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英国国王之命前来觐见乾隆皇帝的马噶尔尼使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外交成效，一个古老的帝国和一个新兴的强国，在巨大的文化隔膜和相互的不了解中，完成了一次对视，而在日后看来，这次碰撞显得意味深长。
公元1792年5月2日，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第三位国王乔治三世，召见了他的爱卿、顾问、前驻俄大使、马德拉斯总督、巴斯勋爵、内阁顾问、白鹰荣誉团骑士、高级贵族、“品格高尚而且睿智能干”的乔治·马嘎尔尼。
施行强权政治的乔治三世正处于成功的峰顶，工业革命让英国国力迅速增强，将整个欧洲大陆远远甩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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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的强盛态势和海外冒险的收获，让这位国王将目光投向了传说中拥有“备受称赞的制度”并且“极度繁荣”的中国。
经过反复、慎重地考虑，他决定委派马嘎尔尼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带上精心挑选的礼物，以及自己写给中国皇帝的信，出使那个遥远的东方古国。
他说：“大英帝国已经准备好船只，去发现地球上的新区域，以增加关于世界的知识，探明各地的物产。这么做都是无私的。”
他也提到：“相隔遥远的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是互利的好事。”
所以，这次出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起某种制度，加强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当然，这也是一国之君向另一国君主发出的一声探寻。
他在信的开篇写道：“最神圣的乔治三世，承蒙天恩，身为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是海上霸主，是宗教正统的捍卫者，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祝万寿无疆。”
经过9个月的航行，1793年6月20日，马嘎尔尼使团到达中国南部海岸。
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大量传教士与商人往来于欧洲与中国之间，他们的描述构建了西方世界对于这个神秘国度的最初印象。
在这些描述中，中国拥有理想化的社会制度，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作为官员，围绕在仁慈的专制君主周围，他们共同经营着一个巨大而富足的统一体。
也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他们顽固拒绝欧洲人的渗透。
马嘎尔尼的副使乔治·斯当东正是这个观点的支持者，他常常手拿中国扇子，同时感慨着，与英国贸易商接触一百年后，中国人什么也没改变。
更糟的是，英国却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对中国的依赖，比如原产于中国的茶，已成了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需。
情绪或许一开始就存在，如同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来使团船工作的中国人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相似，连表情都莫名一致。
更不能理解的是，所有人看到乾隆皇帝的画像时，会立刻下跪叩头，虽然这个动作令英国人感到不适，但此时他们还不觉得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据说，马嘎尔尼完全不认为这是一种礼仪，只是以为他们在亲吻地面，误解可能在这时已经产生。
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大卫·休谟曾说过：“尽管中国区域辽阔，气候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是，中国人在性格上却具有一种强大的一致性。他们说一种语言，通行一种法律，连同情方式都是一样的。”
日后，马嘎尔尼和他的团员会对这段话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乔人杰是在3年前补缺代理天津道道员的，那一年碰巧乾隆皇帝来视察，乔人杰明察沉观、办事得力，给皇帝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去年，周边闹水灾，每天都有大量逃难的灾民经过，乔人杰倡议当地官绅捐资，在四个城门外设立粥厂，一方面行了善事，另一方面也让天津城避免了灾民的骚扰。
