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由于受张之洞洋务运动的影响，湖北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成就大都多在全国前列，就连当时最尖端的航空飞行，湖北亦皆占先。
中国原始空军的创始人—
湖广总督张之洞
早在1905年，张之洞就从日本购回了一个山田式系留气球（一说为1906年购回一红一白两个气球），常在武普通学堂（今武昌首义广场处）演放。“球长数丈，径亦丈余，长椭圆形，下系巨缆，以大绞轮由十余兵士摇轴旋转升降，在数里高空，仍视球体庞大。球下悬篮，人立篮中，只专为瞭望远方与指挥之用。以电话与地靣联络，并可使用旗语，不畏风摇。此系亲目所见。” 1908年2月，张之洞正式成立湖北第八镇气球队，由工程八营管带（营长）王永泉兼任气球队队长。湖北第八镇气球队在全国颇有名气，凡遇全国大型会操（军事演习）必定参加。
1908年10月在安徽安庆举行太湖秋操，八镇气球队自是依例而至。原计划光绪皇帝要亲临阅操，但不巧的是光绪帝、慈禧太后时隔一天相继去世，秋操只得取消。有幸的是参加过秋操的张联棻先生曾保留有一张照片，画靣为几十名新军官兵，两臂皆佩白纱（与今右臂佩黑纱俗别），身后有一具已充气的气球，球体长约十来米，球径约五米，呈橄榄球状。在照片的右端似有一个有轮方形机械，或许是充气或运输车辆？在众士兵中好像还有两个圆球体，很可能是放飞气球前探测风向风速的探空小气球。
关于此照中的拍摄对像，有文称就是湖北的气球队。如果真是湖北气球队，那么中间手按指挥刀者很可能就是王永泉。但当时参加秋操的还有江苏九镇的气球队，因此作此定论尚得考证。
此外还有几幅太湖秋操时的气球照片，有一张气球队照，其中有两台同样的推车，右侧中间一高个军官与王永泉的照片相比，很可能就是王永泉。
另据查知，1887年天津武备学堂曾修复过一个法军旧气球，我国工程师华蘅芳还自造了一个直径5尺的氢气球，均可能是用于教学。1908年5月、6月间，江苏第九镇、直隶第四镇也分别成立了气球队，各有山田式气球一具，但皆晚于湖北气球队。像湖北气球队这样，将载人气球用作于军事，并列为军队编制，湖北当为全国首创。由于系留式气球不能自由飞翔，还不能像飞艇、飞机那样成为进攻型武器，因此可以说是张之洞首创了我国的原始空军。
1911年，清政府在我国北方进行永平秋操，湖北气球队因而北上，后因武昌辛亥革命爆发而滞留北洋。原工程八营正目（班长）、辛亥元勋熊秉坤有文回忆，称自己曾亲眼见过气球：“气球体积庞大，以致工程八营大操场也容纳不下，而放在了武普通……王永泉离开武汉是辛亥年夏，……参加北方秋操，带去了气球队。”湖北气球队从此再无下文。
中国本土制造飞机最早人之一
工程八营营长王永泉
清末，我国就有一批优秀的人才在国外学习飞行技术，而且多有成就。对于我国早期的航空发展史，虽众口不一，但现在公认的是，中国第一个制造飞机的人当属广东恩平人冯如（广州黄花岗有冯如墓），不过却发生在国外。1909年6月（一说为9月22日），冯如在美国自制飞机获得成功。1911年2月，冯与诸徒弟回国并帯回了两架飞机，却因故未能及时组装而且很晚才得以试飞，因此他未能列为在中国本土制造飞机的第一人，同时也失去了飞机在国内飞行第一名的殊荣。
在中国本土第一个制造飞机的一般大都认为是福建永安人刘佐成（在刘佐成的家乡有刘的墓地及塑像）。据1930年刘的回忆录称，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刘在北京自造一架飞机，由于飞行时“发动机曲拐轴损坏，坠落失败”。但是在该年六月十一日的《正宗爱国者报》报道，刘坠机事发生在六月二日。显然刘的回忆可能有误，若果真如此，那么中国人在自己的本土第一个制造飞机的桂冠，就有可能戴在了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管带（营长）王永泉（1880－1942）的头上。
