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参考自郑旭旭《从术至道：近现代日本武术发展轨迹》
先放一张照片：
可能很多人都认出了中间的孙中山先生，没错，这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全国铁路督办，在日本和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合影。左三即支持中国革命最为热烈者宫崎滔天，不过他并不是这张合影里最有名的日本人，最有名的日本人是孙中山右边第二位的小个子。
这个小个子，提起他的本名，还只有本领域的国人才知道，但提起他的“艺名”，可以说，在中国无人不晓。
1978年10月邓小平先生，访问日本期间，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在我国各地热映，一时间万人空巷。剧中主人公姿三四郎的原型就是图中的小个子，嘉纳治五郎早期的学生西乡四郎。剧中柔道老师矢野正五郎的原型就是嘉纳治五郎。电视剧由黑泽明的同名电影改编而成，脚本作者是富田长雄，他是嘉纳治五郎的早期学生，四大天王之一富田常次郎的儿子。所以《姿三四郎》基本是一部半传记片，西乡四郎以短小的身材使用名为山岚的摔法，屡次将身高体大的对手摔得毫无招架之力，在奠定讲道馆柔道技术权威的警视厅的大比武中，为讲道馆柔道的发展立下了头功。
黑泽明版姿三四郎续集，这一集讲姿三四郎对拳击、空手道
山岚，一种从站立式开始的摔法，这种摔法是抓住对方的领子或用手臂穿到对方上臂后将对手头部向自己的身体前下方拉，用自己背部贴到对方的身体前面，类似中国跤的大背包，迫使对手以头部为圆心身体为半径向前摔出，摔法之势如疾风从山顶刮到山下，锐不可当，称为山岚。因为西乡个子小，不用下蹲就可以整个人潜入对方的身前，并用自己的背部，贴在对方的胸腹前面。
被称为“西乡四郎之前没有山岚，西乡四郎之后没有山岚。”
表现西乡四郎山岚绝技的雕塑
根据嘉纳治五郎的回忆录记载，讲道馆成名不久，来了两个美国人，是一对兄弟，慕名而来学习柔道，要求先与讲道馆的人比试一下，哥哥是大个子，身高180厘米，体重80公斤以上，讲道馆的小个子西乡四郎应战，身高仅152厘米的西乡没给对手任何机会，将对手玩弄于掌中，多次将大个子美国哥哥摔得腾空而起，轻松的制服对手，一时讲道馆名声大振，入门者倍增。西乡四郎似乎在印证嘉纳治五郎以柔克刚，以小胜大的柔道技术理想。
西乡经常与嘉纳治五郎一起研究投技的细节，因为对手是活的，摔倒对方的技法也需要根据对方的变化而变化，而西乡四郎则是善于把握这种变化的天才，所以他能以152厘米的身高，用自己研究的山岚摔法称雄一时。
在中国武术的传说中经常有“绝招”之说，其实从人体的动作而言，并没有绝招，一个动作是否有效，看是谁用在谁的身上，西乡四郎的山岚在他身上，就是绝招，而别人用起来，就未必有效，这就也许就是讲道馆在西乡四郎照片旁所题“西乡四郎之前没有山岚，西乡四郎之后没有山岚”的意义所在吧。
这位柔道的天才不满足于柔道的“小技”，他希望成为驰骋亚洲大陆的英雄，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充满了同情和兴趣，他后来成为《大阪新闻》（日报）的记者，来中国报道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大阪新闻》的主办者是孙中山的朋友，铃木天眼，宫崎滔天。据有关记载，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时，武昌城内唯一的日本人就是西乡四郎，清朝统治被推翻之后，孙中山先生专程来往前往日本，感谢日本友人，与铃木天眼，宫崎滔天等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合影时，西乡四郎，就位于中山先生的右侧，这张照片也放置在讲道馆100周年的画册之中。
青年时代西乡四郎的英姿
明治23年（1890），25岁的西乡四郎突然给外游中的恩师嘉纳留下了一纸《支那渡航意见书》的长文，离开了讲道馆。嘉纳治五郎因此将西乡西郎逐出师门，但是当他后来英年早逝时，嘉纳对爱徒痛惜不已，追授他为讲道馆柔道六段，并在授段证书中题词：“讲道馆柔道创始之初，助我研究，其投技之奥妙，数万弟子之中，技艺无人出其右。”一直到嘉纳治五郎生命最后的1938年，他还曾经对一位学生说，“讲道馆草创之时，在研究技术方面，西乡四郎与我花费苦心，共创一块天地，此后再也没有像他那样有天赋的弟子了。”
之后的大约10年间，西乡四郎一直行踪模糊。一些历史研究家根据仅有的资料和蛛丝马迹，推断西乡成为了“大陆浪人”的一员，曾先后辗转去过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和台湾。1900年，西乡四郎再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时的他，罹患风湿等病症，已不见当年的壮士风姿。两年后，他在同乡兼好友铃木天眼创办的长崎《东洋日出新闻》担任责任编辑等职。1911年，西乡作为长崎《东洋日出新闻》的特派记者从长崎坐船经上海到达武汉，进入革命军和清政府军对阵的前线观战。并发回了如下报道：
午饭后由同氏（小山田剑南）带路出门观战。停车场附近的支那市街由于廿七八日的激战，皆罹患战火，非常惨烈。走过此处，来到铁路（战线区域），则尸骸累累，其悲怆惨淡的光景，非小生拙笔所能尽述。此处的尸体皆是革命军的。再往前行，来到北军（清政府军）的阵地，停车场右侧丘陵（剑南氏草庵前）树荫下排列着野炮6门，正在向大别山和支那新市街的南军（革命军）发射榴散弹雨，看到3名别着红十字徽章的德国人在繁忙地指挥。炮烟蒙蒙，炮声隆隆，犹如百雷齐落。步兵、骑兵以停车场的建筑作为中心，左右来回奔跑，其壮快气势，实在无可名状。