这让乔人杰在当地官声大振，随后正式受任天津道道台。
自明朝永乐元年设立“天津卫”，天津因其紧临北京的特殊地位，成了护卫京师的军事要地，但是，真正让天津受世人瞩目的，并不是军事，而是商业。
天津紧临渤海，同时还是京杭运河漕船的终点，海运开放之前，运河是南北运输最重要的通道之一。
通过河运流通的物资，都要在天津转运，或者就地买卖，国内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就此形成，到乾隆年间，天津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乔人杰能力并不出众，能在天津任职，算是极好的运气，这个原本注定默默无闻的平庸官吏，未曾想到，因为这个下午的一封上谕，他会进入史册。
这封转自军机处的上谕中说，有一支英国使团，为给圣上祝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但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合常规的要求，这些要求经由军机处会商后，禀报了圣上。
乾隆皇帝同意了对方提出的使团船只停靠天津港的请求，并要求沿途各级官员做好相关保障。
迎来送往对于乔人杰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但是精于世故的乔人杰发现了其中的微妙之处。
当时，英国人在中国社会的口碑并不好，但是，这一支英国使团却受到了最尊贵的礼遇，这只可能是因为皇上亲下的谕旨。
可见皇上对此十分重视，自己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对待这项差事。
这一年是乾隆五十八年，爱新觉罗·弘历自25岁登基，如今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了。
祖父康熙皇帝开启的盛世，经由父亲雍正皇帝的经营，在他治下到达了巅峰。国家人口和财政收入都翻了一番，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朝代。
他还开拓了除元朝之外历史上最大的国土面积，并将所有疆域牢牢控制在手中，乾隆皇帝深信，中国是天下最伟大的国家。
他对“西洋诸国”并不陌生，在他看来，这些据说坐了很久的船才来到中国的西洋人，跟每年来进贡的贡使们并没有什么区别。
对于地大物博并且慷慨仁慈的帝国来说，只要洋人恪守礼仪，就可以沐泽恩荣。但如果他们举止失当，就会丧失一应所得。
大清帝国并不在意财富上的得失，乾隆皇帝真正在意的是，大清的恩威有没有广布于天下，大清的皇帝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中之王。
要确立这一切秩序，其根本在于“礼”，基于孔子推崇的周礼而确立的《大清通礼》中，明确了五种核心礼仪。外国使团来中国，属于其中的“宾礼”。
在一个崇尚重视“礼”的国度，凡事按部就班地操作即可，但此次来访的英国人，却频频提出一些不合礼数的要求。
乾隆了解情况后表示，既然对方说是为自己祝寿而来，那就好好接待，他们携带的礼物经不起陆上的车马劳顿，想停靠在天津港，似乎也有道理，答应就是。这是大清应有的气度。
在乾隆眼里，这只是众多使团中比较麻烦的一个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
马嘎尔尼和使团虽然受命于英国国王，但是出使的费用全都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垄断着英国的对华贸易，如果使团顺利达成目标，东印度公司会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不过，公司董事们对此并不乐观，他们反复强调一个原则，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要削弱或损害现有的对华贸易关系。
但是，马嘎尔尼认为，国家利益高于公司的商业利益，他的目标是让英国与其他和中国有交往的国家区分开来，他有信心实现这个目标。
他相信自己的外交经验，更相信那些新鲜的礼物，这些礼物的选择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能引起乾隆皇帝的好奇心。
正如斯当东所说，他们希望这些礼物以及礼物背后的科学、艺术，可以“给乾隆皇帝留下更为牢固而永久的愉悦”。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断地商议对策，核心在于如何尽可能地绕开那些中方的官员，与乾隆皇帝本人直接交流。
1793年7月底，英国使团抵达天津港，这是双方第一次相会，顺利而且愉快。伴着随团乐队演奏的西洋音乐，他们在甲板上一起用餐。
