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郭隗对国君和士人的关系就作了极其深刻的论述，同时也定下了一条千古不变的“知识分子政策”，影响了数千年来中国士人的性格和命运。郭隗为了使燕国复兴，他对燕昭王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战国策·燕策》）意思是说，国君要想称帝，就要把士人当做老师；如果想称王，就要把士人当做朋友；如果只是打算称霸，那就把士人当做臣下；但如果把士人当做仆役，那就要亡国了。从此以后，中国的士人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就是当帝王师，作圣人相。
说句实在话，写书的人直到今天还在写曾国藩，那么，曾国藩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学者兼“圣相”的典型，是一位福禄寿禧都占全了的人，又是一位建功立业的晚清名臣。
那么，今天为什么会对曾国藩表现出如此大的热情呢？从前几年的《曾国藩家书》热，到现在的《曾国藩》热，一直“热情”不衰，难道人们忘记了他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元凶了吗？
要了解“曾国藩热”，还得从传统中国人的做人理想说起。
一般说来，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妙之极矣！
只做了官，还不够高雅；如果能够成为贤人甚至圣人，那就更加完美了。古人历来对于先贤圣哲有一种神秘的敬畏感，认为他们不仅是天道的代言人，还是神明的象征，因而一般人尊重贤圣，读书人尤其如此，他们最大的愿望大概不是当皇帝，而是成为“帝之师”。
其实，名、利往往是粘结在一起的，所以，在图得官位、名誉的同时，往往就有了实利，像孔圣人那样一生穷困潦倒、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情形毕竟是个别的，而中了状元、做了大官、发了大财的情形才是普遍的。所以，中国人往往把名、利看做一回事。但它们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商人赚钱，还是为传统观念所鄙视，土地主有钱，也为城里的人看不起，因此，像曾国藩那样，即是晚清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实力派，是名震中外的“圣相”，还是学术界的领袖，是“帝王师”，把官、权、名、利结合得十分完美，就成了传统的中国人的理想形象。
的确，在曾国藩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这一辈子实在没有白过，吃喝玩乐占了，叱咤风云占了，行权用势占了，建功立业也占了，可谓占尽了在一些人看来令人羡慕追求的一切好处。
历史上的曾国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争议很大而且极其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可以说集中了中国传统官僚的所有特点，也掺杂了一些文人的品格。前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其意是说如果称赞他的话，可以把他看做一位“圣相”，如果审判他的话，又可以把他看做是一位“元凶”。其实，曾国藩远比此定论要复杂得多，说他是“元凶”则可，说他是“圣相”则不太够格。只是出于简便，一般都这么评价他，这里也暂借此论来分析一下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按正统的封建理论来说，应该是出将入相，可是由于他镇压的是农民起义故而称其是由“元凶”走向“圣相”的，足可见其个性方圆的一面。
但如果历史不给他提供特殊的契机，他是不会成为闻名遐迩的曾国藩的，他也许只会像无数个封建官僚一样，默默无闻地度过他一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出现，给他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历史舞台，也给了他方圆人生的机会。
公元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起义军从广西金田村冲出，像一股滚滚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推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南方重镇江宁（南京），并改名天京，定为国都。清政府的军队可谓是望风披靡，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感到没有力量组织军队、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了，就好像东汉末年朝廷镇压黄巾起义一样，让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装，称为团练。这些武装力量由当地的官僚和地主联合组建，具体指挥权属于组建者。
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曾国藩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兵的腐败，因此，在组建队伍时，首先，他注意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决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
从几年前的《曾国藩家书》到现在的曾国藩热，人们还一直在写曾国藩。那么，曾国藩的魅力究竟何在，使人们笔不能止、言不能终？其实曾国藩的奥秘来自于他能遵循中国正统观念。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这是中国士人千百年所追求的。
曾国藩的军队与清军和其他团练武装相比，有如下明显的特点：
一、士兵均来自质朴健壮的湖南乡民，即易于训练，又勇悍善战，坚决拒收城镇油滑市民和老兵油子，以免带坏了队伍。军官则多来自他亲友中的读书人，要求肯为“卫道”、“忠君”而献身，不能急功近利，坚决杜绝清廷八旗贵族军官的争权夺利倾向。
二、把父子、兄弟以及有其他血缘关系的士兵编在同一组织内，利用宗族亲缘关系维系士兵，使士兵打仗时能相互救助，且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失败，全宗族就会遭到灭族之祸。曾国藩的这一招的确十分有效，一支国家的军队变成了宗族军队，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果然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力。曾国藩的这一创举，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
三、在组织上，曾国藩规定，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指挥权归曾国藩一人，这样既提高了组织指挥的战斗力，也为曾国藩建立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曾国藩虽然坚决反对满族人担任一般的军官，以免影响战斗力，但为取得满族人的信任，他特别推荐了满族人塔齐布为湘军大将，荐举多隆阿为湖北将军，在一切准备完成后，曾国藩这支湘军开始开出湖南省，准备同太平军作战了。
