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的鲁迅侃侃而谈：“在一种姓'大’的报的副刊上，有一位'姓张的’在'要求中国有为的青年，切勿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犯着可诟病的恶癖’……据说所谓无行，并不一定是指不规则或不道德的行为，凡一切不近人情的恶劣行为，也都包括在内……但中国文人的'恶癖’，其实并不在这些，'不近人情’的并不是'文人无行’，而是'文人无文’。”
如果说“姓'大’的报的副刊”和“姓张的”还可能让读者心存揣测的话，那么“犯着可诟病的恶癖”一句就揭晓了答案：不久前的三月九日《大晚报·辣椒与橄榄》栏目发表《恶癖》一文，把一些作家舔嘴唇、搔头发之类的癖习，都说成是“文人无行”，《恶癖》的作者，名叫张若谷，正好符合了“大报的副刊”、“姓张的”、“恶癖”这几个特征。
就“文人无文还是文人无行”这个看上去几乎算不得是辩题的辩题，鲁迅与张若谷相互叫阵各不相让，成为鲁迅去世前最后一场著名的论战。
张若谷比鲁迅要小上二十多岁，是个名符其实的小字辈。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不同，张若谷虽然也喝过洋墨水，但却并非像鲁迅等人那样东渡日本或是苏联，这个生在大上海的世家子弟在骨子里那些阳光般关不住的唯美情怀汹涌澎湃下，选择了在当时看来冷门得不能再冷的比利时鲁汶大学，接受了纯正欧洲血统的西式高等教育并迷醉于法国浪漫主义人文情怀，与那些留日留苏的同龄人有着对这世界天壤之别的认知体系。
回到上海后，他更加痴迷于霞飞路上那些尖顶的欧式建筑和西欧小说中的异国情调，因此另类的与同样西化的民国四公子之一邵洵美一样，被几乎整个上层社会痛骂腐朽和麻木，小资情调和享乐主义成了他头顶上最亮的光环。但是他却不以为然我行我素，并时常在报纸上发表充满了优美句子的情爱文字，笔下流淌出众多栩栩如生的西式爱情故事，在上海滩的靓男俊女中掀起一股西欧轻松美学的浪潮。如果说他是那个何去何从的民国文学中摸爬滚打的写实派文人们眼中的另类，倒不如说张若谷是民国众多“杜甫”中唯一的“李白”。
他爱喝咖啡，穿西装系领结，他认为领结要比领带更富有诗情画意和绅士味道，浑身上下散发着上海十里洋场中风花雪月的轻奢气息和法兰西民族的尊贵傲慢。他喝咖啡的时候只说法语，据说在一家俄国咖啡馆里，女侍只能说英语，张若谷却坚持用法语与其交流，结果点错了咖啡还多付了小费；朋友给他介绍女朋友，他不要求外貌家世，唯一的要求是“会做法国料理”。
张若谷的家里摆满了法国画家的名画，会客厅里挂着比真人还高的他在凯旋门前的照片；每天要花至少一个小时向天主祈祷；他家的唱机里传出来的是德·马肖《圣母弥撒曲》；他翻译中国作品必定是先译成法文，再从法文译为英文，而他引进的外国文学作品，一定只是法国作家的名著；除了中文的报纸，他也只看法文版的书籍。他认为这些是自己崇尚法国的崇高仪式，也自认是一种贵族式的品味，但是在一切向日本看齐向苏联看齐的国内文学圈里，这些难免不成为奢华腐朽堕落的精神毒瘤遭到敌视和痛击。
但是张若谷却很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凡是住在位居世界第六大都会的上海，就可以自由享受到一切异国情调的生活。我不敢把龙华塔来比巴黎铁塔，也不敢说苏州河是中国的威尼斯水道。但是，马赛港埠式的黄浦滩，纽约第五街式的南京路，日本银座式的虹口区宗教气氛浓郁的徐家汇镇，使人幻想到西班牙的村落，吴淞口的海水如果变了颜色，那不说活像衣袖（爱琴）海吗？”
深受法国文学思潮影响的张若谷对鲁迅等人的“喊疼文学”并不欣赏。鲁迅等人的字是大声疾呼“这里疼那里疼”的，而他认为文学的革命应该以“喊舒服为主”，“先要让民众知道哪里舒服，才会对不舒服更有感触，才可以主观改变并使之成为舒服。”在这个层面上，他的文字透着法国式的轻松、幽默和绅士，与国内的鲁迅之辈大相径庭，又与鸳鸯蝴蝶派文学又大不相同，如果说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就有了“海派文学”的话，张若谷和邵洵美肯定是其中的佼佼者和领军人物（“海派文学”这个名词是最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但是在众多文学评论家的认祖归宗之后，居然真的将上面两位视为海派文学的开山鼻祖），后来张爱玲、沉樱等人的文字都受张若谷的海派意识影响。
