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承担着极为重要的工作，因而也需要具有高超的个人能力。下文从“专攻”“专注”“胜任”“交流”和“体察”等方面，具体阐释大学校长需要具备哪些禀赋。
在谈到“大学校长”之前，有必要先做好“大学”的预设，也就是这个主题下探讨的主要是什么性质的大学。许多院校都把研究表现作为中心使命，所以这次的讨论的前提是，我们探讨的是“研究型大学”的校长选择。研究型大学应该是一个以知识为中心的组织，其核心任务就是通过研究来形成对世界的认识，并且以发表物和教学的形式来传播这些认识。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发挥“传播知识”这一核心任务，就需要扩展高校的知名度和权威，需要教育圈内的更大尊重和认可。因此，研究型大学需要学者型、专家型的校长。这是合理的，也更有利高校学术环境与文化环境的构建。
引用吴康宁教授的观点，当下我国高校校长面临三重主要的角色冲突：教育家的使命&政治家的要求；代表者的身份&服从者的选择；领导人的职责&学术人的念想。当一位高校校长真正走上领导岗位时，他需要做的是权衡“领导”与“学术”之间的关系，将自己的定位从“以学术为业”变为“以治校为业”——这里引出第二个观点，我国研究型大学的校长必须是职业化的。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职业定位不够明确，存在多重角色冲突，集“本源性角色”与“附加性角色”于一体，多是非职业化校长。世界一流大学校长更多是专业化、职业化校长。他们职业定位清晰，领导和管理具有权威性与公信力。他们在用自己作为研究者和知识传播者的经验，为领导下的教师和学生群体指引更清晰和恰当的方向。
由于政治制度原因，西方一些国家的高校与我国高校的校长任命制度也有所不同，我国是政府委任制为主，而其他国家会采用选举与任命的两段制、董事会领导下学校自主遴选制、学校遴选与行政任命结合以及轮流出任等方式，也可见在我国大学不仅是一个学术机构，更被看做是一个培养国家栋梁的具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教育机构。在这种环境下，就更需要领导力与管理能力兼顾的校长。
领导力是首要，这涉及到一所高校的战略规划与关键决断，这就需要校长有鲜明的教育理念与治校方针，这里涉及到的是精神上的，教育和道德上强有力的领导，是人文关怀，而不仅仅是被技术崇拜和技术政治禁锢的“功利方向”，这其实无所谓校长的专业背景，只是希望校长能够在对自我专业领域有了解的同时，对世界的社会、文化、教育也有体会（只是说在这一点上，可能以人文学科、特别是教育学科为专业的校长的认识往往更深刻。按照现在的校长任命情况，依旧是理工科比较多，个人感觉这其实也是必然方向，但这也意味着对理工科背景的校长有了更高的人文要求，这也变相地映射到我国高校的人文素养教育有待加强。
管理能力是我国政治环境下的必要，是“把事情做正确和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但是不得不承认，过于民主会使学校在决策时软弱无力，过度的政治化和管理主义下的大学会丧失其作为一个知识生产场所和教育场所的活力和创新力，高校的行政属性逐渐喧宾夺主。虽然现代大学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机器，但大学校长的领导确实决定了高校的发展方向。因此校长必须保有较大的权力，这是维持学术导向稳定性的需求。从这一点出发，确实需要考虑我国校长任命制度的改革方向。在我国国情下，需要找到一个政府与高校学术相关成员在校长任命中权力大小的平衡点。
在参加澳门访学活动过程中，当地广大中学的校长陈建邦老师也谈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校长和高校校长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笔者概括为“学术水平”、“国际视野”、“事务包办程度”的区别。高校校长由于高校的职能使然，需要更高的学术水平；对知名度和权威度需求更高，所以需要更广阔的的“国际视野”；高校校长事务处理更加繁杂，主要负责的是重大事项的决策，而基础教育阶段校长则倾向于“一人包办”。笔者认为这三点，站在一位中学校长的角度，照应与补充了上述的观点。
最后一点，出于笔者个人的教育经历，认为高校校长应该更加“平易近人”。这不是必要条件，但能够锦上添花。之前的课程提到过学校建筑排布中体现的权力，比如高校行政楼往往独立于教学楼和学生生活区，且有一段距离。那么，校长有没有可能打破制度与空间上与学校其他人员的物理和精神隔阂。在保留权威，用全局眼光观察的同时，能够切身进入校园体察，协助学校的其他成员建立更加融洽的校园文化氛围，也为自己的领导与决策提供思路。
高教课堂研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