1854年（咸丰四年）5月，曾国藩率湘军出战，在岳州与太平军相触，没想到一战即溃。曾国藩共有湘军一万，水、陆军各五千，其他人等共一万五千多人。岳州一战，水师被彻底击垮，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可能是从未尝到失败的滋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便投水自杀，幸亏被手下士兵所救，才自杀未遂。曾国藩羞愤交加，下大力气整顿湘军，过了三个月，再战岳州，于6月份攻陷，同年10月，曾国藩督战，经过激烈的争夺，又攻下了武汉。曾国藩这时总算报了岳州失败之仇，情绪高涨起来，叫嚣道：“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1855年（咸丰五年），曾国藩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军开始认真对付曾国藩了，派石达开为统帅，大举向西增援。石达开是一位智勇双全的统帅，他设计把曾国藩的水师诱入鄱阳湖，再堵住湖口，打败了敌军，焚烧了战船。曾国藩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水军又一次化为泡影，连自己的座船都被烧掉了，自己只身逃走，更是羞愤交加，再次投水而死。这次投水幸亏被部下拉住，免受了入水之惊。曾国藩两次投水，未得其死，也许仅仅是做做样子，并未真的想死，只是为了收拢人心而已。
石达开打败了曾国藩这支在当时看来生气勃勃的军队，太平军又打败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事上威震全国，大有夺取全国之势。可就在此时，太平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著名将领先后被杀，两万多精锐死于内乱，石达开又带十万精兵出走。太平天国军从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走向了军事上下坡路。
此时，曾国藩趁机再夺武汉，并在与陈秀成激战后夺取了安庆。1861年（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有了更大的指挥权，派三路军马进攻：李鸿章自己率淮军由上海进攻苏南，曾国藩率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由于太平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大下降，所以连吃败仗。再加上英国“常胜军”的支持，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连续失陷。四年后，洪秀全在绝望中死去。
曾国藩的湘军入天京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以致“秦淮河尸首如麻”。湘军见物即抢，“子女玉帛悉数尽归湘军”。曾国藩完成了他的率湘军攻灭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元凶”使命，由于他善于玩弄权术，又一步步地登上“圣相”的位置。
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军的12年历程中，自然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失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忠心耿耿，还是屡遭疑忌。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说：“如果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盛产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清廷恐慌，又请他出山，并委他兵部尚书头衔，有了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权，认为满人无能，就重用汉人，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1862年（咸丰十二年），曾国藩被授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权力，巡抚提督以下均须听命，不久又赐以太子太保头衔，兼协办大学士。自此以后，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曾国藩用激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取得了大权，在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很多太平军的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一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即不想退出财物，也不能退出财物，在进京之后，忙做了四件事：
一、因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
二、因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4万湘军；
三、因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
四、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反而显示出了他的恭谨态度，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清廷又赏以太子太保头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相传。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
据说，当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进京面圣，北京万人攒动，他们皆想一睹这位盖世功臣的风采，许多精通相术之人更是不会错过为这位湘军统帅相面的机会。可是，令人失望的是曾国藩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糟老头，令相术之人不解的是曾国藩本应是奸臣短命之相，为何会有这等荣耀的命运？
不管传说是真是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金陵攻克后，朝廷确实对曾国藩有了防范之心，倘若曾国藩没改变自己的性格，仍按照以前的方法办事，会落个年羹尧一样的命运。
曾国藩是一位复杂而且具备多元影响的人物。对他褒奖的人把他捧得比天还高；贬乏他的人又把他看得一文不值、不足称道。曾国藩一生历尽周折，最终走出湘江大地，成为中兴名臣。他得心应手地驾驭着各种权力，深藏不露，随机应变，最终取得了成功。他的成功取决于性格上的刚柔并济，所以毛泽东称他是“办事兼传教之人。”
