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当年我们的老师

    由桑梓乡贤创办的稽山中学，是利用“浙中诸庠第一”的千年府学旧址创办的现代学校，是绍兴第一所包含初、高中的完全中学，是由周恩来、蔡元培、马寅初、竺可桢、何燮侯、陈建功组成董事会指导下的“牛逼”中学，是由邵力子为首的十位著名乡贤共同出资并先后由名人、学者徐柏堂、孙伏园、邵鸿书任校长的私立学校，是抗战期间校长邵鸿书带领师生西迁办学的“流亡中学”……

    这所有着光荣历史的学校，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尽管因“私立”和“非重点”在政策上收到受到不公平对待，但教学质量和升学率上却一直紧随重点中学绍兴一中，有时甚至反超一中。校友朱振国回忆说：“1964年我考入绍兴二中（今稽山中学），入学第一天，在大礼堂即大成殿召开新生大会。校长裘敬熙登台训示，记得他说：今年我校大学的升学率为39%多一点，比一中还高。”之所以能保持不败之势，一是因为当时对生源的分配比较公平，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师资质量。

    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已经比比皆是，硕博士也并非稀有人才，水涨船高，中学教师学历水平，基本上都在本科以上。但在我们就读二中的50年代，大学毕业生虽不能说是凤毛麟角，却也是少得可怜，而且这些人毕业后多投身于工业建设和科技研究，少有志愿或被分派到中学任教者。然而二中却有一群支柱力量，就当年教我们高中三年的老师而言，尤其是在重要教学岗位上的老教师，学历水平是相当高的。

    校长裘敬熙，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教导主任俞沛庭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物理系。据说俞沛庭求学的上海东吴大学物理系，一个班级仅有六个毕业生，他是应稽山中学徐柏堂校长多次相邀而来的。在学校他要上多门学科，因为教育业绩突出，没几年就升任为教务主任。老师中，胡问鈐毕业于海沪江大学生物系，俞观涛是南京国立中央犬学法学系……至于陶萍天、潘铨钤、吴泰安等老师毕业的学校不详。后来孟智英、蔡玉琴等几位杭大的本科生进校，补充了新鲜血液。

    教师中还有十几位大专生，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1954年，为迎接高中教育大发展，从全省小学教师中抽调了一批人去浙江师范学院进修两年，并于1956年夏分配到全省的高中，王庭志、钱惟松、何愊洋、林宗穆等老师就在那时候来到稽中，其中王庭志、何愊洋还边教边参加了华东师大的函授教学。何愊洋因为家庭出身好，所以不久就入了党并担任支部委员,而王庭志出身富农，因此怎么努力也入不了党，直到改革开放后，年逾50的他终于入了党，并调回到家乡鄞县中学。文革后期何幅洋被调至去乡下一所学校任校长，后因夫人有病而调任文理附中副校长，并在此岗位上退休，此后再无信息。

    在我们的任课老师中，也有些学历并不高，例如陈铎和张修彦。高三3班的班主任陈铎老师，仅高中毕业的学历，但他通过自己的精心备课，用最通俗易懂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讲授最关键的基本内容，同学们对他的教学非常满意。张修彦老师虽然毕业于湘湖师范的俄语教师培训班，但同学们都认为他比其他老教师发音准确，清楚，讲课生动活泼。教师心系学生，精心备课，学生尊重老师，刻苦肯学，这就是当年我们二中师生的精神面貌。

    我们这代59届的老学生，在校三年，亲历了两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反右斗争和大炼钢铁—大跃进。还曾有过一些小运动的经历，例如除四害，勤工俭学等等，虽也热热闹闹，但终究只是小闹剧。

    大炼钢铁是全校师生齐上阵的一场大戏，砸锅炼钢，远征运煤，土窑林立，挑灯夜战，好一派赤壁大战的风光。这场“炼钢炼人”的运动，虽说浪费钱财，影响教学，却没有让师生们受到精神伤害。然而反右斗争却不一样了，斗争扩大化，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大批正直的包括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共产党员，蒙受了不白之冤，遭到摧残和迫害，许多家庭因此受到牵连。