王管带绝非是一介武夫，大名鼎鼎的湖北气球队队长即该人也。1911年春，法国人环龙在上海作飞行表演（这是飞机第一次在中国的飞行），王曾前往考察观摩，然后回鄂仿造。据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初十日的《申报》述：
“第八镇工程营管带王永泉君，前奉派赴沪考察西人环龙制造之飞行机。归鄂后，即率同工学毕业生及技师等，照式仿造飞艇一艘呈请鄂督核示（时瑞澂任鄂总督），鄂督以其式样虽与西人所造者无异，而升降力未尽得法，亟应力谋精进，以便行军利用……我国飞行机研究家刘佐成及第四镇工程营管带马景祎，乘车于初五日抵鄂……以便从长讨论。”
文中所说的“飞艇”此时实际上是指飞机。因为早期气球、飞艇、飞机无统一名称，还有叫气艇、飞船、飞行艇、飞行机的，很难断定到底是哪一种飞行器（这也是造成各书所述不一的一个主要原因）。从“力谋精进”句中可以看出，王氏飞机的飞行还算成功，但不太成熟，还要力求精益求精。至于王永泉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制造出飞机来，笔者估计可能是从日本购回的发动机部件自己组装的。因为曾经有文章介绍，刘佐成制造飞机的材料就是清政府军咨府从日本购回的（但不一定就是日本的产品）。
从以上文中还可以看出，王永泉的飞机试飞应在四月初五之前，与刘佐成自制的飞机试飞时间相比（若是以《正宗爱国者报》作“六月二日”的话），王理当在先。遗憾的是，由于王的名气远不如刘，或许又因曾参加过1937年成立的日傀儡政权华北临时政府，名声有污，因此未被后人关注。（王时任伪治安部次长，1940年3月，临时政府同汪精卫政权合流后，王永泉退出军政界，1942年病逝）
引进飞艇的第一人
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辛亥武昌首义爆发，新生的湖北军政府并未停止军事航空的发展，还投资7.5万元从日本购回山田式飞艇一艘。12月16日飞艇被飞鹰号军舰运至葛店。17日，黎元洪还电复鄂省驻南京代表：“万武定所解飞艇已到鄂……”我国早期飞行家潘世忠曾参加了飞艇的装配工作。稍需补充的是，此处确实为飞艇，有文章称是飞机，谬也（关于此点可参阅《武昌革命真史》，该书有近十处与购买飞艇、飞机过程相关的信函，可与它书互为佐证判断）。
由于飞艇可以自由飞翔，而且在飞艇下的座舱内还可以携带炸弹，凌空投掷，这在无对空火器的当时，可被视作为一种进攻型武器。不过这艘飞艇并未参加实战，对于它的介绍也极少。有小说称革命军曾用飞艇起吊过大炮至武昌山顶，用于轰击汉口的袁世凯清军。也不知有何依据。
1913年4月，在武昌南湖还耗资2.5万元建了一个飞艇库，从现存的两张照片中可以看出，充气后的飞艇可能有十余米高。不幸的是同年8月飞艇库被大风吹倒，飞艇也被压毁。湖北飞艇是我国第一个飞艇，也可能是我国早期唯一的一艘飞艇，后来由于飞机的快速发展，飞艇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初飞机称谓不一
最早航空队队长之一
湖北航空队长刘佐成
辛亥革命之初，为了给予满清政府最后一击，全国曾有过四支航空飞行队。
一支是在美国组成的华侨革命飞行团，1911年12月30日，首批三架飞机运抵上海（后转运南京），1912年1月6日，第二批三架又抵上海；另一支是广东军政府飞机队，队长冯如，有自制飞机两架，但刚组建成功战事已停；还有一支是上海军政府航空队，成立于1911年12月，队长厉汝燕，有奥地利产飞机两架；再有一支就是湖北军政府航空队，据刘佐成所述：“宣统三年（1911年）十一月，刘佐成为武昌都督府航空队队长，潘世忠为顾问，有法国造桑麻式飞机两架”。
