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八家”在杭城的影响，几乎家喻户晓。“西泠八家”，不是同一个时期的八大名家，而在清康熙中期至咸丰长达约一个半世纪之间的浙派印坛的八个重要代表人物的统称。“西泠八家”在中国篆刻史上有醒目的位置。
清中期以后，随着金石学的空前隆兴，对古文字资料的搜集、考证蔚然成风，扩大了印人的视野，广泛的文人群亦有兴趣参于篆刻创作，形成篆刻艺术蓬勃发展时期。正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西泠八家”脱颖而出，兴起于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由丁敬起始，师法者有蒋仁、黄易、奚冈等人。黄易是丁敬的学生，蒋仁和奚冈也都尊崇丁敬之法，四人的篆刻风格比较接近，但又各具特色，蒋仁以朴拙取胜，黄易和奚冈则以秀逸著称。因他们都是杭州（钱塘、仁和）人，故后世称“西泠四家”。继起者有陈豫钟、陈鸿寿，时称“西泠六家”。清光绪时，丁丙又将赵之琛列入“西泠七家”，后又将钱松列入西泠体系。由于他们都生活在古之钱塘，篆刻效法丁敬，风格崇尚秦汉，刀法阳刚大气，艺术各具成就，合称“西泠八家”。后人把他们连同效法他们艺术风格的篆刻家，亦称为“浙派”。
文章有神交有道 丁敬篆刻
丁敬开创的雄健苍古的浙派风格，其风格之新，艺术之美，一洗浮滑纤巧之习气。他以“思离群”的创作理念，集秦汉艺术之精华，如明珠般炫耀印坛。乾隆以后，丁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以追随丁敬印风的蒋仁、黄易、奚冈为代表的浙江印人在当时的印坛上形成一股势力。孔白云评价说：“当徽派盛行之际，有西泠丁敬突起，乃夺印坛盟主之席，开千五百年印学之奇秘，世称浙派之初祖也。篆刻一道，遂归浙江。”可见“西泠八家”的作品名重当时，影响后世，极受朝野喜爱。他们的篆刻艺术风格，对后世的篆刻创作与发展影响很大。西泠八家是师承关系、风格延续、地域特征都非常明显的一大篆刻流派。西泠八家的出现，使元代以后较为沉寂的浙江印坛重新恢复了生机。
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砚林，别号钝丁、清梦生、梅农、丁居士、玩茶翁、龙泓山人、砚林外史、胜怠老人、孤云石叟、独游杖者等，浙江钱塘人。清代著名篆刻家、书画家、藏书家、文物学家。丁敬于篆刻上成就最大，他的崛起，使印坛主流归属浙江之地，后人尊其为“浙派”开山鼻祖，“西泠八家”第一人。
丁敬出生于市井家庭，以卖酒为生。曾举“博学鸿词”不就，终身淡薄功名不愿仕宦，浸淫于诗书画印为乐。为人孤高耿介，专研书法篆刻文字之学，有“于书无所不窥，嗜古耽奇，尤究心金石碑版”之谓，又有“博古好学”的美名。他年轻时虽在江干市肆鬻酒卖米为生，但常常“左手操釜庾，右于挟书”，“沉酣穿穴于古人之书”。“往往杖策怀干糒”，独身一人遍寻西湖群山、寺庙、塔幢、碑铭等石刻铭文，亲临摹拓收藏。他独涉“西湖四山之中，多有游人所未至者。”据说，有“一日，周走南北两峰，径入深处，有事于摩拓，突有一虎肩摩而过，山人踉跄迸散”，而他却浑然不觉，那虎悠然而去。[1]可见其专心致志，到了忘我的境界。丁敬平日又不惜重金购买铜石器铭和印谱珍本，精心研习，鉴赏水平高，辑有《武林金石录》。他精通诗文、书法、绘画、篆刻、鉴赏、考古。善诗文，有“诗国”之称。精绘画，尤善画梅，用笔苍秀，极粗头乱服之致。擅切刀治印，印风苍劲质朴，其篆刻在于继承并发展了朱简朱文短刀碎切的刀法，开创了“印从刀出”的创作模式，“直追秦汉、力挽颓风”，且文雅生辣，有很强的金石感，可谓前无古人。他的篆刻主要取法汉印，并广泛吸收明代文彭、何震、苏宣等人篆刻成就。篆刻风格清刚朴茂，特别讲究刀法，常用切刀、碎刀表现笔意。其印章总的风格是平正、朴茂、古拙和浑厚，让当时受柔媚、怪异之风笼罩下的印坛大开眼界。印章的边款多为楷书，用刀取法何震，变明人双刀法为单刀直切石面，由于对古代碑刻的揣摩、修养精深，治印可以随刀锋之起止，而古趣盎然。