张若谷自法国回来后受聘任《真美善》杂志任主编。这是一本创刊于1927年11月的原创文学刊物，选用的大多是轻松小品文和上层社会格调的小说诗歌，周作人的闲话体随笔就是在这本刊物上广泛传播，刊物还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与“革命”、“民主”、“觉醒”、“抗争”这些先锋名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其轻快优美的风格和明媚淡雅的趣味格调，很是适合上海中上层人物打发休闲时间，特别是女性读者更是钟爱。
1928年8月6日《申报》出现的专栏《咖啡座》，并直接催生了张若谷的一部取名《咖啡座谈》的散文集:“张若谷还引用黄震遐的文字:“小小的咖啡店充满了玫瑰之色，芬馥而浓烈的咖啡之味博达四座，这种别致的法国艺术空气，在上海已经渐渐的兴起了……'咖啡座’裹挟一种别致的法国艺术空气，是《申报》直接移植和挪用西洋艺术语境的产物。”这种咖啡座式的轻闲文体一时间几乎成为上海文学界的主流色彩，被称做“充满纯正法国咖啡香气的沪上美文”。为纪念创刊一周年，加大在女性读者中的影响，杂志开辟了女作家专号，由张若谷负责，由此张若谷成为上海滩上最受女读者拥戴和喜爱的海派作家，知名度很高。
同时张若谷还就职于《大晚报·星期文坛》和《益世周刊》，借工作之便，一直在自己的文字中大力宣扬这种松弛唯美的文学，也偶露峥嵘地批判过国内那些“喊疼分子”，他点评鲁迅的杂文“是代表现代绍兴师爷的一种特殊性格”时，鲁迅自恃身份，并未表态，但是1933年初的一件事终于惹怒了鲁迅。
张若谷曾在《大晚报》上以巴黎为背景连载他的小说《婆汉迷》,标题是法文Bohemian的音译，意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艺术家，随后在1932年底由北新书局结集出版的时候他又在扉页上加了“儒林新史”几个字。其小说主要讽刺当时的国人文学家和诗人，其中更昭然若揭地以“罗无心”影射鲁迅,“郭得富”影射郁达夫等。
鲁迅本就对张若谷邵洵美之流不屑，张若谷如此一搞，鲁迅随即拍案而起。1933年初，《婆汉迷》刚刚上世售卖，鲁迅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立即翻译了戈庚的《NoaNoa》并发表。戈庚即是大名鼎鼎的法国著名画家高更。
“NoaNoa”是毛利语，意为“野花香”。之所以这样做，鲁迅明显是有所指的，首先，在《NoaNoa》的译者处，署名“罗怃”，这是鲁迅特别针对张若谷的“罗无心”新启用的笔名，都姓罗，你说我“无心”我就偏偏是“有心”（怃字拆开是“无心”，而这个字却又有个竖心旁，可谓寓意深远），并在小说的前言中说，“译者是一个无名的人，但译笔却并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此句也带有鲁迅特有的调侃挖苦，既自抬身价，又一语双关地贬低张若谷“名不符实”。
《NoaNoa》中，作者高更厌恶了世人眼中的所谓文明社会，在野蛮岛泰息谛生活了数年。此书即是那时的记录，内容上充斥着对所谓文明人的不屑和鄙视，以及对纯朴善良的野蛮人被这此文明人毒害的描写。
鲁迅适时地发表这篇译作用意极其明显，几乎就是在与《婆汉迷》进行一场无声地对抗。
《婆汉迷》事件过后不足半月，鲁迅就署名何家干向着《恶癖》抬手一枪，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篇的那一幕。而比《恶癖》发表还要早上一周的时候，3月3日的《大晚报》上，张若谷针对时下国人中普遍使用的影射、暗喻等写作手法，发表《拥护》一文，声称“唯其言论不自由，才有好文章做出来，所谓冷朝、讽刺、幽默和其他形形色色，不敢负言论责任的文体，在压迫钳制之下，却都应运产生出来了。”对此，鲁迅立即以《不负责任的坦克车》一文反击：