两位清朝官员很快就跟英国人熟悉起来，甚至学会了使用刀叉，他们显得随和、谦逊，而又睿智、机敏。马嘎尔尼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执礼作别时，乔人杰和王文雄提出，希望尽早拿到英王的信函、礼物清单以及使团名册，马嘎尔尼答应尽快提供。这才是双方相谈甚欢背后的严肃正经事。
与英国人的乐观态度不同，乔人杰在这次见面后，反而忧心忡忡。
他与王文雄前去拜会使团是乾隆皇帝钦差、内务府官员徵瑞的命令，但是徵瑞本人并没有出现，他们给马嘎尔尼的解释是徵瑞畏惧大海，但其实，作为钦差的徵瑞只是不屑于登船而已。
乔人杰很清楚，登船拜会是礼节，是客套，拿到相关文件才是这个命令的要义。
因为，此刻乾隆皇帝已经到达热河，那里有一个皇家避暑庄园。一个多月后，皇帝会在那里接见英国使团。
皇帝心中的使团就是贡使，贡使就有明确的上下之别。而乔人杰面对面感受了这批英国人的态度，他们礼貌却强势。
在他们的嘴里，英国国王和中国皇帝是平等的，这很麻烦，乔人杰第一次感到了任务的艰难。
十多天后，英国使团来到北京东郊的通州码头，这些日子里，双方有了更多交锋。正如乔人杰的预料，分歧越来越明显。
马嘎尔尼按乔人杰的要求，给出了一份《英王陛下赠给中国皇帝的礼物的清单》，这个稍显拗口的文件标题来自使团自己的翻译官，这是马嘎尔尼以乔治三世的名义写下的。
一开篇，马嘎尔尼就介绍道，这些礼物可以展示“欧洲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之后除了用大段文字夸耀每一件物品，特别反复强调了一个概念：
英国和中国是两个“主权国家”，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交流愿望比礼物本身更有价值，互相交流才能互惠互利。
收到清单后，朝廷请在宫中供职的欧洲传教士重新翻译了一遍。
这次译稿中，一切有关主权国家交流互利的表述都被删除了，对礼物的赞美表达也变得更加客观，尤其是把这些礼物的定位改为了外国国王给皇帝的贡品。
也就在这时，徵瑞正式但婉转地提出了觐见礼仪的问题。
他告知英国使团，乾隆皇帝会在热河举办的生日庆典上接见他们，考虑到英国服饰在行跪拜礼时会有不便，所以建议在见皇帝之前，可以把膝扣、吊袜带之类的去掉。
即便如此委婉，马嘎尔尼的反应依然出乎意料的强烈，他表示坚决不会行三跪九叩的中国礼仪，并认定乾隆皇帝更乐意接受鞠躬礼或屈膝礼。他的固执和自以为是，让徵瑞十分恼怒。
这次争执让双方关系迅速紧张了起来，中国官员甚至开始怀疑这支英国使团的来意。
乔人杰越来越意识到这份差事的艰难，他能做的，只有尽力搞好跟使团成员的关系，希望他们可以改变想法，恭顺朝廷的意旨，但是，他的良苦用心，对于马嘎尔尼来说毫无意义。
8月21日，英国使团来到北京，使团一行只有三顶轿子，其中两顶分别给了马嘎尔尼以及斯当东父子。
小斯当东好奇地看着眼前这座传说中的天城，北京与伦敦是如此不同，伦敦道路狭窄，而北京道路宽阔，两边的房子多是低层平房。
当然，印象深刻的还有紫禁城，红色的围墙，以及那些黄色琉璃瓦。英国人很清楚，这是皇帝专用的神圣颜色。
马嘎尔尼显然无心关注，随着距离见到乾隆的日子越来越近，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关于徵瑞提出的觐见皇帝之礼，乔人杰和王文雄又找他谈过一次。
他们明确表达，是否跪拜皇帝是件很严重的事情，但是跪拜本身并不难，如果马嘎尔尼不会，他们俩愿意亲自示范。
马嘎尔尼的拒绝比上一次更加坚决，他表示，自己誓死不跪。
他暗暗觉得，跪或者不跪，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自己带来的礼物一定会吸引皇帝的关注，到那时，一切就迎刃而解了。这么一想，马嘎尔尼的心情又稍稍舒畅了些。
穿越北京城后，马嘎尔尼和他的使团来到了圆明园，皇帝此前已经决定将礼物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带去热河，一部分留在北京，所以，此刻要做的就是把礼物摆出来，决定去留。
这么多新奇的西洋物件的出现，吸引了京城里有地位的文人，还有那些没能陪同皇帝去热河的官员，但效果并不像马嘎尔尼期待的那样理想。
据说，有一位老太监对英式四轮马车产生了强烈质疑，马嘎尔尼喋喋不休地介绍这架马车所使用的弹簧的精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乘坐舒适感。
而老太监关心的是，皇帝坐在哪里？如果皇帝坐在车厢里，那驾车的车夫位置就比皇帝高，而且还背朝皇帝。如此大逆不道，怎么可以？
马嘎尔尼不太能理解这些话，但他明白，老太监的拂袖而去，意味着他们试图向中国大批量销售四轮马车的梦想破灭了。
但他并没有把这个小插曲与觐见皇帝时的跪拜联系起来，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这本质上是两个国家制度与文化的巨大差异。
对于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来说，礼制是国家的根基，不可动摇。
马嘎尔尼始终有一个偏执的判断，那就是：所有不顺利都是因为个别官员的狭隘和自以为是的决定，皇帝本人一定是不知情的。
从来如此，人们只会狂热地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