只寄得相思一点 丁敬篆刻
乾隆十年（1745），丁敬在西湖东皋吟社与印癖先生、著名收藏鉴赏家汪启淑[2]相识订交，基于对诗文、篆刻的共同爱好，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当时汪启淑已经着手辑刻《飞鸿堂印谱》，受其邀请，丁敬参与印谱的厘订和篆刻。后来，他的弟子黄易也参与其中。
丁敬有三子一女，长子丁健，字诚叔，号净居，郡诸生，为杭世骏之婿，性谨愿，其言讷讷，而诗才特秀；次子丁传，字希曾，号鲁斋，钱塘诸生，精天文、勾股之学，读书得间能发前人所未发；三子丁佺，字致尧，号松老，善分隶，工缪篆，喜蓄古器。三子均为当时风云人物。
物外日月本不忘 蒋仁篆刻
蒋仁（1743—1795），原名泰，字阶平。因得到一枚汉“蒋仁”铜印而效法汪关之例改名，更号山堂、吉罗居士、女床山民，浙江仁和人。诗书画印兼工，极高造诣，清代郭麐评他的诗“洒然无一俗语”，彭绍升评价他的书法“天真野逸”，[1]尤其行楷书称妙当时，被推为“当代第一”。亦善刻竹与画山水，皆有逸趣，为时人所喜爱。蒋仁比丁敬小48岁，篆刻直承丁敬，效仿终生，深得神髓，气韵高古。治印，印风、刀法苍劲简古，篆法静穆洗练，较丁敬则稍趋工整，形式亦少变化，故章法上看来更为纯熟，时有“丁蒋之说”。赵之谦论其印作甚至超过丁敬，“蒋山堂印在诸家外自辟蹊径，神至处，龙泓尚且不如”。他对篆刻的体会独到：“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浓淡疏密，随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自足也。作印亦然，一印到手，意兴俱至，下笔立就，神韵皆妙，可入高人之目，方为能手。”可谓见地深厚，入木三分。蒋仁因性格使然，惜石如金，不轻易为人作，故传世作品不多。
蒋仁一生布衣，性格冷僻，孤高寡言，居忠清里褚家堂塘，这里原是唐代书法家褚遂良故居。因屋破年久失修，搬至东皋两间祖屋，将家藏古书画数百件寄贮好友家，不料被人巧窃殆尽。其间蒋仁多次客居扬州，课徒他乡，郁郁不得志。后因故迁出祖上老屋至艮山门外沙塘河一处危旧楼房，过着类似隐居的生活，拖着病体，常家贫不举火，穷困潦倒。
小蓬莱 蒋仁篆刻
黄易（1744—1802），字大易，号小松，又号秋庵，别署秋景庵主，蓬莱弟子等，浙江仁和人。其父黄树谷，以写篆隶知名于时。黄易居湖墅，家中排行第三，在家族中排行第九，所以朋友称其黄九。黄易八岁丧父，家境贫寒，黄易母亲梁瑛是杭城著名的闺秀才女，诗、古文皆精通。黄易自幼敏学，四处求师，养成持重谦和的品性。为了养家糊口，黄易数次外出开馆授徒，前后近二十年私塾教墨客涯。他曾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春天回过一次杭州，遍访其父黄树谷书法作品、诗文收益《揩瘿斋遗稿》中。后入仕途，任两淮盐运使郑大进幕僚，官至济宁同知。
我生无田食破砚 黄易
黄易工书，娴熟隶法，对金石碑版致力尤深。隶书摹《校官碑额》，小隶有似《武梁祠题字》。精于博古，喜集金石文字，广搜碑刻，绘有《访碑图》，并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等。故隶法中参以钟鼎，愈见古雅。书画风格简洁古淡，山水法董源、巨然，冷逸幽隽，以澹墨简笔写取神韵，而有金石味。兼工花卉，宗恽寿平，官济宁时，一花片叶皆能于质库易钱，间作墨梅亦饶逸致。黄易自喻“有金石癖，又喜探讨篆隶之原委”，把金石篆刻作为学问来研究。他师法丁敬，得丁敬亲授而能出新意，学丁敬而不囿于陈规，有出蓝之誉，时与丁敬并称“丁黄”。“小心落墨，大胆奏刀”是黄易的著名印论。
