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当今的政策决策者都是些脑残人物。我看这话说的一点也不过分。就拿频阳学校的职称评定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坑人的政策。正如我校袁霍海发明让学生来监督老师的办法一样，职称评定更是个打击教师积极性又挑起教师之间矛盾的一个极坏的政策。同时，这一政策还给当权者寻租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机会。
就在前几天，频阳中学的黄老师来看我，还谈到了当年我评职称的事。她说，哪个老师不是勤勤恳恳地工作，只要工作到了一定年限就可以评职称，除非有大的错误。旁边的张建设老师说，你净说些没用的话，要是到了年限都给你评了，领导咋办嘛，谁给领导送钱哩嘛。张建设老师说的真是透彻。
或许，这才是评定职称的实质吧。
说起我的职称，这一直是我的心头之痛。我工作二十多年了，可还是中教一级，高级职称始终轮不到我。
高级职称每月多拿五六百元的工资，这不是一个小数字。我也不想把我说的那么的清高，每每看到工资单上别人比我高出那几百元钱时，我的心里就很不舒服。我想，我和别人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带的班级的成绩还要高一些。为什么我却总是评不上呢。同时，没有高级职称，在我认为也是对人自尊心的一种严重摧残，说实在，就算是没有高出这几百元钱，我也希望和大家一样拥有一个高级职称的荣誉。
如果一个人不在乎自己的声誉和荣誉，那么我觉得这个人是何其可怕，何其地不可救药。相反，践踏一个人的荣誉就是对这个人最残忍的摧残与折磨。
我一想到象孙满屯这样的比我年轻，比我没学历，比我不学无术，比我满嘴错别字，比我没有善良心的人，最主要是根本就不在教学一线的人，居然也早早地评上了高级教师，我的心就象被针扎着一样的痛。
孙满屯占据着学校中层领导的位置，还要再占教师的职称指标，而真正在一线的教师为了一个职称却一年一年地等，一年一年地盼。年年地盼，年年地失望。就象古代皇宫里天天等着皇上宠幸的妃子一般，在焦虑无望中苦熬着岁月。这般的情形，令我总是想到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
一闭上阳多少春啊，真是不敢想！
每一次的考评，每一个级别的选拔背后都暗流涌动，不是对人的肯定与激励，而是一场场同气相煎的厮杀与征战，是一回回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阴谋与闹剧。有的老师看够了这些，宁愿少拿些工资，也不愿卷入这样的纷争。准确地说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一切以竞争为生存法则的社会里，象我这样的人根本连卷入战争的资格也是没有的。只有被边缘，被遗忘，被掠夺的份，只有像老小伙一样逃进陶渊明的诗词里自我安慰的份了。
我拉拉杂杂地写了这些，原本是想给读者交待一下聂校长是怎么出事的，我又是怎么出事的，可是为了说明这两桩事的背景，竟然把学校的很多人和事拉了出来，真是有点对不起他们。
说到聂老师的事，当然是和陈美英也有关系了。
就在我陷于赵熊及东北女人带给我的困窘之时，从来都是意气风发的陈美英正在兴致勃勃地冲刺高级职称。
前面说过，当权者为了让大家有所竞争，每年下放的评选指标都非常的有限，比如有十个教师够资格评选，但区教育局才给学校了五个指标，那么，这十个人就要展开你死我活的竞争。残酷的丛林法则使强者成为胜出者，而总有些弱者成为这一制度的牺牲品，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美术老师小汪，就死在这个上面。每每想到小汪那张清秀的小脸便不由地无限感慨。小汪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不知道小汪的父母花了怎样的心血培养了这么杰出的小伙，他师从于陕西名家、著名山水画大家刘文南，自己的作品也在秦州美术馆多次展览。他还喜欢收藏，他收藏的秦州耀州窑青瓷碗底，不仅秦州没有，就整个陕西也是独一无二的。陶瓷界的人士经常会把来自省上的陶瓷专家引到小汪的家里品赏小汪独一无二的收藏。
