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永明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
“杏坛”是传说中孔子聚徒讲学的地方，随着孔子影响的扩大，它逐渐成为教育圣地的代名词，杏坛建筑随之建立，“杏坛讲学”因而成为了孔子伟大事业的重要标志。也因为如此， “杏坛”之“杏”究竟为何“杏”自然受到了细节性的拷问。
早在 1995 年彭林教授就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了《杏坛考》一文，正确指出“杏坛”之“杏”不是银杏树，而是水果杏树。遗憾的是，文学界、文艺界人士完全不理会这一学术考证成果，凭着“高大上”的理念来对之作出判断，将之认定为“银杏”树，并通过文学、戏剧、绘画、音乐，甚至所谓“科普”等形式，对之作了铺天盖地的宣传，积非成是，几成定论。十分遗憾的是，大量与孔子有关的传记类、国学类作品，为了抢畅销书的市场，失去了学术应有的严谨性。这些书很多直接采纳了《孔子传》中的杏坛命名传说，差别仅在于，有的著作在遣词造句上作了 一些更动，有的则是全文照录。
而我国有关银杏综合研究的重要科学论著之一《中国银杏志》也在第一章概述中，对银杏的文化价值作了如下介绍:“在一些著作中，银杏树常被看作儒家的象征。据说孔子很喜欢在银杏树下阅读和教授弟子，后人将他教诲弟子的地方称为'杏坛’”。
在世界各地的孔庙中，不仅中国孔庙内植有银杏，韩国成均馆大学及地方学校孔庙内也是如此。成均馆大学内大成殿明伦堂前有两棵近千年的银杏树，是成均馆悠久历史的见证以及儒家思想的象征，成均馆大学的校徽标志也是一枚银杏叶，可见银杏对该校的意义。1998年，成均馆大学建校六百周年，韩国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其中就有银杏树，有人对此作了如下介绍:“邮票背景为金黄的银杏树，体现了孔子杏坛讲学的意境。”韩国一直被视为传统文化保持得比较完好的国度，它对银杏的重视，也为我们国内理解杏坛问题，带来了一些具有偏差的暗示。
伴随传统文化振兴的步伐，有关孔子生平思想的方方面面开始被重新加以挖掘阐释，“杏坛”一词也以高频率姿态出现。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杏坛的相关知识乃至图片，也进入到中小学教材之中，老师传授的和学生所接受的，都是“杏坛”之“杏”为“银杏”的信息。
职此之故，本文将围绕“杏坛”继续做一些考辨工作，权作彭先生的续貂之议。
(一) “杏坛”出自《庄子》寓言，汉唐学者不传其说
先秦儒家文献，如《论语》《孟子》《荀子》《礼记》等从未见提到“杏坛”一词，道家文献《庄 子》中有《渔父》一篇，开篇说:“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云云。由此而有“杏坛”一词。但《庄子》之书多为“寓言”性质，不可尽信。正 如清儒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所说:
今夫子庙庭中有坛，石刻曰“杏坛”。《阙里志》:“杏坛在殿前，夫子旧居。”非也。“杏坛”之名出自《庄子》。…… 司马彪云: “缁帷，黑林名也。杏坛，泽中高处也。”庄子书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渔父不必有其人，杏坛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苇间，依陂旁渚之地，不在鲁国之中也明矣。今之“杏坛”，乃宋乾兴间四十五代 孙道辅增修祖庙，移大殿于后，因以讲堂旧基甃石为坛，环植以杏，取“杏坛”之名名之耳。
依顾炎武意见，所谓“杏坛”应是庄子的虚构，并非实有其地。顾炎武是清代以治学严谨著称的考据学大家，所论自有根据。
其实，汉唐学者最多只是把“杏坛”当作一个文献典故，并没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实际。《史记》中有《孔子世家》，又有《仲尼弟子列传》，绝口不言曾有“杏林”之事。汉人可称得上尊儒重道，《汉书》《后汉书》中也不曾言及有此名胜古迹。特别是《后汉书·明帝纪》曾记载: 汉明帝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这是唐以前史书所记皇帝亲临孔子讲堂之事，也绝不涉“杏坛”二字。
