关的是君子，与利益有关的是小人，义与利是对立的。1181年，陆九渊（1139-1193）以此为题，在江西白鹿洞书院做过一次讲座。当时没有速记员，更没有录音、录像，所以陆九渊传世下来的讲义只有一小段文字。陆九渊说：人有什么样的志向，就习惯做什么样的事，这个过程就是“喻”。君子把道义作为自己的志向，所以在生活习惯上经常关注有关道义的东西，叫作“君子喻于义”。小人时时刻刻想的都是利益，所以在生活习惯上经常打着小算盘，不停地算计别人，叫作“小人喻于利”。有什么样的志向，就有什么样的习惯，进而就有什么样的后果，这就是志、习、喻的关系。
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讲座，现场反应极好。朱熹说：人们听了陆九渊的讲座，“莫不悚然动心”。陆九渊讲义利之辨，那些前来听讲座的人听得毛骨悚然、心惊胆战。这是朱熹的评价之一。朱熹说：像陆九渊讲得那么好，我是做不到的。他回想起当时的情形，说“至有流涕者”，很多人的眼泪禁不住扑簌簌地流。朱熹说：我也深深感动了。虽然春二月天气微冷，我还是拿出扇子，不断地扇我流下的汗。陆九渊为什么讲得好？就是因为他把义利讲得相当分明，这对于当时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是极大的批判。那时的知识分子怎么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考上科举，就是为了当七品芝麻官；一旦当上，又想当六品；当了六品想当五品，当了五品想当四品……从年少到年老，从头到脚，都是为了升官发财、发财升官。像这样的一生，有什么意思？假设读书人读了很多经典，而一生只是为了当官，为了发财，那他心里还有没有宇宙，有没有百姓？这样的志向，难道不值得狠狠批判吗？这是朱熹的评价之二。
“孟子见梁惠王”这一章的主旨是“格君心之非”。《孟子》7·20的白话文翻译为：“小人不值得谴责，他们的政治不值得非议。只有大德之人才能纠正君主不正确的思想。君主仁，没有人不仁；君主义，没有人不义；君主正，没有人不正。一旦君主端正，国家就安定了。”原文是：“人不足与適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是知识分子，梁惠王是诸侯。《孟子》首章讲孟子见梁惠王，孟子对于统治者提出义利之辨的道德劝谕，要把诸侯心里那些不好的思想删除得干干净净，涉及知识分子与统治者的关系。假如统治者不能按照这一要求去做，像孟子这类知识分子该怎么办呢？所以，下面要转到人文知识分子如何做大丈夫。
文章来源：《广西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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