实际情况是，大臣们接待英国使团的原则与态度，都直接来自皇帝的谕旨。
关于觐见礼仪的争论发生后，马嘎尔尼提交了一份书面答复。
他提议，让一位身份与自己相当的朝廷大臣，在自己的北京寓所中，向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样，他本人就可以在皇帝御座前，行同样的礼仪。
乾隆皇帝觉得，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在他的心目中，马嘎尔尼本身只是贡使。即便是贡使所代表的小国国王，相比天朝的大臣，地位也是更低的。
就此可见，英使是一群无知的外国人，不值得特别优待。
皇帝的气恼引发了群臣的焦，有人建议，在皇帝御座后挂一幅英王画像，或许是双方都可以下台阶的方式。
那样的话，英使便是对着英王的画像下跪，就好像中国人对着皇帝的画像叩头一样。这既维护了英使的面子，又保全了天朝的权威。
听起来有些荒唐，但乾隆打算，不计较了。
当乔人杰把这个方案转告给马嘎尔尼时，却被拒绝了，因为马嘎尔尼从不向英王叩头，不要说九次，一次都不会，他甚至不会双膝跪地，除了上帝，对任何人他都不会这样做。
这个回答让大臣们困惑了，那英国人觐见国王时怎样行礼呢？马嘎尔尼回答说：单腿跪地，吻国王的手。
既然这是他对自己国王的最高礼仪，那觐见时就用这个礼仪可以吗？乾隆皇帝内心震怒，但他竟然同意了，只是要取消吻手这个奇怪的行为。
或许是地方官员过分热情的接待，才让英国人变得越来越傲慢，提出越来越多令人反感的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第二天，徵瑞就接到了降职处分的决定。
总算有了突破，可是，这有意义吗？过去这些天，所有人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礼物和礼仪上，希望洽谈的通商要求却一点推进都没有。
对于马嘎尔尼来说，这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虽然貌似达成了共识，但误会并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深。
公元1793年9月14日，庆祝乾隆皇帝83岁诞辰的盛典在热河举行，马嘎尔尼一行出发得很早，天刚破晓时，他们就到了觐见的地点，开始等待。
热河，就是今天的承德。自康熙皇帝在这片群山环绕的草场选址建立木兰围场开始，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康熙和乾隆每年夏天来此，有时一待就是半年，不仅仅是为了避暑，也是为了处理军政的方便。
由于地理位置处在古北口外，热河成为扶绥蒙古王公和外藩来使集中觐见皇帝的地方，乾隆皇帝在这里举办过诸多重大的庆典。
这是中国北方一年中最丰饶多彩的季节，天空高远明亮，四野葱郁安宁，这片土地上的人代代传承，他们熟悉春耕秋收的自然秩序，也熟悉礼制伦常构建的社会秩序。
这一天，他们将与一个大西洋上的岛国迎面相遇。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这样的一次与外邦的见面，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不会有人意识到，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第一次面对面的相互打量。
他们会看见什么？朋友，还是对手？善意，还是危险？
几个时辰后，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啦啦地跪下，身处蒙古王公、缅甸贡使等各国使臣之间的英国人也照样做了。
众人叩头时，英国人就低下头，众人抬起身子，英国人就抬起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再次低头。大家站起来，他们也就站了起来。
多醒目的一群人，乾隆抬眼望去，这群人是多么无礼，其他人五体投地时，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
乾隆不知道，那个小小的岛国，正处在无比自信的上升态势中。
过去的30年，英国发生了一场巨变。一位织布工人用女儿珍妮的名字命名了自己发明的纺纱机，将生产效率提高了十数倍，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迈出了第一步。
之后，一个叫瓦特的机械师发明了蒸汽机。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动力方式，成为整个英国高速转动的启动力量。
英国势力急剧扩张，现在，它想成为全世界的霸主。
马嘎尔尼终于见到了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听闻已久的东方帝国的君主，场面比想象中的更加隆重。
马嘎尔尼向乾隆呈递了英王问候信，并奉上数只精巧的西洋表，皇帝回赠了马嘎尔尼一柄雕刻精美的如意。