随着后世吟诗作文用典习惯的兴起，自南朝开始，“杏坛”一词渐渐作为文章典故征引。如谢灵运《山居赋》中的“杏坛、柰园”，徐陵《广州刺史欧阳危页德政碑》中的“得性于橘洲之间， 披书于杏坛之上”等。唐宋以后，用典对偶之风更盛，“杏坛”也屡屡出现于学林诗文中。文豪们往往喜欢将“杏坛”与“槐市”作对，或将“杏坛”与“桃源”作对，如黄滔《谢试官》中的“槐市三千、杏坛七十”，欧阳修《早赴府学释奠》中的“雾中槐市暗，日出杏坛明”等。中国现存最早的类书之一《北堂书钞》，及随后的《白孔六贴》，都纷纷将“杏坛弟子读书”“杏坛鼓琴”“杏坛讲论”等掌故列入事类中，成为文人墨客作文的典故用语。
然而直到宋初，学者只是把“杏坛”当作文章典故，并不认为曾有“杏林”胜迹，如宋代无名氏所著《群书会元截江网》说:“嗟夫! 木铎音微，杏坛迹灭，圣人吾不得而见矣，犹幸其有孔氏之六经乎?”所谓“杏坛迹灭”，不过是作为一个典故引用，并非原有其胜迹而此时湮灭了。
(二) “杏坛”始建于宋代，于金章宗承安二年正式定名
稽考历史，杏坛初修于北宋真宗年间。孔道辅(985—1039) 主其事。《宋史·孔道辅传》称:“孔道辅，字原鲁，初名延鲁。孔子四十五代孙也。……上言庙制卑陋，请加修崇，诏可。”孔道辅二十五岁进士及第，为宁州军事推官。后迁大理寺丞，知仙源县。仙源是曲阜在宋代的县称。孔道辅上奏宋真宗，称孔庙卑陋，应改建使之宏伟壮观。真宗允准，并命孔道辅主其事。孔道辅乃大扩孔庙，增广殿庭廊庑三百六十间。“移大殿于后。讲堂旧基不欲毁折，因甃为坛，环植以杏”。这显然是取《庄子·渔夫》篇的“杏坛”之意。不过当时也并未明确叫“杏坛”。到南宋时，曲阜为金朝占据，金朝学士党怀英于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立“杏坛”二字碑于亭内。至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工部请修孔庙，兖州府通判许际可以杏坛狭小，廓而新之。所谓“杏坛”，于宋金之时所确立，其修之始，犹我们今日所说的“假古董”，传承至今八百余年，人们不仅当作真古董，甚至以为是孔子之时就有的，实则大谬不然。
(一) 宋初“杏坛”所植之杏非银杏
孔道辅之时，虽有银杏之树，尚无银杏之名(详见后论) 。而且银杏树原为南方树种，此时尚未被移植于北方曲阜之地。孔道辅于孔庙中所种植乃为水果杏树无疑。这可以从下面的材料中得到有力证明。
自孔道辅改建孔庙，增设“杏坛”之后，无论是孔氏家族人，还是慕名前来瞻仰的学者名人，他们笔下的杏坛风光，全部是杏花飘香之状。如明代学者孔承庆《题杏坛》云:“独有杏坛春意早，年年花发旧时红。”孔公璜《祖庭述事》云: “遗迹尚留坛杏在，春深红雨落花浓。”李杰《庙陵诗》云: “文庙地灵松柏古，讲坛春暖杏花香。”罗玉《谒孔庙》云: “杏坛春雨花犹媚，洙泗 源头仍有声。”杨时秀《谒孔庙》云:“桧根万古开元化，坛杏数株依旧芳。”郑大同《恭谒圣庙》云“空坛想见杏花色，古壁如闻丝竹声。”后来的清代乾隆皇帝莅临曲阜孔庙，也留下了御笔《杏坛》诗: “重来又值灿开时，几树东风簇绛枝。岂是人间凡卉比，文明终古共春熙。”我们知道，银杏树生长较慢，寿命极长。在自然条件下，银杏从栽种到结果要二十多年，四十年后才能大量结果，因此又有人把它称作“公孙树”，有“公种而孙得食”之义。银杏树最大的看点是叶，其花不显，如文献所称“二月开花，成簇，青白色，二更开，旋即卸落，人罕见之。”( 《钦定授时通考》卷六十四《银杏》)而水果杏树最大的看点才是花。除此之外，从传世的几幅孔子杏坛礼乐图上，也可以看到杏坛之上盛开的杏花。
由上述可见，曲阜孔庙中的“杏坛”，其杏为水果杏树。这个问题，在清朝乃至民国以前， 本无任何争议。
(二) 宋初始有“银杏”之名
宋代以前，并无“银杏”树之名。银杏树古称“檘”，《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上林赋》有“华枫檘栌”之语，其中“檘”即指银杏树。“檘”字音“平”，故又写作“枰”。故《汉书·司马相如列传》转录《上林赋》时写为“华枫枰栌”。“檘”或“枰”可能由于其读音的缘故， 又称“平仲木”。裴骃《史记索引》:“檘，平仲木也。亦云火槖木。一云玉精，食其子，得为神仙也。”晋左思《吴都赋》有“平仲桾櫏”之句，注引刘成曰:“平仲之木，实白如银。”初唐沈佺期《夜宿七盘岭》诗云: “芳春平仲绿，清夜子规啼。”所称之“平仲”即是银杏树。