“有一个自称姓'张’的说过……这所谓不负责任的文体，不知道比坦克车怎样？其实，躲在厚厚的铁板——坦克车里面……至于高等人脸皮的厚，也是合于古礼的。独有下等人要这么自卫一下，就要受到“不负责任“等类的嘲笑，足见做人实在很难，而做坦克车要容易得多。”在此文中鲁迅不仅语出犀利毫不留情，甚至公然叫板：“你敢出来！出来！躲在坦克车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
张若谷没有“出来”，非但没有出来，反而远走欧洲游历，这一走，就是两年之久。
对于此时的张若谷，鲁迅还是有些冤枉他的。
除了文学意识和表现手法上的不同外，张若谷也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虽然他的刊物选用的文字多是邵淘美、温肇桐之辈的风月文字，但内容上也大多是抗日的、积极的，虽然难免带有小资情调，但是主题十分鲜明；在他主编的多种刊物上，也连续选用发表了不少对投降派和“落水文人”的批判文字，比如陈绵、陆离、徐祖正等人都曾被他冷嘲热讽甚至迎面痛击过，从而以一份唯美刊物的面目坚定了沪上爱国人士的抗日信心。为此张若谷的刊物还多次被日本当局和租界勒令停刊，他在《三次复刊小言》里义正严辞地宣称，“一方可见公道之自在人心，而正义之不能消灭，一方亦足征忠奸之不能并容，而孤岛人心之未死也。”也可谓掷地有声。
当时的上海已经是孤岛，鲁迅每日焦灼于民族觉醒奋起抗争的文字，早就对张若谷等风月派人物看不顺眼，而后者作为一个周身上下充满着浪漫气息，天天风花雪月吟诗作对的唯美派作家，其所办的刊物又接受国民党CC派的财力支持，几乎不刊登左翼作家的文字，这一次又突然斜刺里杀到马前，公然宣称写实主义文学是“不敢负言论责任的文体”，鲁迅当然绝不手软。
一场论战之后各自散去，但战争还未结束，只是中场休息。鲁迅余怒未消地每天依旧笔作投枪，而明显落了下风的张若谷则飘然而去，一张船票西渡欧洲游山玩水去了。当年五月间他历经埃及、意大利、罗马、里昂、巴黎，再远渡北非海岸，1935年元旦前夕回到上海。业界传闻他与鲁迅论战落荒而逃了，他却不置可否也不以为然，旅欧路上文笔卓然，中国人极少听闻的西方风土跃然纸上，一时沪上风动，张若谷更加名声大振春风得意了。
但是鲁迅并没有因为张若谷的远走而善罢甘休，他一向认为“不打落水狗就会反被落水狗咬了”，于是在后者尚在西游的船上颠簸的时候，鲁迅仍乘胜追击，在1933年底给杨邨人的公开信中鲁迅写道：“所谓《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其实是至今没有写……如果写起来，我想名为《五讲三嘘集》。”
这里的“五讲”指的是他于1932年 11月在北平省亲期间发表的五次讲演稿，一直有意整理成册，也曾求助台静农等人替自己收集北平讲演的记录，但是各种版本的记录差别很大，修改起来很麻烦，导致《五讲》没有顺利出版；而“三嘘”就有些来历了，“先生（杨邨人）似乎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杨邨人有个外号叫“革命小贩”，共产党员，也曾经是左翼文学的中坚人物，他多次批评茅盾的文学取向，更捕风捉影造谣鲁迅。退党后公开发表 《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等低级反动文章，是个革命投机者。鲁迅对其极端藐视，但却从未有过专门的文章批判过他，潜意识里杨某人连让鲁迅骂的资格还都没有，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回他一封公开信，“嘘”一下已经是对他“另眼相看”了。而张若谷在鲁迅眼中，甚至比如此不堪的杨邨人更“差一点”，连做一'嘘’材料也不够，可见鲁迅对张若谷的不屑。
对张若谷的不屑其实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而且是鲁迅亲眼所见。1933年2月，英国作家萧伯纳环游世界，17日在上海登陆。这一事件在上海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鲁迅也被邀请与上海各界名流一起与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共进午餐并合影。