茶熟香温且自看 黄易篆刻
奚冈（1764—1803），初名钢，字纯章，后字铁生，号蒙泉，别号奚道人等，浙江钱塘人。奚冈工书法，行书、草书、篆书无一不精，其成就最大的是篆刻和绘画。在篆刻上，他宗法秦汉古印，推崇丁敬，笔法拙中求放，布局善变，古朴雄健，有俊逸神飞之势，并善用切刀，领浙派篆刻阳刚风气之先。奚冈在绘画上也有很高造诣，名重一时，代表作有《春江棹舟图》、《溪山素秋图》、《溪山秋霭图》等。
自得逍遥意 奚冈
奚冈祖籍安徽歙县，迁居钱塘，住乌龙巷，家中排九第九，人称奚九。《内自讼斋文钞》说他“身矮少，发秃，微驼，面酡黄如瓜”。画室中“当窗置大几，罗列书画。自制一高足椅，以就几”。客至礼毕，“复踞椅坐”与人对话。奚冈为人旷达耿介，俗世不相容，遂闭门谢客，豪放善饮，人以“酒狂”称之。据说，有次康熙皇帝南巡至杭，需赶制行宫壁画，杭州知府王瑞指名要奚冈前去绘制。他知道奚冈性格倔犟，甚至有点狂妄，正式去聘请，说不定会被顶回，就派人将他捆至壁前。奚冈笑道：“有捆绑请人画画的吗？”就在壁下坐了三天，不动一笔，说：“头可断，画不得！”看管他的人说：“你是童生，不是铁生！”奚冈不惧其势，回家后，就以“铁生”为号。从此，他索性不再应试，专心画画，自定画价，悬于门外，画室名“冬花庵”。一般人求画，先坐冬花庵，候其出见。奚冈见客仅拱手为礼，事毕也不送客。只有竹竿巷梁山舟学士等收藏家来，才“扫榻以待，取入书画，为之审定、题跋，或游湖山，赋诗自娱，将一月乃返。”那时，他同诗友朱彭、沈舲、胡栗、禅一、倪印元等效仿南屏吟社遗风，结社于南屏万峰庵，诗酒际会，笑傲湖山。
吾本素家 奚冈篆刻
奚冈终生不仕，一介布衣，晚年极为不幸，先是冬花庵毁于火，接着十日内连丧三子一女及胞弟，接着丧母，刚脱下丧服，自己也阖然而逝。有《冬花庵烬余稿》三卷名世。
古松灵萱图 奚冈绘
陈豫钟（1762—1806），字浚仪，号秋堂，浙江钱塘人。乾隆时廪生。出生于金石世家，收藏颇丰。精于小篆籀文，兼及秦汉，皆得古法，篆书得李阳冰神韵，遒劲工挺。篆刻早年师法文彭、何震，后学丁敬及汉印法，典雅工致，增益修饰，作品工整秀致，其边款常作密行小字，颇为自负。阮元任浙江督学时，铸文庙大钟，钟上记铭文，请其摹仿古文勾勒，文字端整壮丽，极受赞赏。陈豫钟三岁时，丁敬已去世，他的篆刻之艺多从蒋仁、黄易、奚冈，尤其受黄易影响最深。其印章边款非常精致，密匝推排，长篇累牍，罗列有趣，虽有千字但容一款，颇受黄易、奚冈赏识。陈豫钟和陈鸿寿结为至交，时称“二陈”。陈豫钟嗜好收集金石文字，毡蜡椎拓，收集拓本数百种。见名画、佳砚，虽重值必购之，尤其爱好古铜印。工画山水、松、竹、梅、兰，尝以篆法写墨笔松竹梅卷，著有《古今画人传》、《求是斋集》、《求是斋印集》等。
素情自处 陈豫钟
我生无田食破砚 陈豫钟
陈鸿寿（1768—1822），原名陈鸿绪，字仲遵，又更字颂、子恭。别号曼生、万生、阿曼、老曼、恭寿、曼公、曼龚父、翼庵、夹谷亭长、种榆道人、种榆仙吏、西子湖上渔者、胥溪渔隐、曼道人、溧阳令、梦饲鹤千八百草堂等，斋号翼庵、石经楼、种榆仙馆、桑连理馆、阿曼陀室等，浙江钱塘人。拔贡，官任溧阳知县、江南海防同知等。陈鸿寿幼承家学，后受业于阮元。阮元抚浙时，浚湖之余，作一墩在湖心亭旁，落成又造一舟，命陈曼生题榜：“再到行亭”。
皆大欢喜 陈鸿寿篆刻
万卷藏书宜子弟 陈鸿寿篆刻
