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火之灾，总是与汉口不期而遇
“楚介南服，火德居望。而汉镇又适当五达之衢，黔庐赭壁，何时蔑有？”（范锴语）王葆心在列举了明万历至清乾隆汉口的十几次火灾后说，“至近百年，则无论乱世平世，火灾已成恒事，有不胜列举者。”
四官殿算是一个特殊建筑。四官者天、地、水、火，正是由于频频火灾汉口人特别拜托火神，清初就建有火神庙，即四官殿。乾隆时撰修的《汉阳县志》载“在大智坊，顺治中里人瞿恒岳首创募建，另一火神庙在居仁坊……”由于“不知尽力于人事，而徒知托庇于神明”。
然而就是这“火神庙”却被大火照烧不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火神庙被烧为灰烬之后，再也没有在原址复建。“四官殿”的闻名因为这里是活跃的长江码头。清人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对此热闹窝子有过赞诗：“四官殿与存仁巷，灯挂长竿样样全。夹道齐声呼活的，谁家不费买灯钱。”
同治黄鹤楼被火烧焚毁
也巧，据《申报》1911年12月25日《汉口大遭兵火之调查》记录：“四官殿后面及戴家庵均已烧去，仅留三四家。”可知原四官殿处成为阳夏保卫战中汉口华界大火的一个边界点。
每在发生火灾之后团体筹资自行设置“火路”或“火道”。例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一位非常富有的盐商邱濬捐了12000两银子给巡抚衙门，其中的2000两指定用于汉口购买一块地产，清理出来作为火路（大火路、大火巷由此产生）。是汉口民间“自下而上”对城市的 “干预”，它在城市防火问题上发挥了某些作用。
18世纪末，“水龙”或者手拉消防车出现。随即，地方官府要求民间团体承担起增设水龙的责任。嘉庆六年（1801年），徽州会馆从江苏购买两台救火车，放置在会馆大门前。汉阳知府随后赞赏地指出徽州会馆所处的位置“适中”，适宜于向广大街区提供消防服务。宣统二年，汉口消防会成立了——终于将所有消防活动置于一个全市范围内的唯一组织（仍然是非官方组织）控制之下。一位富有的药材商人——徐荣廷自愿出任消防会的领导人。
世界著名的大火灾有１６６６年（清康熙五年）９月的伦敦大火，因布丁巷的小面包房引起，总损失约千万英磅，破坏程度跟２４５年后的汉口兵燹不相上下。殊不知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汉口那场大火，也烧了几万家。清代汉口火灾愈演愈烈，居然在全国城镇中仅次于杭州而位居第二。朝廷《墉报》中有载：“杭州火灾屡见报文，下此惟湖北之汉口。”
开埠之后，汉口人开始既信火神，也兴街坊查火习俗。“一切火爆、流星诸凡引火之物不时示禁，小心火烛，责成地保。此尤防患于未然也。”由每家每户轮流“查火”。“各家各户，火星过细！”小时候，每到黄昏，汉口大街小巷都能听到伴着锣声的吆喊，这种现象至今在某些老街区还存在。
水火无情。天灾人祸，总是与汉口不期而遇。如果说有些火灾是人为造成的，也是可以人为防治的，那些水灾可是老天爷的造孽，难以抗拒。
治鄂即治水，这是历代官方的共识。林则徐于道光十年八月至十二月任湖北布政使，道光十七年三月至十八年十月任湖广总督。案牍劳顿，“须皆已成雪，精力亦不可支。”主要政绩就是防治洪灾，督修堤塍，曾上溯襄阳。道光皇帝在其奏折上朱批：“凡事若能如是，有何不可挽回者！朕意在言外，卿其善体朕心，决意勉为之。”在后一句话的每一个字上都加以朱圈，是对林则徐的御赞。
但是，林则徐调往河南任职前脚一走，道光十一年（1831年）即发生历史上有名的辛卯水灾。哀鸿遍野，饿殍当道。道光二十八年的戊申水灾和二十九年的己酉水灾，一次比一次严重。民谚没有说错，真是“道光道光，十年九荒”。
张之洞的运气一直不错，在鄂十八年没有遭遇特大水灾，这是与他大举兴修武泰闸、武金堤及张公堤等水利工程分不开的。也是巧，就在他离鄂的第二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长江大堤漫水，武汉三镇湖乡颗粒无收，城内外居民多处积水中，夏口厅后湖一片汪洋，居民数千户，仅见破败的屋脊。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汉江横流，后湖京汉铁路一带贫民结棚而居者不下万余户。第二年夏口弹丸之地竟聚流民二十余万。宣统三年（1911年）夏，武汉又遭水灾，严重程度不减于三年之前。不过这场水灾被冬天的一把火——阳夏兵燹掩盖了，少见记载。
1891年 汉口水灾，跑马场的看台一楼一半被水淹，陆地行舟，远处可见城墙
汉口是一条船，一条破船
二十年后，即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年）大水又来了，洪荒汹涌过境，对武汉三镇尤其是汉口的摧毁呈灭顶之灾。这一年农历辛末，老一辈人提起“辛末年大水”就不寒而栗。