但是对于沪上人士的逢迎嘴脸，鲁迅还是厌恶之极的，连续几天，鲁迅接连发表文章进行批评。《谁的矛盾》中说“萧并不在周游世界，是在历览世界上新闻记者的嘴脸”;在《萧伯纳在上海》中又说“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面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他不仅幽默和讽刺并用地嘲笑萧伯纳“觉得是文豪，而其实是什么标记也没有。”更“用起筷子来了，很不顺手，总是夹不住。，终于紧紧的夹住了一块什么东西，于是得意的遍看着大家的脸，可是谁也没有看见这成功。”言辞之中极尽挖苦嘲弄。
原本鲁迅便对在萧伯纳这位世界级的大文豪面前低三下四陪着笑脸的中国人看不惯，对国人在萧伯纳面前的表现嗤之以鼻，偏偏张若谷还要加演一场丑角戏给鲁迅的怒不可遏火上烧油。
在“欢迎萧伯纳的会上”，“为文艺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艺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约五十个人，以萧为中心，记者们排成半圆阵，”鲁迅坐壁上观，看“大家的哄笑”，再看见有号称中国第一美男子的邵洵美赠送“泥土做的戏子的脸谱的小模型”，然后在合影的时候，鲁迅终于按捺不住了。
在记者提议大家合个影之后，以萧伯纳为中心，大家左右排开，但是场地略小，镜头能收录的范围有限，很多人便知趣地退后几步不过去凑热闹。偏偏张若谷带着法国式的顽皮，从众人的腋下挤出一张脸来，且是露着“我终于见到了萧伯纳”的笑。多年之后，施蛰存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有一个上海文人张若谷，一贯喜欢自我宣传，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不知，居然能混进宋宅和世界社，每逢摄影记者举起照相机的时候，他总去站在前头。萧伯纳在世界社靠墙壁坐着，让记者摄影，张若谷竟然蹲到萧伯纳背后，紧贴着墙壁。记者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也照了进去。洗印出来的照片是：他的整个身子都被萧伯纳遮住了，只从萧伯纳肩膀底下探出了一个头面。”
这既是一种漫画式的勾勒，把张若谷借萧伯纳以自高身份的无稽之谈信笔戳穿了，但是凭心而论，这其中也有些过于夸张和牵强。当时的张若谷是海派散文的大家，文学声望上也足够出席接见萧伯纳的资格，无需“以什么记者的名义混进宋宅和世界社”，从他一贯的为人和为文特征来说，挤在大家后面拍照也并无多少恶意，更不必用萧伯纳抬高身价，也仅仅是法国式的随性一次不太恰当地表现罢了。
但是鲁迅却并不这样想，八月一日《文学》月刊上，鲁迅言有所指地说，“近十年来，文学家的头衔，已成为名利双收的支票了，好名渔利之徒，就也有些要从这里下手。运用策略，施行诡计，陷害了敌人或者连并无干系的人，来提高他自己的“文学上的价值”将这样的“作家”，归入“文人无行”一类里，是受了骗的。他们不过是在 “文人”这一面旗子的掩护之下，建立着害人肥己的事业的一群“商人与贼”的混血儿而已。”虽然并没有点名道姓，但是看看这篇文章的标题就知道了：《辩“文人无行”》，而“文人无行”这几个字的提出者，正是《恶癖》的作者张若谷。
鲁迅时代，他几乎与所有有身份地位的文艺界名人当面锣对面鼓地剑拨弩张过，但是对于张若谷的这场纷争，显然有些过火，言辞上也一扫往日论战的幽默暗喻，直接刺刀见红。其实除了与张若谷在文学理论上的分歧和生活形态上的不同外，更主要的则是当时离鲁迅去世只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当时的鲁迅甚至可以用饥寒交迫来形容。
