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者，汉水入江之口也”明代成化之初（约为1465年～1470年），连年大水，汉水自郭茨口下改道，于龙王庙与南岸嘴间形成唯一入江之河口，即汉口。汉口龙王庙位于汉江与长江的交汇处的汉口岸，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年-1398年），是“长江三大庙”之一。明洪武年间，汉水改道由沌口改为龙王庙出口，龙王庙地段，河面狭窄，岸陡水急，船多倾覆，素以险要著称，故有人修筑龙王庙祈求龙王爷保佑平安。
1930年，国民政府修路，龙王庙及其牌坊全部被拆，次年长江流域发大水，汉口城整整被淹了两个月，死亡30000多人，史称江淮大水，又称1931中国水灾、1931年长江水灾。
1930年冬华中地区大雪，次年春季开始大雨不断，并于7月前后共发生了7次台风，与此同时每年一度的西藏高原融雪使长江水量加大，降雨量在7、8月达到高峰。1931年8月，中国的三条主要河流：扬子江、黄河以及淮河，相继突破洪水记录。8月19日洪峰抵达汉口，水比堤防高出了1.6米，9月16日洪峰抵达南京。扬子江的洪水从四十英里延展到九百多英里，大约七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被淹没，洪水深达十到十五英尺，且持续三到六个月不等，五千多英里长的堤坝全部被冲毁。受灾范围南到珠江流域，北至长城关外，东起江苏北部，西至四川盆地。十四万多人被淹，三百七十万人死于疾病和饥荒，殃及五千多万人，丧生人数是2004年印度尼西亚海啸中的受难者人数的15倍，因此这次水灾被广泛认为是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且是20世纪导致最多人死亡的自然灾害。最终死亡人数估计在400,000[1]到4,000,000之间[2]。其中，长江流域的泄洪区的死亡人数达145,000，受灾人口2850万人。
《汉口水灾记》摘录：
1931年5—7月，持续暴雨，长江、汉水暴涨。7月28日前，汉口低处几乎都已经进水，铁路外棚户均被淹没，怡园至江汉关一带，泽国一片，江汉关附近最深处约两尺多，前花楼水则更深；7月28日清晨6时分金炉溃决，大水涌入；29日丹水池被撕开约一丈余，洪水倒灌后湖；8月2日上单洞门铁路溃口，洪水冲进市区；8月15日上午7点多钟皇经堂处溃口，日租界进水，汉口全部淹入水中。8月16日水位窜至28．28米，创武汉有水纹纪录以来历史最高点，暴虐的洪水如脱缰之野马，向市区咆哮而来，冲走行人、牲畜、房屋，淹没工厂、农田、机关、学校、街道，汉口如一座孤岛漂浮水面，任洪水恣肆妄为。
为应付灾情，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一面防洪抢险，组织人员围堵溃口，一面令机关、商会、慈善会迅速行动起来，设置救灾场所，并从外地运来各种求援物资，救民于危难之中。虽然如此，仍阻挡不了洪水的侵犯，市区内被淹多则1尺有余，少则1丈之多，随处可见门板、铺板、桌椅等物件搭成跳板，或接楼上，或铺于水面，堤外则烟波浩渺，茫茫一片。后湖的中山公园，当时是武汉市民唯一的休闲游乐场所。当洪水奔腾而至时，整个园区很快被水淹没，昔日喧嚣的公园，寂然无声，唯音乐亭（此亭现已不在）在阳光的照射下，孤独地屹立水中。音乐亭是中山公园最高点，也是公园著名景点，它建筑在园内假山之上。未淹之前，每遇节假日，许多学生，携乐器从四面八方相聚于此，吹拉弹唱，自娱自乐。同学们悦耳的歌声与悠扬的琴声不时传出亭外，缭绕于公园上空，为公园平添了几许艺术的气息，音乐亭由此得名。如此佳处，此时成为守园者栖身之地；摇橹及近，园内气象台三楼及风向器露出水面，石山建筑内的瀑布裸女，村舍山林，已入水过半；总理纪念堂，各纪念碑，或微露石峰，或篙桨可攀，再进至游泳池、足球场，则是一望无崖，水天一色。