接着，副使斯当东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也赠给斯当东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
对于英国正在发生的那些变化，乾隆皇帝可能所知甚少，一个幅员辽阔、自给自足的大国，似乎完全可以不必理会一个遥远的岛国在做些什么。
而那些刚刚起步的变化，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即便英国人自己当时也未必清楚。中国人自然更加无从猜想，也没有兴趣猜想。
同样的，看似迫切想要建立联系的英国人，也并不了解中国。
如同马嘎尔尼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觐见之礼会成为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让他预想的贸易谈判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他更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和他们做生意这件事那么排斥，对他们引以为豪的技术和商品那么冷淡。
如此巨大的隔膜和深刻的误解，横亘在东西方两个国家之间，擦肩而过，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双方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翻译，显得很累，于是皇帝问，使团中有没有能直接讲中国话的人？
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这个唯一能讲几句中国话的13岁的孩子站了出来，乾隆将他召了过去，并解下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这位可爱的异邦小友。
小斯当东的反应很快，他当即用中文感谢了皇帝，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被视为无价之宝，把自己随身的荷包赐予别人是一种特别的恩惠。
这些记录，都来自马嘎尔尼和斯当东父子的日记，但是，按照清朝官方礼制，一切细节都应该是预先安排好的。
比如，按照礼仪规定，贡使不直接与皇帝说话，皇帝也不会直接回话，贡使与皇帝应该要保持一段距离。
马嘎尔尼所说，皇帝亲手接过礼物和信函，再转交给大臣，似乎也是不会发生的。大清朝廷怎么会接受这种未经事先磋商，直接在现场做出的变更？
细节几乎难以求证，不过，乾隆皇帝应该展示了相当的宽容，两年后，他即将禅位给儿子，这位“十全老人”对自己的一生是感到骄傲的，他愿意让皇恩泽被更多的人。
一个古老的帝国和一个新兴的强国，就这样完成了一次对视。
几个月的焦虑，很多个小时的等待，英国使团的使命在这样略显尴尬的见面后结束了，日后，即便在核心问题上，中英双方对此事的记载也并不一致。
马嘎尔尼和副使斯当东坚持说，使团代表只是单膝跪地，甚至很多年后，还专门绘制了一幅小斯当东单膝跪地拜见乾隆皇帝的画，以作证明。
但是，清帝国的有关史料记载，马嘎尔尼一行向皇帝恭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
这是一个在日后不断被放大的争执，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是此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起点。
但无论如何，马嘎尔尼曾经设想的，与乾隆皇帝单独见面，然后发挥个人魅力，侃侃而谈的游说并没有发生。
除了遵照礼仪，呈递了英王乔治三世的信函，他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办成。
马嘎尔尼失败了，但同时，清帝国似乎也没有胜利，未来，时间会证明，这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
马嘎尔尼事后总结说：“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洋舰队。只是一旦发动战争，就等于终止贸易，英国也将受到最大的损失，因为中国是棉花和鸦片的销售市场。”
是的，他终于提到了鸦片。
8天后，乔人杰受命安排使团迅速离京。
让使团乘船直达浙江，并登船返回英国的命令来自乾隆皇帝，乾隆不仅仅是对这支使团，更是对整个英国，都开始产生了深刻质疑。
他现在已经弄清楚了，英国是西洋诸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或者说是最野蛮的力量，他们在海上抢劫其他国家的船只，无法无天，令人恐惧。
乾隆明确说，即使这次使团亲眼见证了大清王朝的强大，但还是有可能在澳门等地挑起事端，为此，他不断重申自己的命令，要在英国人返程途中，向他们展示大清的军事力量。
中国之行，确实让马嘎尔尼一行有了一次近距离审视中国的机会，他们用自己的视角，看到了盛世下的另一面。
乾隆后期，生产力跟不上人口暴增，人均粮食产量下降，普通百姓生活极为贫困。