这是作为记者身份的西乡四郎由武汉发回日本的以《武汉观战通信》为题，刊载于《东洋日出新闻》1911年11月7日的一段报道文字。西乡在武汉一共停留了约50天，期间他发自战地的《武汉观战通信》在《东洋日出新闻》被连载，共计16次，约2万字。
通读西乡发表的16篇通信，西乡对中国革命军一直以来深怀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他在一次通信中甚至这样写到：“其意气昂然乃具冲天之气概，如此应该可以达成兴汉灭满的目的。想到此，不由自主地摆正姿势，以示敬意”（《东洋日出新闻》1911年11月20日《武汉观战通信》）。而最有趣的，此时指挥革命军的，是西乡四郎老师嘉纳治五郎学校的另一位学生，黄兴……
讲道馆的中国学员中，最著名者是无疑是文豪鲁迅。
在嘉纳治五郎的自传《我的生涯与柔道》中记载，”最早接受中国留学生时，只是少部分，后来张之洞等不断的送学生来，我建了一个大房子，将私塾改为学院，自己也搬到那里去，并于1903年（明治36年）3月在院内开设了讲道馆柔道分场。并让在学院学习日语的中国学生练习柔道，清朝的学生中也有几人达到了初段水平。“
鲁迅入讲道馆学习的誓约书签名
鲁迅在柔道界可以说有很高的辈份，但水平如何？有说法称他已经熟练掌握了中拂、内服、站力摔、诱摔、擒拿技等多种技法，是当时33人中的佼佼者。其子周海婴曾经说过，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练习柔道，是在日本最早接受柔道训练的中国学生之一，说他经常穿着白色的柔道服和同伴在柔道馆里摔打。不过，这显然只能是周海婴听别人所说，至于是谁讲给他听的，已经不可考。
鲁迅是否达到了“初段”水平，很难确认，主要是鲁迅自己对这段柔道经历从未提及，甚至在后来与中国武术人论战，被对方说自己“不懂武术”时也未提及。鲁迅是1902年4月入弘文学院，到1904年4月结业。鲁迅有很多日本朋友，在他写的文章中提到过的日本友人有内山完造，有解剖学的老师藤野先生，却没有宏文学院的嘉纳治五郎。
鲁迅为何对校长和馆长没有感情，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嘉纳治五郎的尊孔，而鲁迅作为五四一代的领袖，对孔子非常反感。
嘉纳治五郎７９岁着柔道服留影
鲁迅回忆说，“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去行礼吧，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的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吗？一直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的感觉的，我想绝不止我一人。”
但讲道馆一直以鲁迅曾学习讲道馆柔道为荣，除鲁迅之外，学习讲道馆柔道的名人还有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孙中山、鲁迅、姿三四郎的故事，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中国的一个侧影，关于孙中山对武术的态度，我们写过一篇文章：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孙中山更看重国术对提振民族士气，强国强种的作用：
无论是武道技，还是武士道，都对日本的日俄战争等一系列胜利帮助很大，可以说是日本明治成功的重要力量，但也后来被军国主义所利用，成为将日本推向万劫不复的力量之一。这两方面，都是既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又值得我们警醒的。
而鲁迅，虽然属于柔道界的前辈，但对国术却持批判的态度，主要是反感国术的神秘糟粕文化（嘉纳在对古柔术的整理中也曾经大量去除类似的内容），曾经与人论战，反对“打拳”。在讲道馆学习的他，见到嘉纳对柔道的整理，更加感到国术界的混乱吧。他与孙中山谁对？应该说是一件事物的两面，应该讲孙中山是“取其精华”，而鲁迅则是“弃其糟粕”吧。
换句话说，放在今天，无论是反对中国传统武术的糟粕，还是致力于中国武术的改良，传承，都不能说是错的，真正错的，是无脑的，不分青红皂白的进行吹与黑。
就像鲁迅和嘉纳治五郎在“尊孔”问题上的矛盾，鲁迅这一代，经历“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关头，觉得非将中国旧文化打破，接受现代文明，重新与世界接轨不可。而嘉纳这一代日本人，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成功，日俄战争的胜利，打破旧文化，与世界融合的任务已经完成，更加感到要找回和守住自己民族文化根基的重要，才能使自己的民族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族——哪怕这个文化是来自于中国的。
在我们今天，学习，赶超西方的目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基本达成，我们是否也应该有嘉纳那样的眼光和心胸，重新完成包括中国武术在内的中国文化的重新整理，和复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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