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重新确定了“理智的根据”
休谟问题对于近代认识论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超越感觉有限性的科学知识并不含得知理性的必然性，这是对理性可借感觉材料形成关于自然世界的有客观真理性知识，表示了根本的怀疑。科学大厦的理性基石被动摇了，我们看来不能再说，是理性赋予人类认识的至上性，纯粹的思维只在“逻辑的形式”范围内有效，它不能僭越逻辑界线妄图进入经验世界。
笛卡尔所笃信的纯思主体是知识的确实性的根据，现在被发现根本无法将“纯思主体的确实性”带入现实经验世界。那么，对于“认识主体的性质”就应当另外理解了，我们不可仓促地就把它等同于“理性”。确实是“认识主体”在构筑着人所面对的经验世界，但是，认识主体凭借的不是理性，而是凭借知觉之间的联系（联想律）固定而成的“习惯”，来构筑我们的经验世界。也就是说，想象力才是这个“有秩序的世界”的根据。这个结论把对感觉和理智的认识论研究引入到对非理性的想象力的心理学研究，真理问题被转化为心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关于事实的真理，而只有关于事实的心理习惯。把人类对外部事物的认识归诸于心理习惯所造就的信念，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近代认识论的主旨。因为，我们固然可以继续信赖自然科学，但不在相信理性获得可观真理的能力。这样，知识之为知识的本来意义被取消了。这就是休谟问题的破坏力。
休谟问题的实质在于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形而上学真理的可能性被破坏了，即人类不可能获得形而上学真理，因为休谟问题证明，理性并没有能力去思维现实世界的形而上本质。休谟之前的形而上学，自以为能够去做这种思维，但是休谟证明这种思维所用的“诸概念”，一旦脱离经验就是纯粹的虚构，那么诸概念在经验中则完全不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了，只具有被觉知经验的联想律所局限的信念价值。虽然“主体自由”不可能建立在被经验所束缚的信念价值上的，但是如果建立在理性的脱离经验的概念虚构上，那么这种自由便具有全部的虚假性质，是人借助形而上学所完成的自我欺骗。
上述局面急待拯救，否则它将引致取消形而上的真理能力的“主体自由”的这样一个结果。这个后果，对于近代哲学的内在目的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近代哲学不可能把理性与主体分开，也就是不能把理性与人的自由分开。这种分开，仅在哲学的当代变革中才可能出现，所以休谟意义的积极的一面，其实延伸到了当代哲学之中，只有在当代才能被发现。
康德作为真正理解休谟问题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立即出来挽救这关系到近代哲学命运的危险局面，同时他也看到了休谟学说的重要贡献和巨大破坏力这两个方面。他评价说：“休谟断言：理性没有能力即使一般地去思维这样的连结（经验思维之间的有必然性的连结），否则它的诸概念就会纯粹是一些虚构，而它的一切所谓先天知识就都不过是一些打上错误烙印的普遍经验，这就等于说没有，也不可能有形而上学这样的东西。”虽然如此，休谟也还是把这种有破坏性的哲学叫做形而上学（休谟式的新形而上学，即专门怀疑和破坏独断的形而上学思辨职能的“形而上学”），并且认为它有很大价值。他说：“形而上学和道德学是最重要的科学部门；数学和物理学的重要性还不及它们的一半。不过，这位见解高明的人只注意了它的消极作用，即它可以节制思辨理性的过分要求，以便制止使人类陷于迷乱的许许多多无尽无休的讨厌的争论。但是，这样一来，假如“理性的最重要的一些前景”被去掉了的话，他就忽视了随之而来的实际危害，因为只有这前景才能使意志的一切努力有其最崇高的目的。”
康德绝不打算只做休谟式的消极的形而上学工作，思辨理性的过分要求，固然可以由这种“消极的形而上学”去加以阻止，但“消极的形而上学”本身还应该完成一次转换，即转换到它的积极方面去，也就是展示“理性的最重要的一些前景”，以使人类的活动“有其最崇高的目的”。康德认为，人类最崇高的目的，仍然唯独理性才能揭示，这就是形而上学这个科学部门存在的根本理由。理性在现有的形而上学形式中当然无法去执行自己的这项使命，这一点休谟讲得很对，但是休谟取消一切积极的形而上学的结论，却下得仓促、不正确。新的、积极的形而上学是必定要有的，但是其奠基工作还没有人做过。休谟清除了旧形而上学的基础，现在康德要在这块被休谟被清除过而留下的的基地上，开始为“未来形而上学”做奠基工作。
休谟问题使“理性是否有能力从事形而上学”这一点成为巨大的疑问，因此为未来形而上学做奠基的工作，无疑就应该是，对理性的能力本身进行彻底的考察，康德把这种考察称为“纯粹理性之批判”。
休谟认识论因其对经验中的理智（逻辑范畴）所做的无情拷问和消解工作，无疑属于“理性的批判”，但是他的批判产生的是“否定性的结果”，康德批判则是在休谟之后的重新确定“理智的根据”，划定理智范围，而这种批判要导向的是一种确定的积极成果：纯粹理性的自我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