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越的客观条件和难得的历史机遇是李世民成功的前提，但他个人的品质显得更为重要。当我们重新审视唐太宗的一生时，不得不为他的卓越才能所折服。广纳贤才，虚心纳谏和善于以史为鉴是李世民成功的秘诀。在这些方面，他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
任何历史人物的成功都是多重因素作用之结果。历史的发展趋势，个人的卓越品质以及某些偶然的因素都是成就事业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李世民也不例外。
隋末唐初人们那种经历动荡之后渴望统一、渴望安定的强烈要求为李世民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李世民自身的一些非凡品质，则帮助他把握住了这种机遇并创造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
诚然，李世民的武功首先是得益于优越的客观条件。在隋末群雄中，数李世民父子的势力最为强大。关陇集团的广泛的社会联系，使他们得到了各地士庶地主的拥护。他们所统治的关中、晋阳、河东以及巴蜀地区，人力、物力和财力都较为充足，这就使他们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后方。这些客观因素为李世民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但它们并不能构成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获胜的充分条件，更不能解释“贞观之治”的出现，因此我们必须到李世民的主观世界中寻找原因。
李世民有许多可贵的品质，他胸怀大志、行事果断、勇往直前，但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礼贤下士、虚心纳谏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卓越品质，使李世民能够在群雄并起的时代背景下脱颖而出并成就一番伟业。这就是李世民成功的奥秘。
早在身为秦王的时候，李世民就很注意网罗人才，晋阳起兵前，他已经结交了不少英豪人物。当时亡命晋阳的长孙顺德和刘弘基都受到了李世民的优礼相待。他们在协助李世民募兵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晋阳令刘文静也和李世民过从甚密，并最终成了李世民身边的重要谋士。
李世民不仅广结文才，而且十分注意收罗武将，因为他深知在战争中一位所向无敌的勇士将意味着什么。平定薛仁杲之后，李世民对薛氏的旧将翟长孙、宗罗瞧等人非但不与歧视，反而仍然让他们统率旧部，予以重用。后来，秦叔宝脱离王世充归唐，李世民也以礼相待并任命他为马军总管。秦叔宝感念知遇之恩，在讨伐刘武周的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刘武周手下大将尉迟敬德曾多次打败唐军，投降后也受到重用，被任命为右一府统军。大胆使用降将是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取得辉煌胜利的因素之一。
统一战争结束以后，李氏兄弟间的皇位争夺已不可避免。李世民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设立“文学馆”以接纳四方名士。房玄龄、杜如晦、孔颖达等著名的“十八学士”齐集馆中，构成了李世民的幕僚群。他们在李世民夺得皇位和开创“贞观之治”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取得帝位之后，李世民的纳贤之心有增无减。他重用东宫僚属之举就很说明问题。太子建成手下也有一群忠心耿耿的文臣武将。建成被杀后，李世民并没有降罪于他们，而是大胆地加以信任和提拔。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起用魏征了。魏征原为太子洗马，对建成忠心不二。玄武门之变后他也没有向李世民表示屈服。李世民看中他这一点，对魏征倍加器重。后来，魏征每每能在关键时刻直言进谏，对李世民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了广开才路，李世民还制定了“士庶并举、官民同申”的选才方案，他一方面用了魏晋以来的恩荫制，注意选用庶族地主中有识之士，同时扩大和完备科举制度，让更多有才干的庶族地主进入仕途。另外，太宗还把眼光转向民间，从布衣之中发现人才。
中郎将常何的门客马周因替常何草拟奏折，辞理俱佳而被太宗发现，世民随即宣旨召见，交谈之后即授官门下省，后又累升其至中书令。一个素未谋面的落魄文人，只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便可以飞黄腾达。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太宗李世民在用人上的气魄。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太宗对完善科举制度的贡献。自魏晋以来，中国的科举制度一直是所谓的“九品中正制”，世家大族控制政治权力。隋朝创立科举制，用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唐太宗继位以后重开科举，并使其规范化、制度化。他扩大进士科，注意考察应试者的实际能力，对后世科举制的兴盛起了推动作用。