墙里开花墙外香，象小汪这样优秀的人才在我们频阳中学理所当然地也是个吃不开的人物。他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陈炉山上的农民，培养小汪成为一个美术老师已经很不易了，怎还可能为小汪评职称再去花钱呢，何况一个农民又上哪里寻门路，又怎么会懂这里的曲曲弯弯。靠着小汪自己，虽然热爱着美术，但却难以逃脱所有专注于艺术的人的共同缺点，他不擅长交际，也不擅长说话，他更不具备管理学生的能力。别看他画得仕女图栩栩如生，到处展览，但却管不住学生，学生不吃他这一套。再加上应试教育这个指挥棒的指引，学生们也深知美术对于将来的高考没一点用处，除非是极个别上艺术类学校的人。学校开设美术课，就学校而言，也不过是在倡导素质教育的幌子下的一种摆设而已。
学校不重视，学生不重视，家长也不重视，小汪的悲剧自然地就发生了。他的课堂总是乱哄哄的，吵得旁边的班也上不成课。用史富贵老师的话说叫做“鳖翻坛”。这是一句河南话里的常用语，意即象鳖打翻了坛子般。张梅梅和我争论说是“鳖反弹”，究竟这仨字当怎样写，我也搞不清。秦州城的河南人总有些语言相当的形象与生动。”鳖反弹“就极为形象。只要一听到某个教室乱糟糟的声音传来，史富贵老师就说“小汪的班又鳖反弹了。”
史富贵老师具备河南人性格直率，怪话连篇的特点。但他一站到教室门口立马掉下脸来，换了一副面孔，像川剧里的“变脸”一样，学生都很怕他。他大约是2000年秦州的几个煤矿破产，从破产的三里河煤矿并过来的老师之一。早先他是从工人中抽调出来当教师的，他有一套有悖于科班出身的人的教育理论，他根本不屑于那套繁琐高深的说教 。他的教育理念就只一句话，不打不成才。每次去听教育局组织的某专家的讲座，他都打呼噜，睡大觉，睡醒后骂一句，说哩是他妈的逼！老师要成为学生的朋友？我是他朋友，我还是他爹哩，我是他朋友我还当他老师干啥？
史富贵无视说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的现代教育理念，他就靠他的“不打不成才”招数行遍天下。历年来，他的班级稳稳当当，没出过什么事，没有什么学生自杀，家长来找事之类，而且学生成绩也很高。史富贵由此获得很多荣誉，比如，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学能手等。前年，他连市级教学能手的荣誉都拿到手了。但是他也没能评上了高级教师，因为，每次评选时，他在学校制定的各种硬件上，虽然荣誉一项先声夺人，分总能高出来，把没有荣誉的人毫无悬念地甩在后面，但是，他没有正规文凭，又拉掉了他很多分。
人性里面恶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就连学生也不能免俗，他们小小年纪也会看眼行事，吃柿子拣软的捏。
当小汪的班级不断地“鳖反弹”，甚至上着课，学生就从教室里窜出来，到操场上去玩，到最后，他们公然把小汪展示的作品也撕烂了。小汪哭着找到孙满屯，孙满屯汇报给了梁校长，最后学校决定让史富贵去上小汪的课。
史富贵压根就不会教美术，这个从井下抽调上来的老师，语文课还不知道咋讲的人，还讲什么美术？他不过就是再次使出他的杀手锏而已。他宣布每天画一种动物，猫、狗都行，想画什么画什么，画好画孬都行。下课交卷子，不许说话。
史富贵的名声早已风传在外，学生一看他的架势，个个低头画画。动物画完了，他就让学生画人，男人、女人、老头、小孩，想画什么人画什么人。拉架子车的、收破烂的，看门房的，煤矿工人，各色人等都可以画，不象也没事。人画完了，他就让学生画树，各种样的树，还是想画啥树画啥树。松树、柏树、杨槐树，见过啥树画啥树。