汉口龙王庙是汉水最后的一个大码头，也是江汉交汇的地标。据说龙王庙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是“长江三大庙”之一。这里河面狭窄，岸陡水急，相当险要，船多倾覆，故民间修筑龙王庙祈求保佑平安，庙内供奉的却是治水人神禹王爷。汉口龙王庙与武昌黄鹤楼、汉阳晴川阁形成奇妙的组合，是三镇风物的文化呼应。宣统三年阳夏之战，龙王庙被烧成焦土，以后恢复。
民国十九年（1930年），汉口市政府修沿江道路，龙王庙及其牌坊全部被拆，不知是不是触犯了龙王爷，第二年就发大水了。有句俗话说，“大水淹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武昌首义二十年之后，世人关注的热点转向洪灾之下的汉口。
“1911年的汉口是一堆燃料，到了1931年，武汉是一条船，一条破船。”（见翟跃东、任予箴主编《水火》“水部 狂流，1931”）
租界也难逃水灾，今沿江大道
《汉口水灾记》记录：7月28日前，汉口几乎都已经进水，铁路外棚户均被淹没，歆生路怡园一带，泽国一片，江汉关附近最深处约两尺多，前花楼水则更深；7月28日清晨6时分金炉溃决，大水涌入；29日丹水池被溃约一丈余，洪水倒灌后湖；8月2日单洞门铁路溃口，洪水冲进市区；8月15日上午7点多钟皇经堂处溃口，日租界进水，汉口全部淹入水中。8月16日水位窜至28．28米，创武汉有水文纪录以来历史最高点，暴虐的洪水如脱缰之野马，向市区咆哮而来，冲走行人、牲畜、房屋，淹没工厂、农田、机关、学校、街道，汉口如一座孤岛漂浮水面，任洪水恣肆妄为。
报纸每天都有“抗洪图”报道一一呈现水灾中的汉口众生相。大水中的江汉关、汉口市政府、古德寺、江汉路上海银行、胜利街……中山马路汪洋一片。汹涌的波涛，挟着漂浮的桌椅台凳，床铺橱柜，滚滚东流。
水灾中被大风吹塌的民房，大量民房被淹，20万人无家可归，大部分难民露宿在高地和铁路线两旁，或困居于高楼屋顶。大水冲毁的铁路。大智门火车站前道路成河，人们在齐腰深的水中行走；在繁华的中山路上，浊浪滚滚。漫无边际，高楼、电杆泡在水里。
街上随处可见门板、铺板、桌椅等物件搭成的跳板，脚盆、木板等漂浮物无不派上用场，人们靠此通行。交通则以舟代车，二千二百多船只在市区游弋。 “大船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蚁，漂流四围。”——这就是汉口陆沉的真实写照。
洪水是在寻找回家的路，后湖真正成了原来的后湖。8月1日上午1时，沿铁路线以北中山公园一带全部淹没。有人描述当时中山公园，昔日喧嚣，现寂然无声，唯假山之上的音乐亭，孤独地屹立水中，证明它是公园的最高点。摇橹及近，园内其他景点气象台三楼及风向器露出水面，石山建筑内的瀑布裸女，村舍山林，已入水过半；总理纪念堂，各纪念碑，或微露石峰，或篙桨可攀，再进至游泳池、足球场，则是一望无涯，水天一色。
水灾中的汉口市政府，今民主街
这场水灾，蒋介石在《告被灾同胞书》中认为：空前未有之奇灾，不仅影响长江人民之生计，实关系中华民族整个之生存。《中央日报》社论称其为“当前重大之国难”。震惊世界。
《伦敦新闻画报》从中国各地发出的报道和拍摄的照片，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记忆。刊中介绍：中国最近遭受了有史以来受灾面积最大、淹死人数最多、财产损失最严重、饥荒和传染病的威胁最大的一次洪水灾害，堪称是民族大灾难。仅在湖北省就有四百万间房屋被毁，汉口城区有八千人被淹死。根据最新的估计，因这次洪灾而变得无家可归的总人数高达五千万人，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救济水灾委员会。
8月14日，有报道说在武汉三镇（汉口、汉阳、武昌）已经有七十万难民；而漫入汉口城的扬子江水位比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还要高出10 英寸。……难民们的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糟糕，随着气温的上升，他们所经受的煎熬便愈演愈烈。假如食品和安全的庇护所不能大批提供的话，还将会有大量的人员死亡。
“东方芝加哥”转眼变成了“东方威尼斯”。1911年，租界集体逃过汉口大火，此次洪水一并加入首先被灾行列。“扬子江的水位已经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江水溢出或冲破了堤岸。淹掉了汉口整个外国租界，城区的积水深达3~8 英尺。……舢板（中式手划船）成为街上唯一的交通运输工具。”（《泰晤士报》）汉口市区行驶大小船只多达2200余只。有照片显示，在江汉关附近，这些船只直接从江里开进来，没堤阻拦。
