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写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后出师表》中写到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
到底哪里是诸葛亮躬耕的地方呢？从诸葛亮的奏章《前出师表》《后出师表》中可以看出，是河南的南阳，那里确实有诸葛亮曾经住过的草庐。《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玄素与刘表有旧，仅此一句代表不了诸葛玄去过襄阳。如果襄阳是诸葛亮叔叔做官的地方，那里会有他叔叔的土地和房产，诸葛亮依靠叔叔生活学习，那么诸葛亮躬耕之地，自然《出师表》会写襄阳。
南阳与襄阳之争在两地持续已久。可是，400多年前的明朝官员徐学谟有其独到的看法。
400年前的故隆中的状况又是怎样的？有一篇文章叫《游隆中记》，作者就是徐学谟，他先后担任过荆州知府，右副都御史，后来做到礼部尚书。他的老家是苏州府嘉定，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徐学摩先后在南阳，襄阳都做过官。作为南襄两地之外的人，他对诸葛亮躬耕地的看法是怎样的？他在《游隆中记》里面阐述的很清楚，我们来看原文：跨汉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盖有两隆中云。隆中者，为汉昭烈三顾孔明处。其一距襄阳城西三十里，在今伏龙山中；其一在南阳者，薄城八里，即所谓八里冈。冈势蜿蜒如带，高仅数丈，即以上以祀孔明，亦曰隆中。
这一段咱们应该都能看得明白。明代的时候，两个地方都有隆中，南阳的隆中在城外八里的卧龙岗被人俗称八里岗，而襄阳隆中则在伏龙山中，并且两个地方都有隆中，在当时是普遍被认可的。比如嘉靖皇帝在南阳卧龙岗武侯祠
的碑记中说：养高隆中，非三顾不起。从嘉靖皇帝这篇碑文我们也可以看得出，南阳卧龙冈在当时被称作是隆中是没有争议的。
既然徐学谟两个隆中都去过，那么他对于两个地方到底哪里才是？对诸葛亮的躬耕地是怎么看的？
我们先看一看襄阳伏龙山中的隆中状况是怎么样的？《游隆中记》记载的也很清楚，从万山沿着汉江弯弯曲曲向南走，进入伏龙山中，山势陡峭，只能踮着脚尖艰难前行，杂草茂密，树木遮天蔽日，白天跟夜晚一样，间或有一些地方有阳光透露下来，这不就是人近罕至荒郊野岭的意思吗？如果时间再往前推到1000多年，全国只有不到二千万人口，人烟稀少的东汉末年，他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在这里住十年，你别说躬耕，也别说隐居，就是活命都难。他天天不得跟狼虫虎豹做斗争吗？他哪里还有时间有精力去读书、去耕田、去社交？所以，徐学谟在《游隆中记》里面直接发出了疑问。如果说孔明在襄阳的话，也就是住土皮墙茅草屋的暂住客。不像山阴南亭、南昌滕王阁那样能长久。1000多年过去了，诸葛亮的草庐，如果真的在伏龙山这数十里的山里，又怎么知道他的草庐在哪里？其实徐学谟已经表态了，他认为如果诸葛亮在襄阳隐居的话，是会有住房留存下来的。他认为假设诸葛亮真在襄阳，他也是名家门下的。这不是恰巧和南阳说一贯所认为的诸葛亮在躬耕期间的状态时，“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与诸侯”是一样的吗？这种来自于400年前，明朝的亲自游历过隆中的徐学谟所发出的疑问，无疑是对那些所谓的诸葛亮在襄阳是隐居，而不是躬耕。
诸葛亮门庭何其高大也，有许多高朋，诸葛亮的姨父是荆州刺史刘表，无疑是对这些观点不屑的嘲弄，还有一个至今襄阳说都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徐学谟说：“当年在隆中看到了所谓的八角井，当地道士说，这就是诸葛亮曾在此住过的遗迹”
但是，徐学谟在《游龙中记》里面再次发出了疑问，这个井制作的挺大、挺宽敞，不是诸葛亮这样平家门像的人所能有的。如果说南阳卧龙岗不是诸葛亮草庐，他在《出师表》里面又怎么会说“臣本布衣，躬耕南阳”？徐学谟真实的记载了襄阳伏龙山中隆重的状态，并且产生了很大的质疑。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明隆庆年间襄阳隆中的真实状态，除了一口不能确定疑窦丛生的诸葛井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诸葛遗迹，它与同时期的南阳卧龙冈是有云泥之别的。
南阳卧龙冈是元明清官方认可的诸葛亮躬耕地，而襄阳伏龙山中的隆中荒郊野岭，人迹罕至，没有文物遗迹。如果说那口八角井是文物，时至今日怎么会变成了六角井呢？所谓的隆中仅存的诸葛遗迹怎么会悄然的少了两角？所以徐学谟在《游隆中记》篇尾也说了，他认为圣贤之井，后人附会的成分肯定很多。
现在两地都供奉诸葛亮，不能说这里是对的，那里是错的。不得不说徐学谟的高度是有的，但是他在文中所发出的疑问，是对那一种秉持诸葛亮从来没有来过南阳，诸葛亮的躬耕地仅存在襄阳的记载是一致的，是对这种观点有力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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