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鲁莽无知，向朝廷合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能在陆地，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熟练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船。船炮不齐，决不出征。正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其实，朝廷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以湖南乡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绿营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这也是过去常有的事，决非要他充当主力，独立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重任。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处处以四省合防为词，声言“事势所在之职，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看你的奏章，你简直以为自己已承担了数省军务，试问你的才能可承担此任吗？平时矜诩自夸，认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你的，但大事当前，如果你言行一致还好，倘若畏首畏尾，岂不让天下人笑话！”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因而，咸丰皇帝再次催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我知道自己才智浅薄，只有忠心耿耿，万死不辞，但是否能够成功，却毫无把握。皇上责备我，我实在无地自容，但我深知此时出兵，毫无取胜之可能，与其失败犯欺君之罪，不如现在具实陈述，宁可承受畏首畏尾的罪名。”并进一步倾诉说：“我对军事不太娴熟，既不能在家乡服丧守孝，使读书人笑话；又以狂言大话办事，让天下人见笑，我还有何脸面立于天地之间呢！每天深夜，想起这些，痛哭不已。我恳请皇上垂鉴，体怜我进退两难的处境，诫臣以敬慎，不要再责成我出兵。我一定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也不敢稍有退缩。”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接到吴的信函后决定赴援，只是由于王鑫誓报江西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积极要求赴援湖北，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后来一接到“武昌解严，暂缓赴鄂”的谕旨，乘机取消了王鑫赴鄂之行。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皆复函拒绝，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劝发的道理。吴文镕终于被其说服，虽自度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而出。还特致书信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倚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份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可见，曾国藩在坚持不轻易出省作战的方针，虽然使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基础，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他却因此保存了湘军的力量，为湘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也为大清江山积蓄了后备力量。且不说他的做法是否正确，但是四次抗旨的勇气和强硬，是无法不让人敬佩的。
“刚”是曾国藩性格的本色，如果他一味的刚硬下去，恐怕是确如相术之人所言，在攻克金陵之后便会命丧黄泉。然而，性格是可以改变的，虽然人们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对一位勤奋读书的人来说，书里的真知灼见的确能令他时时惊醒，事事警惕。只要他持之以恒，性格无疑是可以改变的，理想性格无疑也可以锤炼而得。
如果说“方”即是“刚”，那“圆”必是“柔”。曾国藩性格中的“柔”是锤炼出来的，“柔”的性格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谓“方圆人生，刚柔兼济”。
曾国藩号涤生，涤生就是要洗涤性格中不好的东西，锤炼出理想性格。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复，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己。”曾国藩年轻时性格的确刚而倔强，几乎到了刚愎自用的地步，但他却时时在改变这一性格，他在致其弟的信中说道：“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嘱至嘱。”
曾国藩通过不断地锤炼逐渐改变了自己倔强而近于刚愎的性格，从而使他具备了刚柔并济的理想性格特征。
但我们说过，曾国藩是性格改变最大的人，其中最明显之处就是由原来的“方”而变成了后来的“圆”。自太平军起事那天，湘军在当时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攻破天京以后，曾氏兄弟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处，同时，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满清王朝的半壁江山掌握在他的手中。他还控制着赣、皖等省的厘金和几个省的协饷。当时湘军将领已有几十人位至督抚，凡曾国藩所举荐的人，或道府，或提镇，朝廷无不授予。这时的曾国藩可谓位及三公、权倾朝野，举手一投，山摇地动。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间地，曾国藩今后的政治走向如何，各方面都在为他猜测、设想、谋划。已经有统治中原两百多年历史经验的清王朝，自然不容高床之下有虎豹鼾睡，只是一时不得不容忍；不断有权贵忌妒怨尤、飞短流长，这也是意料中的事儿；更有一些忠于曾国藩和一些利禄之徒，极力怂恿曾国藩开创大举，自己称帝。何去何从，摆在曾国藩的面前，然而，此时的曾国藩已不是只知刚硬的年轻人了，几十年性格的磨炼和洗涤，曾国藩已将近于刚愎的倔强锤炼成了方圆并济的理想性格，换句话说，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没有了性格，他已具备了根据不同情况展示不同的性格的本领。他深谙历史，他熟知自己“用事太久，兵权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虑”。他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焦急，夜不能寐。他在大喜的日子里颇有隐忧。攻陷天京前后是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是自己今后命运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于是，他性格里的百炼钢转化而成绕指柔，从此曾国藩的性格开始了柔韧的旅程。他令克金陵的“首攻之臣”，统有五万嫡系部队，被清廷斥为“骤胜而骄”的老九曾国荃挂冠归里。又裁湘军十二营，同时将赴援江西的江忠源、席宝田两部一万余人和鲍超、周宽世两部两万余人均拨给沈葆桢辖制。这样，曾国荃所部仅剩几千人了。他奏请停解广东、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至金陵大营，减少自己的权利。这三条措施，正中清朝廷的下怀，使清朝廷骤减尾大不掉之忧，因而立即一一批准。在大喜的日子里，不被胜利冲昏头脑，敏锐地看到了险象，天衣无缝地消除隐忧，这正是曾国藩柔韧性格的体现。从此，曾国藩由刚猛的曾剃头，一变而为温厚宽容的圣相，位列三公，权倾当朝，得到了一个汉族官吏前所未有的名利和权势。