科举制为庶族地主和有真才实学之士提供了进身之阶，也为唐王朝吸纳了大批人才。正如时人赵假诗中所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如果说“纳贤”使李世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员储备，那么“任贤”则是他将这些储备转化为现实价值的契机，二者缺一不可。历史上的“贤人”并不少见，但如果遇不上有道明君，对“贤人”置之不用或“用非其才”，“贤人”再多也无济于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任贤”比“纳贤”更为重要。楚汉相争中，刘邦善用能臣而得天下，项羽嫉贤妒能，不听范增之言而兵败就是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李世民不仅能够广揽贤才，而且很会用人，这一点使他获益匪浅。《旧唐书·萧珞传》记载了太宗的一句名言：“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这里的“驱驾英才”就是他用人的生动写照。归纳起来，太宗用人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用人不疑，不信谗言。对于手下的文臣武将，不论是自己的亲信还是昔日仇敌的部属他都一视同仁，放手使用。除前面提到的魏征外，降将尉迟敬德也是个很好的例子。尉迟敬德降后不久便有两个部将叛逃了。有人怀疑敬德必反，将他囚禁起来。李世民闻讯后立即下令把他放了，并亲自以好言相慰，使敬德深为感动，誓死图报。
李世民十分厌恶那种进谗言的小人之举。他深知“近君子必远小人，近小人必远君子”的道理。贞观十七年，萧珞进谗诬陷房玄龄结党营私，受到了太宗的严厉喝斥。贞观三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毁谤房玄龄、杜如晦无能。太宗知道他是在无事生非，因而毫不客气地将他流放到岭外去了。
扬长避短，各得其所是太宗用人的第二个特点。“用非其才”无疑是对人才的浪费。“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道出了才子贾谊的的千古悲哀。唐太宗在用人之长上也很值得称道。房玄龄、杜如晦明达政事，多谋善断，太宗就用他们为相。二人相辅相承，共掌朝政，为实现“贞观之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魏征为人刚正，敢讲真话，太宗任命他为谏议大夫。结果，魏征屡屡直言进谏，纠正太宗的错误，使他一生没有犯大的过失。
知人善任充分调动了大臣们的积极性，使他们的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贞观一朝，大臣们几乎都尽心竭力地辅佐太宗，房玄龄甚至在病危之际还作表谏上远征。在那个君主专制的时代，君臣的关系能如此密切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太宗用人的第三个特点是在标准上从严要求，务求“德才兼备”。李世民爱才，但爱而不滥，对人才的要求很高。因为他深知用人不当很可能会给自己的王朝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他对大臣总的要求就是德才兼备，如果不能达到这一标准就尽可能不用或慎用。
贞观一代，太宗始终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去衡量人才，选拔人才。他重用的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马周等都是才行俱佳的人，而那些有才无德或有德无才的人则得不到重用。杨恭仁为官清廉、谦虚谨慎，唐高祖时曾一度以资历遥授宰相。太宗见他才学不显就把他贬到外省为官。许敬宗才华不在马周之下，但品质一般，因此尽管资历很深，却一辈子没有受到重用。
如果说纳贤与任贤是李世民成功的秘诀之一，那么虚心纳谏则是成功的秘诀之二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一切重大事务都需由皇帝裁决，但个人的认识能力和决策能力毕竟有限，只有那些能够虚心听取臣下意见的皇帝才会少犯错误。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这个道理。但“忠言逆耳”，做到虚己纳谏并不容易。因此，能否求谏、纳谏便成为决定帝王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因刚愎自用、不听臣下之言而败亡的皇帝比比皆是。商纣王、周厉王、隋炀帝都可归于此类。反之，因从谏如流而使国家昌盛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唐太宗在这方面就是一位佼佼者，他那种虚怀若谷、尽心从谏的精神一直被历代史家传为美谈。
太宗纳谏，由来已久。他在被立为太子时就曾下令百官“上封事”，即提出关于治理国家的建议。即位之后，他更加重视臣下意见。为了鼓励大臣们进谏，他上朝时总是尽量做得和颜悦色、态度恳切。他还多次要求大臣们“极言规谏”，表示即使惹怒自己也不加治罪。对那些敢讲真话的人，太宗还会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司法官员孙伏伽只因阻谏处死一个不该死的犯人，就得到了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因进谏得到赏赐的在太宗朝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李世民
由于李世民的积极倡导，进谏之风盛行一时。上至宰相，下至小吏，甚至宫廷嫔妃，都有人敢于直言进谏，从而形成了一种历史上罕见的开明局面。
有从谏如流的皇帝，就必然有冒死直谏的忠臣，贞观一代，谏臣济济，其中首推魏征。历史把李世民和魏征安排到一起，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但他们君臣二人的故事确实是中国政治史上多彩的一页。
唐太宗重用魏征就是看中了他刚直不阿的性格。继位之初，他经常把魏征召入内廷问以得失。魏征在短短的几年中，就提出二百多条意见。在彼此相处的十几年间，魏征始终是无话不讲，以直谏著称，而太宗在大部分时候也是言听计从。据说有一次太宗为了听魏征奏事，竟然把藏在怀里的爱鸟都闷死了。然而，正所谓伴君如伴虎，一个尽人皆知的事例就是李世民不满魏征屡次当面顶撞自己，在一次罢朝之后发誓要杀了他，好在深明大义的长孙皇后及时劝阻，才使太宗皇帝回心转意。魏征去世时，李世民十分悲痛地留下那句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已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隋唐嘉语》）。”
