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在他的著作《汉口 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这样评价汉口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汉口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封建社会晚期不可阻挡的商业力量相结合，形成并维持着一个卓越的商业都会，一个代表着接受欧洲文化模式之前，中国本土城市化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城市。”
武汉原来只有汉阳（长江北岸）和武昌（长江南岸）。自明代从化十三年汉水改道，从汉阳的龟山北部冲出一个巨大的喇叭口，汉江在此汇入长江，将汉阳一分为二汉阳和汉口。使武汉形成“三足鼎立”的形势，成为天下四大商业重镇之一（汉口、朱仙镇、景德镇，佛山）。汉口是汉江冲出来的城市，成为汉江入长江之口，故名汉口。“筑汉口城以守鲁山”，是迄今为止史书中最早出现的汉口地名。而在中国能以“大”字冠名的城市，除了大上海，只有大汉口。
汉口位于长江中游，与长江和它最长的支流汉江的交汇处，是美丽富饶的湖广平原的枢纽。它横跨长江，距离长江的入海口680公里，它衔长江上下游，向下游的航运一泻千里十分方便，向上游进入江汉平原，往湖南，鄂西和四川，接纳了沿岸众多流量丰富的水系，汉江在湖北境内887公里，上朔到秦巴山脉和西北地区。这样，它把华中与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地区连接起来，所以被称为“九省通衢”。
汉口在清代“康乾盛世”时期，成为商业巨镇。清初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称“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汉口镇为湖北冲要之地，商贾毕集，帆樯满江，南方一大都会也”武汉三镇成为天下各种货物集散中心和全国水陆交通枢纽和中国最大的内河港口。有诗赞其繁盛；“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
特别是1861年汉口开埠后，成为南北物资和商品最大的集散地，发达的水路运输使汉口四通八达，各地的大米，棉花、油料，药材，木材，食盐、茶叶等源源不断地集中于汉口加工，储藏，再装船输往各地，甚至出海输往欧美。英国记者戴维-希尔写的《中国湖北；它的需要和要求》；“从商业角度看来，汉口是东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这里的国内商人，不仅来自湖北省各地，也来自数百里之外的相邻的各省，它处于外国商人与国内商人在华中的会合处，是一个极好的交易中心，是中国的国际化都市。“。汉口存在的主要理由就是贸易，它是货物的转运中心，并通过市场机制对国内物资的流通进行宏观调控与管理。美国人称它为东方芝加哥，是中华帝国的大商业中心。所以，从这个意义而言，汉口不仅仅属于湖北，华中，而属于中国和世界的。
1877年12月26日，美国《纽约时报》特约记者t.w.k写的新闻特写《在大清国的心脏旅行——扬子江游记》这样描述大汉口；“汉口坐落在扬子江的低洼地带的转弯处，汉水从北方流到这里与扬子江交汇，汉阳位于长江，汉水之间的三角地带。武昌是湖北省省会。在汉口与汉阳之间耸立着一座600米高的山峰雄持江岸。让登临的人油然而生无限遐想。在扬子江与汉江的交汇处，我能遥远地追寻到江水那弯弯银丝般斜穿过绿色平原的缕缕痕迹。往南看，则是炊烟袅袅的村子，再往前便是高墙耸立的武昌城。武汉三镇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悲惨遭遇兵乱，有四分之三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如果从山上看下去，能很容易地看出破坏的痕迹，尽管起义已经被镇压二十多年了。
汉口是清帝国中一个非常大的贸易中心。据说原来汉水口附近的江面上停满各色各样的船，非常稠密。一个人去散步，他可以从这条船的甲板跨到另一条船的甲板，让后一条船一条船地走下去，连续走几个小时也不会掉进水里。而眼下，我被告之，港口里停泊的船已远不如以前那么多。然而我仍然看见江面上各式船舶的桅杆如森林一样密集。大量的茶叶、皮毛、丝绸、蜂蜡等其他产品，从扬子江和汉水的上游向这里运来。这些东西一则为当地消费，二则可以出口。从汉口直接出口到英国的茶叶数量非常大，每年英国商人都用尽可能少的时间来往于这里和伦敦之间运输货物。今年还在这里举行过一次有趣的比赛，即“伦敦号”与“格林格里斯”号货轮之间进行的比赛，前者用39天时间跑完全程。
大量的砖茶贸易也在这里进行。这是专门为俄国市场准备的。砖茶经过上海、天津，北京运往俄国。打理这项买卖的洋商近一半是俄国人，他们在这里还拥有好几个砖茶厂，今天早晨我就走访了其中的一家，亲眼看到砖茶制作的这个过程。他们把干茶称出约莫一块砖茶的份量，用布裹着，然后将其放入蒸汽锅炉内蒸烤，蒸到一定火候后，将它倒入模子里，再用机器压成砖茶。这里的进口贸易和中转贸易与上海极为相似。我面前摆了一份货单，发现棉织品，特别是灰色衬衫面料最为畅销，然后是桌布、白色衬衫面料，斜纹布、印花布。此外，毛织品和羽纱，有光泽的毛织品，厚实的斜纹布和西班牙条纹布也很好卖。再就是铁、铅、锡、水银，后来鸦片成为主要货品。再往后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进来了，如糖、胡椒、皮棉、西药和海藻。”
