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九月三日，傅雷先生和夫人朱梅馥在宅院中丢下了美丽的花，遗书里留下了平实的话，告别了不美不平的人世。
父亲沈仲章是傅家常客，我从小就听熟了“傅雷”的名字。此刻我搜索儿时对傅雷伯伯的印象，想起三件事。
前两件，都与花有关。
第一件发生于我记事不久。那天父亲去傅雷伯伯家，彻夜不归。我等父亲讲床头故事哄我睡觉，等啊等，不时看钟，过了半夜还抗拒着瞌睡，好久、好久……好困、好困……
如今早忘了那晚是怎么想傅伯伯的，料想不会有好感。第二天一清早父亲回家，对我大“吹”目睹“昙花一现”。那岁数的我不识字，耳闻了这条成语，至今还没机会使用。
第二件发生时我“懂事了”，大人做什么，我常有资格插插手。有次父亲从傅雷伯伯那里拿回几盆玫瑰，搁在我家那张黑色大餐桌上，左摆右摆，选取角度为“模特”们拍“肖像”。三个孩子各司其职：哥哥姐姐扯着大毛巾作背景，变换各种色调，比较不同搭配。我的任务是拿一支小滴管，往花瓣上点“露珠”。再跟着镜头转，闭上一只眼，睁着另一只眼，用手指构成“取景框”，左瞄右瞄，“瞎”出主意。我家还有不少褪了色的彩色幻灯片，其中有几张玫瑰，吃不准是不是傅家花卉的“遗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白相”摄影还远远谈不上普及，自己家里放印彩色照片更是件稀罕事。我有时被允许钻进暗房，踮起脚来眼睛才高出桌面，看着冲洗盆里的白色相纸，一点儿一点儿泛出“形形色色”，像是“变戏法”。这会儿我使劲儿回想，从脑中的“冲洗盆”里，一点儿一点儿重新“显影”的，竟是花的姿态！那金枝玉叶我叫不出名儿，而我对拍摄花卉的最早记忆，就是父亲在傅伯伯家守了个通宵。从桌子高度推算我的大小、事件先后……会不会就是那“红颜薄命”？久仰昙花大名，却未曾幸会花颜。谷歌一查，果然！
再说第三件，与“话”有关。“话”外加了引号，因为不能断定是否傅雷伯伯亲口说的话。
那时，中学年龄的哥哥姐姐有时带回家一些翻译小说。那些民间流传的书，吸引了太多年轻人排队争看。每本书传到每个“借户”手里，顶多留三天。往往一本书到了我家，哥哥姐姐两人瓜分借期，轮班在光天化日之下拜读。我小学生过不了明路碰禁书，晚上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偷看。但凡白天某段时间，兄姐都出门，我就当着父亲的面，摘抄老外“语录”。
父亲瞥见孩子们在看巴尔扎克，料定是傅雷翻译的。随口泄露道，傅雷说中国只有一个半翻译家。“一个是谁？”我当然好奇。“他自己。”父亲答。“半个呢？”“其他所有人加起来。”
记得父亲的语气显示，他觉得傅雷先生能这么说。父亲的法语，仅次于他的英语，也曾经应用自如，二战前翻译过马伯乐的学术著作，二战时与戴望舒和马尔蒂夫人在香港“木屋”海阔天空神聊……
不清楚父亲传播“傅氏说”的那刻，晓不晓得老友夫妇已经“自绝于人民”，火化成灰，无口分辩。那阵子我家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亲朋好友不敢往来，不闻老死。但是，如果朱人秀或者别的遗嘱执行者，依《傅雷遗书》委托，归还那个“沈仲章托代修奥米加自动男手表”，父亲应该明白怎么回事。我不甚了了谁死谁活，只佩服那位养花弄草的傅伯伯，文笔这么好，口气这么大！从此“刮目相看”，可惜无缘再见。
长大以后听说，巴金评论，全中国的法语翻译一共有两个，傅雷是一个，巴金自己是半个，剩下其他所有人加起来算半个。最近又听说其他名人也有类似言辞，限于别的语种。
我想，忽略了语种这个限制范围，多半是我的记忆失误，只是傅雷这个名字，我不至于弄错。但弄不清最初这“大话”是怎么“出笼”的，父亲是听传闻还是亲闻。这些名人都是傅雷的朋友，我父亲也认识，但估计是与共同朋友偶尔一起聚会，没有像与傅雷先生那么熟。而我呢，唯恐傅雷伯伯涉嫌“自大”，几十年来“为尊者隐”。没想到，这个说法在外面有多个版本流传，不知道是谁戴了谁的冠。
其他人是否真的说过那样的话，或是套用了曾经有过的句式，一时无法核证。我倒有机会问了一位熟悉巴金的人，回答巴金低调，不会这么说，应该是他人口气。总之，都是传闻不可靠。
傅雷以“傲”闻名，不怕得罪人，把这话“栽”到他身上较难“抵赖”。但理解“夸口”得分析语境，否则容易“断章取义”。(是的，我一向认为，说话时的环境，比如对谁说、接谁的口、双方都明白的特指……也是“出口成章”的一部分。）如果是父亲直线“单传”，我反而会相信，因为父亲编不出也没必要编出这样的“大话”。如今这个“流行”说法被塞入多人之口，我无法考证源流，先假定父亲也不过是道听途说，有可能“以讹传讹”。
我忐忑许久，不知若把我的“再传”公布于众，傅雷伯伯会怎么想，我父亲会怎么想，人们又会怎么想。想来想去，就我个人而言，不觉得这“大话”伤何大雅。我欣赏季羡林先生的一段话，就是《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实在话：“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我还是把“我脑筋里的回忆”如实记下，是不是现实，甚至成不成得了现实，都在造物主把玩之中。
本文刊于10月9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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