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2日，南京农业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单位的一群“专家”在BioRxiv上传了一篇题为《中国狩猎动物的总病毒组特征揭示了一系列新出现的病毒病源体》的英文文章，大概意思是“狩猎动物是经常作为外来食物交易和消费的野生动物物种，是 SARS-CoV 和 SARS-CoV-2 的潜在宿主。对在中国各地采样的代表16种和5个哺乳动物目的总计1725只野生动物进行了元转录组分析，从中确定了71种哺乳动物病毒，其中45种是首次被描述，18种病毒被认为对人类和家畜具有潜在的高风险。果子狸（Paguma larvata）携带的潜在高风险病毒数量最多。确定了蝙蝠冠状病毒HKU8从蝙蝠到果子狸的传播，以及冠状病毒从蝙蝠到刺猬,以及从鸟类到豪猪的跨物种跳跃。我们类似地在果子狸和亚洲獾身上发现了甲型H9N2禽流感病毒，后者表现出呼吸道症状，以及可能的人—野生动物病毒传播的病例。这些数据突出了狩猎动物作为疾病出现的潜在驱动因素的重要性。”
研究是好事儿，在国外发表文章正彰显了中国科研水平在国际的地位。弄清楚病毒可能的传播方向和可能存在的威胁，对人类防御病毒入侵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我不解的是，为什么要强调是中国的狩猎动物？谁确定的中国哪些动物是狩猎动物？如今还有那么多的动物被狩猎吗？
更为微妙的是，本来“game ”这个词是“猎物”和“猎物的肉”的意思，但是自新冠疫情以来，野生动物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各种各样的声音认为野生动物与新冠疫情有直接的联系，特别是中国的专家第一时间提出有可能是用于食用的竹鼠和獾类传播了新冠病毒，野生动物便百口难辩，更何况野生动物不会说话，只能任人宰割。于是闹得沸沸扬扬，把中国推向为难之境，也将“野生动物产业”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即使在地毯式搜索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野生动物还是不能翻身。
本来西方许多国家的狩猎业是兴盛的，即使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也没有停止狩猎活动，美国甚至还增加审批了狩猎量，以此补充肉食的不足。但是，一与中国扯上关系，“game animals”这个词不再是简单的狩猎动物，逐渐被西方媒体政治化、标签化，影射中国常食用“野味”，译成了“野味动物”。如果我们的专家们在写文章时不审时度势，让人怀疑是不是要与当初国际上攻击中国，认为新冠病毒是中国人食用“野味”导致疫情发生相呼应吗？或者认为美国对中国的甩锅不够力，证据分量不足，还要添点柴火？
野生动物携带病毒，以及携带能传播给人的病毒是普遍共识，人也可以将病毒传播给野生动物。事实证明，新冠病毒也通过人传播给虎、狗、水貂、白臀鹿等野生动物，相互之间的传播并不能说明谁是病毒的起源。事实上，接触动物活体比食用动物肉更危险，许多病毒通过高温后都能消灭, 而活体是最为重要的病毒载体。
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与野生动物发生着一次次的博弈，因为人类掌握和运用了种植和养殖技术，使得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赖以生存的资源，在博弈过程中异军突起，才有了快速的扩张和发展，走向了全世界。今天我们作为家禽家畜饲养的动物，都是从野生动物驯化而来的。更何况像鸵鸟、蓝孔雀、火鸡这样一些物种，是近期才搞清楚它们的养殖技术，才发展起来的。当然，中国的蛇、竹鼠、果子狸等的养殖技术远领先于国外，只可惜这些种被禁止了，那些自主知识产权的养殖技术锁在了箱底。
工业文明以来，在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的同时，环境受到深度危害，许多物种的生存状况受到威胁，这是一个国际性共同存在的问题。在生态文明时代，强调生物多样性保护，并上升到了法律高度。中国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还在《森林法》、《环境保护法》、《湿地保护条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中分别强调了野生动物保护的内容，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属于野生动物保护的引领者。
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对待动物的态度上和西方国家有所差别。特别是在动物福利方面，没有像有些国家那样专门出台动物福利法，因此受到一些所谓的“保护人士”的诟病。他们卖弄着西方价值观，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认为只有他们在西方学到的才是真理，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愚昧。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保护人士”并非真正的为了生物多样性保护，而是通过保护说事儿，达到文化改造的目的。他们通过强调动物福利，慢慢从动物权引申到人权，再暗暗地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这是西方反华势力惯用的手段，他们豢养了一批传播者，披着“专家、学者”的外衣，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达到颜色革命的目的。前苏联的瓦解就是很好的教训，也是他们沾沾自喜的成功案例。
在这纷争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中国的专家学者更应该提高警惕，不要再为反华排华势力“递刀子”，当“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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