淹了一半的武昌，有些地方也与汉口相差无几。武昌南端的武庆闸，决口约半里，堤口两端房屋，倒塌无数，由堤口内望，只有少数房屋及树梢微露水面，附近的村落，多随洪流去矣，没有一丝人烟。而以汉阳铁厂为首的一批企业更是难逃厄运，损失之重，超乎想象。汉阳铁厂，清末张之洞督鄂期间兴建的第一批近代企业，武汉近代工业的肇端，这个耗资500万两、1890年动工、1893年完工、大小10个分厂的亚洲第一大钢铁企业，1931年几乎全部停产。耸入天穹的烟窗，空空荡荡，整齐宽大的厂房被洪水淹及屋檐，厂区内陆地行舟，进口的炼铁炉、炼钢炉等冶炼设备尽没水中。更有甚者是8月18日夜，大智门附近一家开设20余年的迎宾旅馆，不堪重负，轰然倒塌，牵连附近电灯电话线杆折断，电线浸入水中，电流四射，烧死十二名逃出旅馆的人，惨象实不忍睹[4]。
《汉口大水写真》：
飞机从上海飞往汉口，一路航程，俯瞰地面，展现在眼前的景象是洪水在不断地延伸，地面一片汪洋，除能看到极少的树和一些屋顶外，几乎什么也没有。江汉平原、洞庭湖区、鄱阳湖区、太湖区大部分被淹。武汉市水淹达百日之久。京汉铁路长期停运，津浦铁路中断行车54天[5]。
《泰晤士报》：
扬子江的水位已经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江水溢出或冲破了堤岸。淹掉了汉口整个外国租界，城区的积水深达3~8 英尺。汉口现在堪称是东方的威尼斯，洪灾对于中外财产所造成的损坏难以估量。舢板（中式手划船）成为街上唯一的交通运输工具[6]。
针对此次洪灾造成的人口迁徙和经济损失，在邓拓先生的《中国救荒史》中粗略的提到
另外由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金陵大学农学院经济系制的《民国二十年扬子江淮河流域水灾灾况经济调查图》亦可参考。
1931年《民国二十年扬子江淮河流域水灾灾况经济调查图》[8]
图片选集[6][7][8](部分图片来自华辰影像）
1931年汉口市（现武汉市）水灾鸟瞰
武汉东方马城难民避难处
难民收容处
大智门铁路外，怡和牛皮厂水门汀楼房四层容纳灾民约计万余人
汉口市标志性建筑受灾一览：
1931年洪水中的汉口市政府
大智门火车站
江汉关
古德寺
汉口市各大主街道：
胜利街
晴川地区
江汉路
江汉路步行街
水灾中人民生活百态：
参考文献：
[1].中国水灾年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2].NOAA's Top Global Weather, Water and Climate Events of the 20th Century. 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
[3].谢茜茂编《汉口1931年大水记》，汉口江汉印书馆1931年版
[4].杜宏英 1931年武汉大水相关文献
[5].作者不详《汉口大水写真》
[6].《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6月出版)
[7]《武汉地方志》
[8]2013年江南初春拍卖会-玉胜金石●中国之老股票与债券（B13041）
[9]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
川水流，湘水流，流到汉江点点愁；江水涨，湖水涨，涨到武汉没家乡。
最后，推荐邓云特《中国救荒史》。没能记录到新中国以后的自然灾害实在是一大缺憾。
《中国救荒史》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是[历代灾荒的史实分析];第二编是[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第三编是[历代救荒政策的实施]。邓拓通过梳理历代古籍中的灾荒记载，统计分析了从远古殷商时代直至1937年我国的水灾、旱灾、蝗灾、雹灾、风灾、役灾、地震、霜雪、歉饥等各种灾荒的发生次数及情形，还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分析了灾荒的成因，从社会变乱和经济衰竭两方面分析了灾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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