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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忠解读《内外伤辨惑论》
       



人身诸气可合而为一

     《内外伤辨惑论》,突出脾胃盛衰在内伤病的发生、发展、变化中的重要地位。文中黑体字是《内外伤辨惑论》原书文字,楷体字是作者所写文字。

    曰甚哉!阴阳之证,不可不详也。

    李东垣写作的开篇第一句是:“曰甚哉!阴阳之证,不可不详也。”

    阴为内,阳为外,这句话重在强调分辨内、外之证的重要性,也即强调临床分辨内伤、外感的重要性。这是因为,东垣学说的立足点在于分辨内伤、外感,且其核心部分在内伤学说。

    李东垣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在当时外感学说占主导的中医临床学中,创立了内伤学说。后学者朱丹溪感慨:“夫假说问答,仲景之书也,而详于外感;明着性味,东垣之书也,而详于内伤。医之为书,至是始备;医之为道,至是始明。”

    清代医家吴昆在《医方考》中说:“东垣所以擅名当世者,无他长焉,知脾胃之为要尔。”这实在有点低诂了李东垣。

    遍观《内经》中所说,变化百病,其源皆由喜怒过度,饮食失节,寒温不

适,劳役所伤而然。

    《内经》中没有这样说。

    《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

    《灵枢·百病始生》中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

怒。”“喜怒不节则伤藏,藏伤则病起于阴也;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是谓三部。”

    《素问·调经论》中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

    显然,从发病角度来看,李东垣这里所强调的和《内经》所强调的是有出入的。

    李东垣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很确切地说“遍观《内经》中所说”?

    这句话是李东垣基于“内伤病”所说。

    李东垣在这里是为了强调被当时中医所忽视的内伤病才这样说的。言外之意是《内经》中所说外感病因众人皆知,《内经》中反复提到的内伤病因反而没人注意。

    这段话指出了东垣内伤学说的病因:喜怒过度、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劳役所伤。

    夫元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六者,皆饮食入

胃,谷气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

    此处的胃气是指脾胃之气,是由水谷精微经胃受纳腐熟、经脾上输于肺而布化周身内外之气。

    人身诸气,因运行部位有别,功能作用有别,又有各自不同的名称,但都受胃气充养,因此李东垣说都是“胃气之异名”。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元气。元气是先天之气,自然与后天之气胃气有别。李东垣之所以说元气、胃气“其实一也”,是基于元气也受胃气之充养。李东垣在《脾胃论·卷下》有如下一段论述:“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胃气者,谷气也 ,荣气也,运气也,生气也,清气也,卫气也,阳气也;又天气、人气、地气,乃三焦之气,分而言之则异,其实一也,不当作异名异论而观之。”

    人身诸气皆是胃气。这是李东垣内伤学说定格在脾胃学说的理论基础。

    李东垣的脾胃学说是为内伤学说服务的。

    也就是说,李东垣的脾胃学说是在构建内伤学说时自然而然产生的。

    理论上,我们可以说元气与胃气并不相同。但在临床上,治疗元气病变,是离不开治疗胃气的。

    《内经》把人身诸气分而别论,而李东垣创造性地把人身诸气合而为一。这种思路是我们在传承和发展中医过程中可供借鉴的。

    既脾胃有伤,则中气不足,中气不足,则六腑阳气皆绝于外,故《经》言五脏之气已绝于外者,是六腑之元气病也。气伤脏乃病,脏病则形乃应,是五脏六腑真气皆不足也。惟阴火独旺,上乘阳分,故荣卫失守,诸病生焉。其中变化,皆由中气不足,乃能生发耳。后有脾胃以受劳役之疾,饮食又复失节,耽病日久,事息心安,饮食太甚,病乃大作。

    这段话讨论内伤病的发病机理和发病过程。

    “中气”,即上文胃气之别称。腑为阳,脏为阴。阳化气,阴成形。在李东垣的思维中,很多时候脏腑是阴阳、形气的化身,并非有具体形质的实体。

    “阴火”是李东垣内伤学说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在中气不足基础上内生而出的一种火热邪气。后文将有进一步讨论。

    “荣卫失守”是基于讨论内伤病和外感病的区别而言。以“伤寒”为代表的外感病多是以荣卫失守起病的。

    物生谓变,物极谓化。“变化”二字,指内伤病的发病和病变过程。

    “后有”二字,明确李东垣笔下的内伤病有一个缓慢起病的过程。

    内伤病,是在中气不足的基础上,阴火内生,再加饮食不节、劳役过甚等诱因而发。

    概其外伤风寒,六淫客邪,皆有余之病,当泻不当补;饮食失节,中气不足之病,当补不当泻。举世医者,皆以饮食失节,劳役所伤,中气不足,当补之证,认作外感风寒,有余客邪之病,重泻其表,使荣卫之气外绝,其死只在旬日之间。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详辨乎?

    这段话谈内伤病的治法。在与外感病治法的对比中强调二者治法的不同。

    这里的补、泻二字,不可以理解为狭义的治法上的补与泻。

    治疗外感病,并不仅仅用泻法。同理,治疗内伤病也不仅仅用补法。李东垣在这里用补、泻二字仅仅是基于对比、基于行文的方便。

    泻,针对邪气而言;补,针对正气而言。

    外感病的发病是基于邪气外侵,治疗外感病,主要针对邪气,务在祛邪;内伤病的发病是基于正气不足,治疗内伤病,主要针对正气,务在复正。

    至于如何祛邪,如何复正,中医治法中的“八法”都可随宜而用。

    这样理解这段文字中的补与泻,就可读懂李东垣,也符合临床实际。

    在治法上,以《伤寒论》为代表的针对邪气的治疗,进一步发展出以《脾胃论》为代表的针对正气的治疗,这在中医临床学中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可惜这一点多不被后学者所重视。

    此外,十天为一旬。这段话中的“旬日”有特殊意义吗?

    李东垣所处的时代,没有解热镇痛药,也不能静脉给药,更没有ICU病房。所有病变,大部分依赖口服汤药来治疗。针对邪气的治法,主要是“汗、吐、下”三法,当时有河间学派的兴起,可再加一“清”法。汗、吐、下、清反复误治,大概一个生命也只能承受旬日左右的误治了。

    另,脾胃不足之人,误用汗、吐、下、清诸法,很快败坏脾胃,饮食不进,大便不行或泄泻,《难经》即有“人不食欲,七日而死”之说。

    李东垣应是基于临床实践写下这段文字的。

    明辨外感、内伤,不是创新说、做学问的需要,是临床的需要,是临床选择治法的需要。以临床需要为基石、经得起临床反复检验的学说,是有其长久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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