据《汉口大水写真》报道：飞机从上海飞往汉口，一路航程，俯瞰地面，展现在眼前的景象是洪水在不断地延伸，地面一片汪洋，除能看到极少的树和一些屋顶外，几乎什么也没有。江汉平原、洞庭湖区、鄱阳湖区、太湖区大部分被淹。武汉市水淹达百日之久。京汉铁路长期停运，津浦铁路中断行车54天。国民政府财政顾问阿瑟 · 恩杨格写道：此次灾难“不仅超过中国苦难历史中任何一次水灾，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中创纪录的大灾”。因此，这次水灾被广泛认为是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且是20世纪导致最多人死亡的自然灾害。
汉口的城市发展损失惨重
这场水灾，民间称辛末大水，史称江淮大水、1931中国水灾、1931年长江水灾。毁灭性的洪灾给汉口市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创痛。
首先是人民遭殃。据当局调查，三镇被淹共十六万余户，受害人口七十八万余人(1931年8月31日《申报》)有报道说:因水淹不能居住的房屋四千五百户，灾民31万，失业车夫3万，码头苦力和其他自由职业者十万，共计44万人生计无着。溺死的约2500人，因瘟疫、饥饿、中暑而死亡的每天约有上千人。
工厂商店全部停业的时间长达五十多天，经济损失已无法统计，仅市内本国银行在货物押款上受到的损失，就有二百四十万两。大水直到9月6日、7日才逐渐退却，但在12月份，滞留武汉的难民仍有十七万五干多人，气候严寒，每日冻毙达百余人。“这些难民唯一可去的地方，就是到街头上四处飘扬的招军旗子下去登记当兵，充当内战的炮灰。这就是当局诸公发明的'以兵代账’。” (《新创造》)
迎宾大旅馆倒塌前后，今大智路
8月18日夜，大智门附近一家开设20余年的迎宾旅馆，不堪重负，轰然倒塌，牵连附近电灯电话线杆折断，电线浸入水中，电流四射，烧死十二名逃出旅馆的人，惨象实不忍睹。
街道上不时有死尸漂过，在洪水进市的三四天中，捞起的浮尸便有1000多具。霍乱、伤寒、痢疾等疫病蔓延。饿死、病死的灾民来不及掩埋，便挖几个千人坑，一层一层往里堆。据当时湖北水灾济赈委员会从8月到次年4月的统计，他们掩埋的尸体达32605具，实际死亡人数比这还要多。汉口城区有约8000人被淹死。
当时金陵大学农学院调查三镇财产损失， 汉口为2900万，武昌为300万，汉阳为900万。“市镇精华，摧毁殆尽，浮尸漂流，疫病流行，米珠薪桂，无食者２３万人。”为应付灾情，汉口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一面防洪抢险，组织人员围堵溃口，一面令机关、商会、慈善会迅速行动起来，设置救灾场所，并从外地运来各种救援物资，拯民于危难之中。但有人举报汉口市长何葆华竟发国难之财，用防汛麻袋贪污渔利。
8月下旬，蒋介石委员长乘舰“由苏而皖，自赣而鄂，上千里”地转了一圈，对灾区视察。25日到汉口时，就有市民打出大标语：“蒋总司令莅汉抚慰难民了”。
中山公园大门，今解放大道
“民国廿年十一月锡山过志毅”出版了由他摄影兼编辑的《武汉水灾留景》画册，分洪水、防险、惨状、救济四部分部分。发刊词曰：“当是时堤防之溃决，家室之倾圯，交通之梗阻，灾民之荡析流离，以及器具牲畜漂流死亡，岂唯目击者为之心伤，继耳食者亦当色变。”
１９３３年“湖北水灾纪念公园”在汉口张公堤角建成，面积４.８万平方米，如今人们早已忘却了这座主题公园。2011年，翟跃东、任予箴主编《水火 汉口焚城市100年 水淹三镇80年——城市灾难纪念》，其中“水部 狂流 1931”详尽地再现了那段历史。
该书采用了美国史密森学会收藏的、由设立于中山大道489号汉口总商会的湖北水灾急赈会和燮记、品芳两家照相馆拍摄的大量图片。还披露当年史实：程步高等人下榻汉口德明饭店，历经艰难拍出超过一万尺原胶片素材，完成长度71分钟的纪录片“1931年武汉大水灾”。中国左翼的第一部揉入纪录片素材的故事片《狂流》，由夏衍动笔，女一号是险胜阮玲玉而当选第一任中国影后的蝴蝶，于1933年由明星公司出品。阅读这部定格历史的煌煌巨册，人们对这场水灾有了更为沉痛的认识。
透过这场水灾背后，我们还应看到1930年代汉口的经济走势。据武汉海关统计，从清同治四年（1865年）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这65年中，汉口居全国外贸第二大港的地位长达42年之久。经历１９３１年水灾及１９３５年并不亚于前者的水灾，汉口的城市发展损失惨重，给社会、经济、文化以沉重的打击，汉口由此而一蹶不振。
打捞江城记忆 串起散落的珍珠
钩沉三镇往事 回眸过眼之烟云
汉口招商局，今沿江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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