陈鸿寿性情豪迈，喜好交游。工诗能文，擅长书画，行草篆隶都有自己的风格，四体书中尤以隶书高古俊逸，名重于世。陈鸿寿好金石碑刻，收藏甚富；又以制作紫砂壶著名，人称其壶为曼生壶。陈鸿寿篆刻取法丁敬、黄易，直追秦汉，与陈豫钟齐名。他在篆刻艺术上的主要特征是：用刀爽朗隽利，恣纵豪放，碎切刀的起伏较大，节奏鲜明，刀笔内蕴藏隶意，故其风格显得清刚朴茂，苍茫浑厚，雄放疏朗，后继者取法浙派多以他为示范。著有《种榆仙馆诗集》、《桑连理馆集》，篆刻有《种榆仙馆摹印》、《种榆仙馆印谱》等。
赵之琛（1781—1852），字次闲，号献父、献甫、穆生、宝月山人，斋号补逻迦室。浙江钱塘人。他从少年开始就致力于篆刻，早年师法陈鸿寿，后以陈豫钟为师，兼取黄易、奚冈、陈鸿寿三家之长，在篆刻技法上可谓集浙派之大成，声名卓著，效法者甚多。他作印力求巧妙，章法整稳而内含姿态，刀法滞重而蕴藏轻峻，作品工整挺拔。他尤以切刀之法见称印坛，但晚年印作，多有雷同，程序化弊病明显，千印一面，未免后人有“燕尾鹤膝”之讥。刀法之外，其格局亦少创意，趋于僵化。其印章边款，则别具一格，字体隶行结合，下刀生辣，线划挺劲。他勤于奏刀，今存世印作有千余枚之多。赵之琛精通金石文字之学，阮元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内所摹写古器文字，多出其手。据说他平日足不出户，潜心书画篆刻，并常摹写佛像，故斋号名“补逻迦室”。
云泉依声 赵之琛篆刻
篆刻之外，赵之琛亦工书善画，媲美奚冈。山水师倪瓒、黄公望，以潇疏幽淡为宗。山水、花卉之作都自成一家，别有韵致。赵之琛一生不仕，以诗书画印谋生、交友，尤以篆刻“以巧取胜”的印风，启惠来者。晚年在太平天国战乱中流离失所，客死他乡。有《补逻迦室印谱》行世。
读书观大意 赵之琛篆刻
钱松（1818—1860），本名松如，字叔盖，号耐青，晚号未道士、西郭外史，浙江钱塘人。钱松居吴山铁崖岭，地近清波门。曾与释莲衣、李节贻、杨见山、释六舟在南屏山下创办解社。“晚请六家”之一的赵之谦[1]，一向于篆刻一艺自恃极高，但对钱松的印艺，一直抱着敬重的态度。钱松喜好诗酒吟咏，善作山水花鸟，尤其精行、隶二体，篆刻法丁敬、黄易和陈鸿寿诸家，后复归秦印，曾摹汉印二千余方，广收博取，融会贯通。其作品章法出新，而刀法则能总结前人经验，以切中带削的方式表现出线条的立体感，在“西泠八家”中有开宗立派的创新面貌，吴昌硕就深受其影响，作品别开生面。钱松自辑有《铁庐印谱》。
上马杀贼下帷著书 钱松篆刻
咸丰十年（1860）二月，太平军攻城时，钱松做为守城的小头目，“日往吴山啜茗，夜率子弟邻右鸣金巡城”，盟誓与城共存亡，以尽忠节。不几日，城破，太平军自清波门入。钱松悲愤难耐，急忙召集家人依次饮毒自尽，以践忠节。钱松阖家殉难，但年方14岁的次子钱式侥幸两次逃生，后被太平军掳至余杭，机敏的钱式装作坠桥而逃脱，再次返回城内。钱松生前友人范禾知道后，请自己的朋友、曾跟随钱松学习篆刻的华复带着钱式乘乱出奔，此后辗转奔逃，流落至浙东温台间，直到遇见赵之谦并被收归门下，钱式成为跟随赵之谦学习篆刻的第一个弟子。赵之谦的恩师缪梓与布衣钱松同时死难，有了这层因素，使得原本就对烈士义行格外钦慕的赵之谦，对这位杭籍印人在感情上自然多了一层亲厚与尊敬。丁申、丁丙兄弟都亲身经历过当年守城之役，不仅欣赏钱松的篆艺，更钦佩钱松的忠烈，自然有一种情感在心里，这或许也是后来丁丙之所以力荐钱松为西泠八家之一的特殊的情感成份。
虎帐红灯鸳帐酒 钱松篆刻
钱松绘《江深草阁图》