由于银杏树叶形状像鸭蹼，所以宋以前人们把银杏树称为“鸭脚子”。入宋以后，此称仍很普遍。如宋彭汝砺《鄱阳集》卷九:“鸭脚东林畔，慈亲手自栽。”张商英诗“鸭脚半熟色犹青，纱囊驰寄江陵城。”(载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后集》卷七) 晁补之《鸡肋集》巻二十宋“龙兴寺里青云干，后土祠中白雪葩，五百年间城郭改，空留鸭脚伴琼花”等。
鸭脚树改称银杏树，大约是在北宋仁宗朝时，李时珍《本草纲目》说:“北人称为白果，南人称为灵眼。宋初始入贡，改名'银杏’。”之所以改称“银杏”，一是因为其树果核似杏仁而白; 二是因为它作为皇宫贡品，需要有一个高雅而祥瑞的名字。有文献可考的是，它大概出现于欧阳修的时代或略早。在那个时代的文人诗作唱和中，已经可以看到，“银杏”与“鸭脚”同时出现了。如欧阳修《文忠集》卷七《和圣俞李侯家鸭脚子》:“鸭脚生江南，名实未相浮。绛嚢因入贡，银杏贵中州。”同书卷五《梅圣俞寄银杏》:“鹅毛赠千里，所重以其人。鸭脚虽百个，得之诚可珍。”诗篇名亦见“银杏”之称。梅尧臣所和诗《依韵酬永叔示余银杏诗》: “去年我何有，鸭脚赠远人，人将比鹅毛，贵多不贵珍。”诗篇名亦用“银杏”之称。稍晚一点的张舜民，生卒年不 详，他是陈师道之姊夫，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 进士，他有诗句说: “何人栽银杏，青条数尺间。”(载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后集》卷七) 杨万里《诚斋集》卷十四《银杏》诗: “深灰浅火略相遭，小苦微甘韵最高。未必鸡头如鸭脚，不妨银杏伴金桃。”这时“银杏”之名开始慢慢普及了。
(三) 宋初银杏树始由南方移植北方
银杏果核(白果)在宋初比较名贵，北方贵族人家把它当作佐茶上品，宋黄庭坚《山谷外集》卷四《寄题安福李令先春阁》诗称:“安得携手嬉，烹茶煨鸭脚。”直到明代，南方的白果仍很 名贵，王鏊有诗称:“江南鸭脚少登盘，价贵殊方为到难。终与木奴风味别，点茶聊称腐儒酸。”(《震泽集》卷四)
银杏树为南方树种，北方原无此树。大约在北宋仁宗之时，银杏开始尝试由南方向北方移植。《诗话总龟》称:“京师旧无鸭脚，驸马都尉李文和自南方来，移植于私第，因而著子。自后稍稍蕃多，不复以南方为贵。”“文和”二字应是“和文”。“和文”是驸马都尉李遵朂的谥号。李遵朂，生年不详，其夫人为宋太宗第八女卫国大长公主(978—1051)，宋真宗最小的妹妹，大中祥符年间出嫁，真宗赐宅第。《宋史·李遵朂传》称李遵朂“所居第，园池冠京城。嗜奇石，募人载送，有自千里至者。构堂引水，环以佳木。”银杏树是其移植树种之一。李遵朂卒于宋仁宗景祐三年，这也就是说，银杏树移植于其宅第，乃在公元 1008 年至公元 1036 年之间。欧阳修《文忠集》卷七《和圣俞李侯家鸭脚子》自注云:“京师无鸭脚树，驸马都尉李和文自南方移植其地。”黄震《黄氏日抄》卷六十一也说: 欧阳修“自注云:'京师无鸭脚，李驸马自南方移植。’盖银杏名鸭脚，中原所无也。”直到明代徐维起《徐氏笔精》卷五《鸭脚子》还强调:“鸭脚子，即银杏也。……此果北地不能种。今人又呼为'白果’，其叶颇似鸭脚。”
在李遵朂之后，移植银杏树也只是先从皇帝苑囿开始的。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一《杂记木果异事》称: “元丰间( 1078—1085) ，禁中有果名鸭脚子者，四大树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岁收实至数斛，而托地阴翳，无可临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楼之东，得地显旷，可以就赏而未尝着一实。裕陵( 宋神宗) 尝指而加叹，以谓事有不能适人意者如此，戒圃者善视之而已。明年，一木遂花而得实数斛。裕陵大悦，命宴太清以赏之。”这里所记便是银杏树移植在皇帝苑 囿的事情。
有了上述考证，我们便可知道，至少在宋仁宗之前，中国北方包括曲阜之地，尚无银杏树 种。而上文所言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985—1039)在孔庙所种之杏决非银杏可知也。
◎《孔子研究》2017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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