据一些资料相互印证，刘佐成最初可能是受黎元洪之命组建航空队，并被派往上海洽谈购买飞机事宜（可能还包括购买飞艇事），而潘世忠则在武汉负责组装（刘、潘皆为我国早期航空界泰斗）。这时的湖北航空队最早只有一艘飞艇（也不知王永泉制造的那架飞机还在否），也很可能是国内最早的航空队。
1912年1月14日，黎元洪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谈到了购买两架飞机的事：“战期伊迩，所有空中战争物，亟宜准备……刘佐成在沪军都督处所定制大炸弹四十颗，小炸弹二百颗，及伍先生廷芳（外交总长）向日国所购之飞行艇二只，速解来鄂……”（此处的飞行艇与下文的飞船、飞艇皆为飞机，有文章称是(充气)飞艇，错也）
两架飞机很快运至武汉。2月24日，黎曾致电南京：“日人神村送来飞船业已抵鄂……”可能是因为价格未谈妥，西洋技师却未能及时组装。据3月7日黎致上海伍廷芳电：“飞艇抵鄂时，屡催凌特前来试验，而该西人竞潜身赴沪，迟迟至今，杳如黄鹤。”由此可见，至少在1912年3月7日前，湖北航空队的飞机还没有组装起来。
如前所述，由于中国早期航空的资料并不太多，而且各书所述不一，因此估计当时革命军的飞机总共可能只有十架左右，也未真正参加过战斗。但所起的作用却不可小看，其影响和威慑力远远大于它的实际作战能力。
始初，由于航空知识的缺乏，人们往往过高地估计了飞机的飞行能力和投弹精确度，认为飞机可能会随时飞到自己的头顶，扔下威力无比的炸弹。袁世凯在接受孙中山的条件劝柬清廷退位时，还拿革命军的飞机吓唬过隆裕太后：“谓革命军飞机凌空数千尺，威力伟大，袁世凯即以之威吓清隆裕太后，隆裕为之动色下泪，其退位果决。”区区十几架飞机竟成了满清王朝崩溃的催化剂。
武汉早期的五座飞机场
民国之初，武汉的航空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武汉就有了三座飞机场，一是位于武昌的南湖机场；一是位于汉口的王家墩机场；还有一个就是位于江岸分金炉长江边的一处水上机场。
据史料记载，经试飞后，1929年10月21日上午10时，洛宁二号水陆两栖飞机由水上机场起飞驶向上海（同日8时，洛宁一号在沪升空飞往武汉），上海经南京至武汉航线正式通航。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洛（曾将自己戴的红军军帽戴在毛泽东的头上并为其拍照者）还在上海随机报道过此事，称此航线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在此稍前虽然国内也曾有过几条航线，但都是路途较近而且使用时间短暂，没有像上海至武汉航线这样距离远，使用时间长。1930年11月该航线延至宜昌、长沙；1931年10月又延至万县、重庆。此后，随着航空事业的发展，在南湖建立了国内为数不多的飞机修理厂，还开辟了武汉连接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航班。而一座城市同时有三个飞机场，这在当时可能也仅次于广州、上海两地。
1938年，因日军进攻武汉，分金炉水上机场停飞。日军占领武汉后，除南湖、王家墩机场外，又准备在青山东北白浒山一带建造飞机场。但因受到抗日武装的袭扰，1943年又改在武昌城北徐家棚修建了一座机场。1942年，日军还在东西湖慈惠墩建了一个“第二机场”（1945年炸毁），这样，在武汉早期历史上，就先后有过五座飞机场。
至建国初，武汉还有三座机场。徐家棚机场因跑道较软，早在1953年3月已被停用。此后，随着城市的发展，机场显然不宜还在市区，1995年4月14日，南湖机场停运了最后一班班机；王家墩军用机场也于2007年12月25日移交地方。两座机场今分别迁往黄陂、新州近郊，当然，其规模已非昔日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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