    在我们求读高中三年期间，二中划为右派的有:金世正、祁崇孝、王惠民、陈万清、吴泰安、柴振璜、何遂之、潘銓全等，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有俞观涛、党内托派分子的有陶萍天、X分子的有姚家襄、陆匡宙、熊彗星、余柳岱……仅有几十个教职员工的二中，就有十几个人被清理出教师队伍，其中多为教学经验丰富、受学生拥护的优秀教师，不啻对学校教师队伍的釜底抽薪。

    1956年以前，绍兴二中不单独成立党支部。1957年开始，二中和二初联合成立一个党支部，上级派金世正任书记，他是一名从外系统调来的干部。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以后，上级要各校汇报预定划右的人数，发现二中比较保守，右派人数不够，结果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上级把书记金世正也划成了右派，忠厚老实的金世正就这样做了十几年的右派分子。他的老婆、二中政治教师陈克敏始终坚定地认为金是好人，尽管领导多次动员陈离婚，陈就是坚持不离。金世正落实政策后在齐贤中学退休，曾在绍兴中圣律师事务所，三年前陈克敏病逝于上海女儿家。

    同学们至今怀念一位老师，就是地理老师吴泰安，这位瘦长个子、脸色苍白、头发散乱的老师，有点不拘小节。吴泰安的课讲得真好，每堂课他都不看课本，凭记忆就将每一个国家的地图徒手画在黑板上，并点上这个国家的首都，画上各类矿产、物产、工业等的符号。他善于用形象唤起我们的记忆潜力：法国地图像只青蛙，首都巴黎位于他的心脏；马来半岛地图像个昂扬的龙头，新加坡像是龙头上的眼睛；冰岛地图像是水中游泳的鸭子；意大利地图像是用皮靴在踢石块……

    他的讲课言简意赅，三言两语把课本上的内容就讲完了，然后让学生们翻开书本，在书上划横杠杠，十分自信地说：“只要记住这些就够了，包你们升学考试没问题。”随后他还会忙中偷闲地讲述一些国家的奇闻轶事：英国人的保守，美国人的开放，德国人的严谨，法国人的浪漫；甚至还会讲美国花旗蜜桔，法国巴黎香水，基督教提倡个人忏悔，佛教崇尚慈航普渡；天主教源于伊斯兰教，但与伊斯兰教水火不相容等等。在轻松风趣的氛围中，同学们都牢记了地理知识，考试成绩也都十分出色。但是好景不长，一年级下学期进行到一半时，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吴泰安悄悄地消失了。

    历史老师陶萍天有点裘敬熙校长的风格，平时没有笑容，态度严粛，语言犀利尖刻，语调抑扬顿挫，大家都对他敬而远之。他是共产党员，可能是新四军干部，但在学校似乎不受重用，连毕业班班主任也没有当上。其实陶萍天具有从政的才干，叫他当教师则是用违其长。到后来就我们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了。

    教三角课的是王惠民，是一位50多岁的老教师，头发已经花白。他给我们的感觉似乎有点木讷，走路时总低着头，面无表情，两眼无光彩，有点茫然，但据说他是绍兴市解三角数学难题最棒的老师。上课时，他不看书，也不看讲台下面的学生，自己默默地在黑板上书写，拖长着有点苍老的声调，自言自语地与黑板说着话。他的思路十分清晰，信手有条不紊地演绎着复杂的三角函数公式。王惠民讲课的时间并不长，其时他已是戴了帽的右派分子，在有了接替他的教师后，他就不见了，听说他遣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去了。

    支部书记金世正被送去劳动改造后，二中单独重建了一个党支部，从外系统调来顾春亭做书记。由于顾春亭和裘敬熙校长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所以1961年又从三初调来吴达明任二中书记。

    * 感谢张文元同学提供有关老师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