他们进而认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没有沉没。
它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四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
对于英国人展示出的过分自信和傲慢，乾隆皇帝用自己的方式给予了回复，虽然，这段话在日后成为他被批评的证据。
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从不看重奇巧制品，念在你们大老远诚心献礼，所以我安排人收下了，但你们的使者也看到了，我们万国来朝，贡献的各种珍贵之物无所不有，并不稀罕你们国家的制品。
（……我才特地下旨收下了。其实，天朝德泽四方，威加海内，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通过水旱两路进贡，无所不有。这些，你们的使者也亲眼看到了。我们从来不看重奇巧制物，更不需要你们国家制办的物件。）
在这次兴师动众但是毫无成效的外交行动里，还有一小段插曲值得一提。
乾隆皇帝有一位比自己小47岁的妃嫔，伊尔根觉罗氏，她出身满族名门，是乾隆年间最后一位入宫的妃嫔。
据说她容颜俏丽，同时又性格温婉，因此很快得到了皇帝的盛宠，册封为“循嫔”。
在乾隆皇帝接见马嘎尔尼的那天，因为好奇，循嫔徐萍提出要求，接见一下据说中文流利又很可爱的小斯当东，乾隆皇帝竟然批准了。
小斯当东还意识不到，这是一项极其特殊的待遇。但他的父亲知道这非同一般，他专门花笔墨记下了这件事。
“皇帝根据内眷要求，让太监把年轻的小斯当东领到她的帐篷，在那里接见了他。”
小斯当东因此成为唯一一位被中国皇帝的女眷接待的英国人，这件事让回国后的小斯当东有了“中国通”的形象，成为明星。
47年后的1840年，因为清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销毁了英国运送到广州的一批鸦片，英国下议院举办了一场辩论，主题是：要不要派出远征军，对中国发动战争。
在这场激烈的辩论中，59岁的小斯当东站了起来。
他说：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之后，我们就会失去印度的尊重，再之后，全世界都不会尊重我们，所以，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是必须的。
他的发言，对那些没去过中国的议员产生了影响，就在这一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中，两千年的帝制风雨飘零。
在中外“对话”中彰显反思精神和文化自信
横亘在中国和英国之间的文化隔膜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爱卿、前驻俄大使、高级贵族马嘎尔尼，在接到国王的委派令后，带着对中国这片神秘土地的向往，以及让两个“平等强国”建交通商的美好愿望，载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具和仪器，历经九个月的艰难航行，终于抵达中国的南部海岸。他对英国的科技和文化充满信心，相信此次定不辱使命。
此时，年暮的乾隆皇帝望着自己一手缔造的宏伟帝国，心中充满自豪，他认为清帝国是世界的正统和中心，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因此，他未将此次英国使团的访问行为视为“一个平等国家的使团前来请求建交通商”，而将其看做“海外蛮夷小国的使臣前来祈求称臣纳贡”。为了显示天朝威仪，他下旨要求以极高的礼遇接待英国使臣。
巨大的文化隔膜，横亘在两国之间。这时，唯一能讲中国话的13岁的“小斯当东”站了出来。因为聪敏可爱，他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召见，被皇帝赐予随身携带的荷包，甚至还成为唯一被皇帝女眷接待的英国人。
古老帝国与新兴强国的力量对视
马嘎尔尼不远千里，带着四轮马车、钟表等精密仪器，希望乾隆皇帝被他带来的“礼物”吸引，从而加强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但这个友好通商的使命未能达成。当世界各国正开展第一次工业革命，努力迈向新时代之时，古老的清帝国仍旧蒙着双眼，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进而逐渐落后于世界大趋势。
本片从中西双方视角切入，通过展现古老清帝国与新兴英国的文化差异和力量对视，呈现清朝由盛转衰的命运遭际。于当下，这种敢于反思自我、剖析自我的反思精神与文化自信，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注入生生不息的原创力和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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