李世民之所以如此器重魏征，是因为魏征的直谏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但在我们看来，如果不是李世民那种超凡的度量，恐怕魏征也不会出现了，或者即便出现了也存在不多久。明君与谏臣之间就是这样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聪明的李世民自然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当然，李世民纳谏是带有一种理性主义的功利色彩的。换句话说，他纳谏就是为了自己江山的稳固。他在长期的政治军事生涯中深刻体会到了个人认识的局限性，深知作为帝王，如果固执己见，护短拒谏，就有做亡国之君的危险。因此，他希望依靠臣下，集思广益，以弥补自己认识上的不足。
事实上，李世民的虚心纳谏也确实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如果不是有一群大臣在时刻提醒他，谁也不知道他会多犯多少错误，“贞观之治”还会不会出现也就很成问题了。在李世民的“文治”生涯中，每每当他接近错误的边缘时，大臣们的直言便会将他拯救出来。而当晚年的骄傲思想使他越来越听不进忠谏之言以至于谏诤之风日趋衰落时，他的政治生命也就走向下坡路了。
无论如何，李世民都是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皇帝，这一点他当之无愧。也正是这一点，使贞观一朝的君臣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真诚和融洽。李世民和他的大臣们同心同德，似同鱼水，形成了一个廉洁高效的工作群体，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正确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贞观之治”得益于此！太宗的成功也得益于此。
李世民不仅善于通过纳谏从他人那里获得经验，而且善于从历史中总结教训。这种“以史为鉴”的忧患意识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三。
李世民崛起于隋末战乱中，他亲眼目睹了一个统一王朝是怎样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由盛转衰并归于灭亡的。这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也许是隋末农民起义在规模和影响上超过了前代的任何起义，李世民比任何一位帝王都更加注意总结前朝败亡的教训。他特别重视《隋书》的修撰，任命魏征为主编。他还经常与臣下探讨隋朝灭亡的原因，魏征等人入木三分的应答使他深受启发。正是由于深知隋朝灭亡的原因，李世民才会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并始终坚持任贤与纳谏的原则。他的优点几乎与隋炀帝的缺点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可见他是在有意反其道而行之。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唐·李贺
基于这种深刻的忧患意识，李世民形成了自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思想。所谓“以古为镜”就是吸取历史上封建王朝治乱兴亡的教训，为自己治理天下提供参照。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视历史经验的帝王之一，他特别喜欢读史、议史，并善于从中寻找治理天下的经验。理政之暇，他经常同大臣们一起研读经史，或者独自一人秉烛夜读，细心体会历史中的玄妙。
为了借鉴历代帝王的佳言懿行，李世民曾指示魏征、虞世南、肖德吉等人删编《百代帝王所以兴衰者》节本，并自称从中获益匪浅。
“览前王之得失”是李世民“以古为镜”的核心内容。他想大治天下，做一个有道明君，就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历代帝王。在以汉文为师，以秦隋为诫，辩两晋之得失，考前朝之兴亡的基础上，他形成了“重人事，轻天命”的现实主义历史观和强调“克己寡欲”的君道观。这无疑为他开创“贞观之治”的局面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理论支持。“以史为鉴”的价值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在李世民的影响和支持下，唐代的官修史书盛极一时。后世公认的二十四部正史中，修于贞观时期的竟达八部之多。它们是《齐北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此外，唐代的国史实录也在贞观时期迅速发展起来。史学的繁荣意味着智慧的积累，意味着文化的昌盛。纵观贞观朝如此繁荣的史学，我们对李世民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成功的因素都不外乎特定的历史背景与个人品质的结合。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道理。凡人之所以不能企及帝王的成就，是因为他们不具备那样的主客观条件。这样看来，所谓成功的秘诀也就谈不上什么秘诀了。不过，就李世民个人的成功而言，也确实有许多令人惊诧的地方。因为他的功绩实在过于显赫，形象实在过于完美。他完全可以作为古代帝王的一个典范。这恐怕只能归于历史的某些偶然性了。（唐.赵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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