追溯“西泠八家”称呼的由来，它的形成应该得益于印谱的辑拓出版。据考，嘉庆中期，何元锡、何澍父子辑拓的第一部合谱《西泠四家印谱》，收录丁、蒋、黄、奚四家印作。首次以西泠域名划分篆刻名家，“西泠四家”之称由此始。光绪九年（1883）傅轼辑拓《西泠六家印存》，收录丁蒋、黄、奚、二陈六家印作，称“西泠六家”。清咸丰十一年（1861），毛西堂手辑《西泠六家印谱》。惜遭乱以来，“几于家置一册”的西泠印谱，多自罹兵火，所存无几。然“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惜之”，光绪十一年（1885年）丁丙辑《西泠七家印谱》八册，增加了篆刻名家赵之琛印作，时有“西泠七家”之称。同年，丁丙辑拓《西泠四家印谱》，并“附存四家”为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首次推出西泠八家名单。光绪三十年（1904）丁辅之再增补篆刻名家钱松辑成《西泠八家印选》四册本，正式合称“西泠八家”，“西泠八家”之称谓由此延用后世。
丁申、丁丙兄弟不仅是杭州晚清名气远扬的藏书家，也是重要的出版家，他们主持刊印的书籍，从儿童蒙学到乡邦文献，无不包揽，从同治初年到光绪二十五年病逝，共刊书二百余种。其中，也出版了许多印谱，尤其西泠诸家。丁家后人也继承这一传统。自丁丙始，先后出版数十种印谱，其中有关西泠八家的占多数。如光绪十年（1884）丁丙辑《汉铜印存》四册，亦名《当归草堂汉铜印存》。光绪十一年（1885）丁丙辑《次闲印谱》二册，《西泠四家印谱》十二册，《西泠七家印谱》八册。光绪十六年（1890）丁丙辑《八千卷楼印存》四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丁丙辑《汉铜印存》四册本及六册本，亦名《师让庵汉铜印存》。光绪三十年（1904）丁仁辑《西泠八家印选》四册本。又辑《西泠八家印选》三十册本，亦名《泉唐丁氏八家印谱》，其中《砚林印存》六册；《小蓬莱阁印存》二册；《冬华庵印存》二册；《吉罗居士印存》一册；《求是斋印存》三册；《种榆仙馆印存》三册；《萍寄室印存》七册；《铁庐印存》六册。光绪三十一年（1905）丁仁辑《杭郡印辑》八册，丁仁胞弟丁三在辑《西泠八家印选》一册。这些印谱相当一部分是在人倚楼拓制的。为印学的传承、为西泠八家篆刻艺术的弘扬传播，立下汗马功劳。
清·余集绘《黄易小像》
清中叶以来出现的“西泠八家”，对社会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量城市市民阶层介入篆刻艺术，其风盛行钱塘，绵延不绝。西泠八家在杭城根基厚实，影响广远，杭人以集藏西泠八家印章及印谱为时尚，出现数位集印大家，其印谱更是“几于家置一册”。
十九世纪末，在清朝日趋没落、世风日下的背景下，社会风尚极其低下，这一时期的篆刻艺术同其它文化艺术门类一样徘徊与迷茫，萎靡不振，毫无生气，虚饰、纤巧成风，一离初期诸家法度。曾径在印坛上风靡一时的皖派、浙派，此时面目全非，衰退濒危，已是强弩之末。目睹浙派篆刻艺术即将断源绝流，日趋湮没的现实，一些艺术青年在惋惜的同时，开始为振兴篆刻艺术而呼喊，强调学印必宗秦汉，力免矫揉造作，成为义不容辞的时代责任。“留得西泠干净土，家风梦篆有斯人。”“忆曩时，追随诸父老作文酒之会于数峰阁，述及印学在浙尤箸兴废继绝，责在后人。以余嗜刻印，每相勖勉。”王福庵的感受，可以说代表了那时许多人的心声。
“西泠八家”的存在，让浙派印人引为荣耀，但浙派篆刻到了兴废继绝的地步，又让他们唏嘘不已。不言而喻，“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自然的成了一种社会责任，一种自发的集体行为。
对王福庵、丁辅之、叶为铭、吴隐这些对篆刻艺术到了痴迷地步的人来说，从耳濡目染到躬行实践，乐此不疲，长期浸淫在金石文字中，一生从事印章收藏、印谱拓制、结友交流，这些印学活动都说明很早再兴浙派篆刻就扎根在他们的志向里。
责任编辑：朱小雨、易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