曾国藩成功奥秘还体现在对待朋友上，他和左宗棠的交往，不能不让人叹服。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锋芒毕露。据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二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这里曾国藩言语比较温和，既抓住了左宗棠的个性特点，又指出了彼此的矛盾，但对此不发表任何议论。而左宗棠的言语，明显过于尖刻，且盛气凌人，大有不把曾国藩放在眼里、不可一世之态。左宗棠识略过人，又好直言不讳。曾国藩第一次兵败投水未遂时，左宗棠前来探望曾国藩，见他气如游丝，责备他说国事并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何必速死，此乃不义之举。曾国藩怒目而视，不发一言。后来，曾国藩在江西端州营中闻父逝世，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第二天，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仰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如果不是曾国藩采取以德报怨的态度，用柔和的心态包容刚硬耿直的左宗棠，大清历史上的两位儒将，势必会交恶相争，影响大清江山的稳固。
特别显示出曾国藩宽柔性格的，是咸丰十年对左宗棠的举荐。当时左宗棠因性格耿介，口无遮拦，遭人弹劾，处境艰难。左宗棠来曾国藩处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曾国藩上奏说：“左宗棠刚强英明，吃苦耐劳，通晓军机。现在正需用人之际，或饬令他为湖南团防，或选拔做藩司臬司等官，让他管理地方，使能安心任事，定能感激涕零，报效朝廷，有益于时局。”曾国藩在左宗棠极其潦倒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援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从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士子，一跃而为封疆大吏，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这件事充分表现了曾国藩性格的宽柔。据说在西北大营中，一天，左宗棠与幕宾们闲谈，他问：“人家说曾左，不说左曾，这是为什么？”没等大家回答，一个少年抢着说：“曾国藩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而左宗棠的心中从来没有曾国藩，只此一点，就可以知道天下人为什么说曾左而不说左曾。”此话一出，大家非常震惊，把目光一齐投向了左宗棠。左宗棠不但没有发怒，而且来到少年面前，语调沉重地说：“先生之言是也。曾公生前，我常轻之；曾公死后，我极重之。”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曾国藩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赞成购买洋船洋炮，又派李鸿章等人“师夷人之长”，学习洋人的技制，网罗科技人才，建立枪械工业，对开矿等也有所提倡。他还注意选拔人才出国学习，在国内也注意设立学馆，培养人才。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曾国藩极为推崇程朱理学，深入研究，并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恢复人性，就是恢复天地间的“理”和“气”，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的理想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维护封建道德的。
他还特别推崇先秦时期的“内圣外王”的理论，即在思想品德上要加强修养，向圣人靠拢；在实际能力上要有王者风范，能匡时济世。的确，曾国藩确实身体力行了这一理论，算得上言行一致。
他在训诂学等方面也很有成就。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他的权位结合起来，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亲自培养了许多学生，提拔了很多士子，因而，他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时就有许多人把他吹捧成所谓的“圣相”。曾国藩还亲自实行他的理论，在未回乡组织团练以前，在京中做官就十分注意修身养性，特别是在“静”字上下功夫。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写字等，每日坚持记日记。他的这套做法，连他的老师都很器重，当朝皇帝也多有嘉评。也许正是因为他做出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才官运亨通。
曾国藩写过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也是刚柔、方圆兼济。正是这种性格使他游刃于天地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刚柔、方圆兼济的个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读书实践锤炼而得。正如他自己所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改变。”
一直以来，曾国藩就是一个争议性颇大的人物，写书的人一直在写，但奇怪的是，只要是曾国藩的书就能卖的很好。那么曾国藩的魔力何在？曾国藩的成功之处在于作为“圣相”，他挽救了清王朝，他又是学术界的领袖。著书立说甚多，他还是帝王师，真正的把官、权、名、利结合在一起，成就了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追求的理想。（唐.赵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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