史富贵就这样让学生一路画下来，结果，还真培养出了几个画家，后来，有好几个学生真的报考了美术学院。
这正如史富贵老师教语文一样，他很少去讲什么中心思想，写作特点之类，他连课文念都懒得念，让学生自己看去，看完了一篇课文写篇读后感交上来就行。
史富贵不爱念课文是因为他不会说普通话，他用河南方言念起课文来总让人听着古里古怪的，想捂着嘴偷偷的笑。史富贵早都意识到了，所以他基本上不念课文。他让学生来读课文，轮流读，连课文里的生词生字他也不查，让学生提前查，他来问。
看来，史富贵这种歪打正着的教学方法，真的很值得总结，他的成功实践，其实也说明我校历年来那种填鸭式教学的某种失败。
可是谁又敢像史富贵那样做呢？
史富贵的做法显然和袁霍海的量化考核起了冲突，但袁霍海却奈何不了史富贵。史富贵来自矿上，喜欢喝酒，他并到我们学校后就和孙满屯打成了一片，两个人都喜欢喝酒，三教九流的人都同样喜欢结交，史富贵有一定的正义感，喜欢抱打不平，有时，袁霍海训斥了哪个老师，史富贵当面就跳出来替老师说话。逐渐地学校自从史富贵来了之后，形成了两个派别，一个就是以孙满屯和史富贵为首的“外来派”，一个是以聂老师和袁霍海为首的”土著派。而言语不多的梁校长总是一根一根地抽着烟，在烟气腾腾的云山雾罩里让人看不清他倾向于哪一派。
算了，还是说回到可怜的小汪吧。小汪的父母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培养小汪成了大学生，又是学美术的，当年在陈炉山上也轰动一时，小汪的父母也着实骄傲了一把。记者还到小汪位于陈炉双碑的家去采访过，小汪的爸爸指着窑院前一个大石磨告诉记者，说小汪就是趴在这个石磨上读书画画的。
小汪的乡村老师领着记者参观了陈炉镇的 “炉山不夜”遗址，瓷片铺地的“脚下的艺术”等文化景观，还远观了陈炉镇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罐罐垒墙，依山排布，密如蜂房的窑洞民居。老师操着陈炉当地土话说，汪新军，喔娃，本身就是这陶罐罐的泥捏出来的。
可是，陶罐罐的泥捏出来的小汪，在频阳中学却成了一个后勤上打扫卫生的人。离开了教学岗位，评职称的梦想自然也破灭了，因为学校规定的评职称的硬件之一就有一条是必须是在教学岗位上多少多少年。汪新军当然是不够了。
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小汪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一个学美术的人，画仕女图的人整天拿着大扫帚在扫厕所，你叫小汪情何以堪！传到陈炉山上，小汪又如何面对父母，老实巴交的父母又如何向乡邻解释。欣赏他关注他以他为荣说他是陈炉山上的泥捏出来的老师又如何自圆其说。
作为一个到城里来工作的农家子弟，能够找到一个家在城里，且有工作的女人就算不错了，还有什么别的奢望呢？所以小汪找的老婆是水泥厂的一个女工，这个女工只会登记每天从厂里出去了多少袋水泥，对于小汪的艺术没有丝毫的兴趣。小汪画画浪费了很多纸张也令这女工吵闹不休，小汪搞收藏，为那些残缺不全的破碗底花去的钱更是让女工不能忍受。最要命的是小汪的丈母娘身体还很不好，因为喜欢打麻将年轻轻地就得了脑溢血，小汪和丈母娘住在一起，就是为了照顾这个脑溢血的丈母娘。而且，家里的开支，很大一部分还得靠小汪，小汪被打入后勤行列，第一个先发飚的就是小汪的女工老婆，她骂小汪把祖宗八辈子的人都丢了，吓得小汪徘徊在家门外，连家也不敢回。就连那个得了脑溢血的丈母娘在听明白女儿大骂女婿的原因之后，也手脚发颤，摇头晃脑地指责小汪。
小汪真是可怜的孩子，满腹的才华，一腔对美术的热忱，还没来得及发挥与展示就从高楼上跳了下来。
小汪自杀了。