来到上海之后，鲁迅不断遭受各路攻击，有政府的抓捕令，也有来自其他文学流派的指责谩骂，更有同一阵营中的战友的诬陷和“背后一刀”，“我生五十余年矣，如此怪像，实是第一次看见，……现在则颇不舒服，如身穿一件未曾晒干之小衫……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示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中国文字如此之难，工农何从看起，年来所受迫压更甚，但幸未至窒息，知识分子以外，现在是不能有作家的……”笔下不胜唏嘘自怜，大有英雄迟暮心灰意冷的感慨。
也正是在此种境地之下，鲁迅手感全无，“多年和社会隔绝了，自己不在旋涡的中心，所感觉到的总不免肤泛，写出来也不会好的。”又对他眼中的沪上文学贫瘠思想和空洞的爱国主义深深地厌恶，而他自己又对这样的“事事不关已，我只一杯茶”的麻痹缺乏行之有效的唤醒手段，深感力有未逮，在他心里已经绝望地意识到，那个他为之奋斗呐喊毕生的启蒙民智的最初目标已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所有那些风花雪月的轻松文字在他眼里也都变得“无行”，认为除了自己，所有的文人都已“无文”也都“无行”。
于是，他不得不潜意识里把所有的人都视为敌人，对身边所有的人开火，至于是不是伤及无辜，他已经顾不得了，“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在鲁迅一生中无数的论敌中，张若谷对其的责难可以说是最轻的，甚至是无关痛痒的，但是鲁迅却一改昔日谈笑风生的论战风格，拳拳到肉刀刀见血，甚至连张若谷主动脱离论争远走西欧后依然穷追猛打绝产留情，一生视文坛论争为“无聊的纠纷”的鲁迅，此时也已运起全身的功力为自己的名誉而战了。
作为一个一辈子运笔如风救国救民普渡众生的文人剑客，鲁迅强调的是文字的锋利性和爆炸性，在他的字典里，文学的唯一作用就是战斗。而在混沌初开的民国文学中，受教于西方艺术体系的文人学者，尚且无法摆布好欧式风情与中国国情的关系，无法区分自己笔下的情调是享乐主义还是悠闲主义，对风月文学门径不通的摸索阶段，摇摆和尺度的失衡也都可理解，何况以张若谷（也包括邵洵美等人）虽然笔下风月无边，却也身体力行地为抗日和民族事业做着贡献，也很好地将开启民智和救国融入到文字之中，只是表现手法与“人血馒头”存在着方式的不同而已。
而文学的百花齐放也正在这里：有武侠小说就会有言情小说，有掷地有声的檄文也要有软语温存的情话。海派文学在民国的出现，不是腐朽生活形态的罪魁，而是洪流中的一股清泉，胡兰成、张爱玲、章衣萍、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作品，时至今日读起来仍然云蒸霞蔚唇齿留香。
“艳阳天气，在水滨，在花间，在灯下，都是读小品文的好时光，从三四分钟便可读毕的短文中，你将获得生活苦的慰安，神经衰弱的兴奋剂，和幻梦的憧憬。”这是1933年一位海派作家在报上打出的推销自己书籍的广告，命中了海派文学的意识根本：唯美、悠闲、松弛，与大都市的繁复苦闷、表面浮华的背后紧张压抑的生活做另一番抗衡。这样的文字，从来不是无病呻吟，相反地更能潜移默化地触及人心底里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鲁迅可以说是一辈子都在吵架中度过的，在他眼里，文字就应该成为一颗命中十环的子弹，穿胸而过撕心裂肺，持什么手啊，泪什么眼啊，文字活该就是描写“吃人”而不应该闲适安然，这也是鲁迅的思想性决定的，还是民国左派文人的通病和对文学意识的模糊，更是鲁迅一生为文却痛苦不堪的病根所在：过于夸大文字在革命中的作用，试图仅靠几篇文字就改天换地，而当这种愿望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达成的时候，一脚踏空的失重感就让鲁迅痛不欲生了，于是，所有与他不在一条路上行走的文人，在他眼里，就是既无文字，又无品行的宵小了。
那么，“文人无文和文人无行”，到底该如何界定呢？经过整个民国的文学大师的摸索和试验，似乎也没有最终交代清楚。
就像鲁迅与张若谷的这场论战一样，没有结果，可能就是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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