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素问·至真要大论》里，已有关于六气、脏腑病机理论的一些专论，谁内容不多，记述简要。唐代王冰注<素问》有所阐发。六气、脏腑病机之说被重视并不断完善，是在金代医家开始研究以后。这些成就丰富了《内经》的病机学说，促进了内科杂病理论的发展。
(一)六气病机学说
对六气病机进行专门研究，并加以充实发展，首推金·刘完素。他根据<内经》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整体观，十分重视五运六气对人体的影响。他认为自然界的变化与人体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研究医学必须重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他综合了<内经》人与天地相应的理论，指出在正常生理情况下不同脏腑与五运六气的配属关系，把五运六气与人体脑腑直接联系起来。同时，又应用“亢则害，承迺制”的理论，指出脏腑六气之间，都具有互相依存和互相制约的关系,因此,在临证时,应以五行生克关系来理解病理变化。他特别强调脏腑的病变不一定全是“本气兴衰”的直接结果，《原病式·卷二·寒类》:“夫六气变乱而为病者，乃相兼而同为病。”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六气互相干而病”者，尤为常见。
刘氏还结合运用“比物立象”的方法，对《素问》“病机十九条”所列病证加以解释和归类,认为疾病证候的表现虽然纷繁复杂，而其变化机理，都可用五运六气来概括。因而把病机中的心、肝、脾、肺、肾五脏疾病归纳为“五运主病”，其它病证则分别以风、热、湿、火、寒统之，另增列“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一条，而成为六气为病一类。
刘完素对六气孰者为主，六气之间是否可以转化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他认为，六气致病，以火热为多。盖六气之中，火热居其二;而病机十九条中，火热居其九，并以此为据，在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把病机十九条中六气引起的病证由二十一种扩大到八十一种，其中由火热引起的就有五十六种。同时强调六气中的风、湿、燥、寒等也可由热而生，或生热化火。这样，就从火热为病的广泛性和“六气皆能化火”两方面论证了绝大多数疾病都是由火热所致，在病机理论方面确立了以火热立论的学术主张。刘完素关于火热病机的阐述，对后世温热病的证治有很大的启示，被誉为温热学派的先导,前此无出其右者。
刘完素火热论着眼于外来的火热邪气，其后之朱震亨则侧重于体内火热的化生。朱氏与刘完素有间接师承关系，所以受其“主火论”的影响也较大。朱氏提出“阳有余,阴不足”的著名论点，对刘完素未备之处予以补充。朱氏认为，由于人体的阴精难于生长，而相火又易于妄动，乃是人体发生疾病的重要原因。这就是朱氏“阳有余，阴不足”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内科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温病学派的养阴、救津、填精等治疗法则，与他的滋阴降火的重要启示不无关系。
私淑刘完素的张从正，也重视六气,且以六气分类病证，有“风从火化,湿与燥兼”及“三消当从火断”之论。其与刘氏不同者，乃提倡治病以攻邪为主。尤娴于汗、吐、下三法。张氏以祛除病因为主要疗法的攻邪论观点，虽未免失之于偏，但若运用得当，仍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综上六气病机学术理论发展的概况，不难看出刘完素等人重视自然界对人体的影响，把运气学说运用于内科临床实践，强调脏腑病变的相互影响和六气可以相互转化，并把它们作为病证的分类纲领，从而使“六气”病机理论逐步系统化。由于他们对六气病机的倡导和 发 挥，大大充实和发展了《内经》六气病机学说内容，成为后世内科临床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对火热病机的深入研讨，指出火热病不但可以由外而来，也可自内而生，还可由其他邪气转化而成，丰富了内科火热病证治的内容，对温热病学说的形成和火热病证的治疗以很大影响。
(二)脏腑病机学说
内科杂病多采用脏腑辨证。脏腑辨证始于《内经》、《金匮》，其后《中藏经》、《千金方》和《小儿药证直诀》虽有所发展，但仍未能自成体系。使脏腑辨证趋于完善而具实际指导意义，是经过金·张元素对脏腑病机的研究整理的结果。
张元素在继承《内经》和前辈医家成就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丰富、发展了从脏腑寒热虚实以言病机辨证的学说，组成了五脏六腑十一经辨证系统。对每一脏腑，首列其性质、功能、部位等生理特征，次叙脉之病理变化，再论其虚、实、寒、热和诸种病变，并指出种种转归和预后，最后论述其治疗。其论详而有要，秩序井然，较之以往诸家，大有提高。此外，张氏还制定了《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把药物的使用直接和脏腑病机联系起来,既有利于提纲挈领地掌握药物效用，又有助于一隅三反,使药理直接与临床联系，理法方药贯为一体，对脏腑辨证的应用和辨证论治原则的贯彻，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上述脏腑病机与辨证,是泛论各脏腑,无所偏重。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逐渐从某些主要脏腑来深入探讨。如严用和说:“古人云:补肾不如补脾。余谓补脾不如补肾,肾气若壮，丹田火经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膈开能食矣”(《济生方·脾胃虚实论治》)。自金·李杲创“脾胃论”，朱震亨创“相火说”，脾肾的重要性便愈加突出。到了明代，就发展为“肾为先天之根，脾为后天之本”的说法。突出脾肾的重要性，是由内科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对脏腑病机学说的发挥而产生的。
首先是李杲创“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李氏是张元素的弟子，他在张氏脏腑病机辨证的启示下，根据自己的临证经验，别开生面，阐发《素问·太阴阳明论》“土者生万物”的理论，突出脾胃在发病中的重要性,提出脾胃内伤学说，对于内伤诸病的证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过,他侧重升补脾胃之阳,于脾胃之阴的滋养则嫌不足，后经叶天士等人补充发挥后，脾胃学说乃臻于完善。
其次是明代薛己脾肾并重的治疗思想。他说:“真精合而人生,是人亦借脾土以生。”因而薛氏在临证时，往往一日之内，既服补脾健胃之剂，以培后天;又服补肾之剂，以滋化源。如是脾肾并重，对虚损病证的辨治，颇具裨益。肾的重要作用被特别突出，是明代命门学说形成的结果。早在《难经》中就有关于肾与命门的关系及命门作用的论述，经宋而至明代，随着以命门主火，为生化之源作为基本论点的命门学说的形成，明确地把肾与命门并提，肾与命门的关系就是水与火的关系，五脏中肾的作用就变成至为重要了。明代医家如李时珍、赵献可、张景岳、李梃、虞天民等，对命门都有专门论述,然独重于肾水命火者,莫过于赵献可。赵氏把命门比喻为“真君真主”，治疗主用六味、八味，一以养肾水，一以补命火。认为只要这两方运用得宜,就能达到益脾胃而培万物的目的。这就把命门提到至关重要的位置了。赵氏之说，虽未免失之偏颇,但从临床实践看,肾命确有其重要作用。
综上可知，金元以后诸家对病机与辨证的阐述，各以不同的学术见解，从不同的方面发展了《内经》的理论。丰富了内科的学术理论和治疗手段。
中医鼻祖扁鹊，上古时期中土人士，姓秦、名缓、字越人。扁为通假字，翩翩飞舞的意思，鹊是喜鹊，合起来就是翩翩飞舞而来的喜鹊。因为扁鹊所到之处都能够给大家带来祛除病痛的快乐，所以被世人尊称为：扁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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