据说小汪自杀的前一天，教育局的领导会同秦州市创卫办的领导到学校检查创建卫生城市工作，检查组里面恰巧有一位小汪的同学，也是小汪的初恋。初恋的情人如今衣冠华丽妖娆妩媚地陪在领导身边，而小汪却如此狼狈地在打扫厕所。小汪羞愧难当，忧愤交加，在当晚的风雨大作之夜，待妻儿、丈人、丈母娘熟睡之后从水泥厂家属楼五楼纵身跳下。
小汪死后，学校的老师们都说小汪太傻了，扫地就扫地，有什么不好呢。扫地还轻松呢，扫地没有考核标准，多自由呢！
史富贵老师却说，看恁们说的，那人总还有个脸吧，大学生扫厕所谁能受得了？史富贵虽然跟孙满屯关系好，倒是没有为学校方面开脱，他认为学校没有做好汪新军的思想工作，致使性格内向的汪新军心理压力大而导致自杀。
史富贵说小汪真是傻得不透气，真是可惜了，后勤上多好哩，后勤上的人还有点小权哩！
说起来，陈美英是个心有点硬的人，她从来不同情弱者，认为弱者之所以是弱者不怪别人，都怪弱者自己。她的口头禅总是那一句：活该倒霉！要不就是，好，好，活该！比如他的哥哥是桃园煤矿下岗失业人员，老婆跟人跑了。哥哥伤心酗酒，她从不去劝，总是说活该倒霉，喝死算了。有次他哥哥喝酒被车撞了，倒在马路上，警察来到学校找她，她竟然连警察也骂了一顿。她对警察说，你们爱咋就咋，找我干啥。最后，警察只好掏钱把她哥哥送到了医院。
在这点上，她和我的观点大不相同，她认为对那些不争气人就不应当帮助，帮助他们就是害他们。只有把他们逼到死路上，他们才能好起来。我在学校门口看到那个吹笛子的小伙，总是想给他面前的破碗里扔上一块钱，而陈美英非但不扔钱，有时，还帮助看门房的杨师撵走这个来历不明的吹笛子小伙。她一边撵一边说，年纪轻轻地不劳动，靠骗人挣钱。呸！
陈美英象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嫉恶如仇般地展示着鲜明的个性。说实在，对她的某些作法我不敢恭维。
我倒是坚持认为都是因为评职称惹得祸。小汪深知到了后勤上基本上自己职称晋升之途就被堵死了，而作为一个在教师生涯里行走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评上职称更重大的事情了。
我就因为职称的事情常常夜不能寐，一想到自己有可能到退休也评不上高级职称，便悲从中来，无可名状的难过与哀伤铺天盖地朝我压来。我从睡梦中猛地坐起身，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夜空，很多次我都在想活着真是没意思极了，不如他妈的翻过窗户一跃而下，在无边的暗夜里结束自己象蝼蚁般的生命。
真的，我不止一次这样想过。我想教师对职称晋升的渴盼，大概同公务员对职务升迁的渴盼是一样的心情吧。有哪一个公务员愿意自己到老还是一个小小的科员呢。
小汪死后，小汪的老婆拿到了一笔教育局给的赔偿金，总算是没有白嫁给小汪一场，这笔钱用来给脑溢血的丈母娘看病估计差不多够了。
作者简介：
东篱：陕西铜川人，陕西省文化厅百名优秀人才之一。陕西著名女作家。曾工作于铜川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出版有长篇小说《婚后不言爱》《婚戒》《生父》《香》《远去的矿山》五部，其中《远去的矿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作品以凌厉的风格和直面现实的勇气，受到读者喜爱，拥有广泛读者群。贾平凹称赞其长篇小说《远去的矿山》：我读了《远去的矿山》那书，很让我震撼，写得好啊，那么硬朗，那么扎心，那么令人感慨！
【主播简介】张海俊：女，内蒙古包头市退休教师，全国十佳银龄朗诵家。追求文字与声音的完美结合。传送正能量。
获得证书：中国诵读学院《现代汉语艺术》教师资格证书；《全国艺术特长生认证委员会》考官证书；悦读东河会员。《包头鹿城诵读会》声韵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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