茶叶贸易是大汉口的城市的根与灵魂，当代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在他的专著《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与社会》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话；“茶叶是汉口存在的唯一理由”。1861年后，茶叶成为汉口第一大输出商品，汉口成为这个茶叶最大的集散地和最大的国际茶叶交易市场。汉口被西方人称为“东方芝加哥”和“东方的曼彻斯特”。作为条约口岸城市，在1861年后，汉口开始从传统的商业城市向近代国际化大都市转化。茶叶贸易促进了汉口百叶兴盛，形成天下客商云集汉口的气势。
汉口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帮；徽商控制了淮盐与典当业；晋商控制了茶业与票号（19世纪中叶汉口有17家票号，其中16家是晋商的，另一家是云南的票商）；广东人经营外贸，金融和建筑业，宁波商人控制了地产业和外贸。湖南人控制了木材，药材业。从1861年汉口开埠，汉口茶市对外开放后，茶叶贸易成为最大的国际贸易。
根据《江汉关贸易报告》载：1861年汉口出口的茶叶为8万担，1862年为21.6万担，以后逐年增加，从1871年到1890年，每年汉口出口的茶叶达200万担以上。这期间中国出口的茶叶垄断了世界茶叶市场的86%。而从汉口出口的茶叶占国内茶叶出口的60%。1895年，从汉口出口的茶叶货值14965355海关两，占总出口的41%，而同期所列其它15种出口货物的货值最多者是丝织品的2681257海关两，比重为7.3%，远低于第一位的茶叶。1900年，中国出口俄国茶叶468549担，其中从汉口出口的为390200担，占80.9%。1908年汉口茶叶出口983687担，占茶叶出口的62.4%。1861年汉口开埠前后，英国，俄国，日本商人接踵而至，到19世纪中后期外国商人与国内各大商帮直接参与茶叶贸易，汉口因茶而兴，使得金融业，运输业，建筑业及市政建设迅速崛起，使得汉口以国际化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和世界。
汉口港从汉江边的龙王庙到丹水池长达30华里的汉口码头，停泊了满载茶叶和淮盐的商船，形成了中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有10万之众的码头工人和运输茶叶的船工，他们大部分来自沿江各地农村，形成各种带有浓厚地方宗派色彩的行帮，各色人等，鱼龙混杂，形成复杂多样的码头文化，对近代武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三十华里的码头，十万之众的码头工人和船工队伍养活了多少人！因茶叶贸易而兴的汉口城市面貌久盛不衰，各地的商帮在汉口留下众多文化遗存，如晋商的山陕会馆（关帝庙），徽商的新安会馆，各地的民风民俗汇聚汉口，形成南北融合的汉口社会风气，今天我们可以从清末民初的《汉口丛谈》和《汉口竹枝词》中感性地领会这种多元化的风尚。
以当时的西方观察家的话来说；如果不是茶叶贸易，实际上没有一个西方人会来这个城市，在西方人眼里，茶叶是汉口存在的唯一的理由。其实，有证据表明，早在唐代，武汉就存在向国内流通的茶叶市场。到明代中期，茶叶已经成为国人的日常饮品已经形成全国性的的茶叶市场。地处“九省通衢“的汉口很快成为长江中下游茶叶向全国流通的网络中承担起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华中茶叶的转运地和长江沿岸产茶区的茶叶最大的集散地。
汉口在国内茶叶贸易的中心地位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初。在二十世纪初第一个十年中，汉口的对外贸易总额始终占全国外贸总额的10%左右。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大上海。清末日本驻武汉总领事水野幸吉在他所著的《汉口——中央支那事情》（1908年，上海昌明公司出版）对汉口的崛起给予高度评价：“与武昌，汉阳鼎力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几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近而靡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
早在百余年前，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对汉口独特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作了前瞻性的论述：
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此点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之中心也。三市居民数过百万，如其稍有改进，则二三倍之，绝非难事。现在汉阳已有中国最大之铁厂，而汉口亦有多数新式工业，武昌则有大纱厂。而此之外，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大市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肃省之各一部，均持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之最大都市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以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中山先生对武汉及汉口在未来中国及世界发展中的重要性的高瞻远瞩的规划，正是汉口被誉为“东方茶叶港”的时空大背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汉口后城马路（中山大道）初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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