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帝称栖霞山为“金陵第一明秀山”，这座佛教名山不仅风景秀美，更堪称是一座文化名山，不少学者对栖 霞山的宗教文化、石刻文化、民俗文化和茶饮文化做过深入梳理，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栖霞山还是一座见证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名山，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中据有一席之地。
高句丽高僧僧朗大师与栖霞三论宗
栖霞山旧称摄山，因栖霞寺而名栖霞山，栖霞寺在中国佛教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三论宗的祖庭。南齐永明二年（484年），高士明僧绍隐居江乘摄山，舍宅为栖霞精舍，邀请法度法师居住。据《高僧传》，法度法师主要弘扬后来被视为净土宗经典的《无量寿经》。栖霞寺成为三论祖庭，是从法度 大师的弟子僧朗开始的。“三论”即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内与弟子翻译《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三部论著。鸠摩罗什与弟子弘扬龙树、提婆般若性空学说，但罗什大师去世后不久，长安战乱，僧徒四散，三论在北方的传承史料不明，而其在南方的弟子大都不关注般若中观和三论。这一学说的再度兴盛和弘扬，实际上始于 栖霞山的僧朗大师，并由他的弟子推向高峰，逐步形成三论宗这个宗派，在佛教史上，他被尊为三论宗中土第三 祖。
《高僧传》说“朗本辽东人”，这个地区当时属于高句丽政权，所以学者也说他是高句丽人。僧朗大师这位高句 丽高僧，在栖霞创建了自成一体的摄山三论学派，由僧朗传僧诠，再由僧诠传法朗，最后由法朗的弟子吉藏真正创建了三论宗。僧朗、僧诠、法朗都长居栖霞山，被称为“摄山三师”。我们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可以说来自高 句丽的僧朗大师，在栖霞山为中国佛教事业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僧朗大师的四传弟子，也就是吉藏大师有一位弟子叫慧灌，也是高丽人，他从高丽到中国，跟随吉 藏大师学习三论，推古三十三年（625），他去日本弘扬这一学说，成为日本三论宗的鼻祖，三论学说成为当时日本佛学的主流，对日本佛教和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就这样，以栖霞山为纽带，三论学说为桥梁，国 际间的文化互相交流影响，堪称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鉴真大师与栖霞寺
鉴真大师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代表。唐天宝元年（742），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等到中国迎请大德高僧赴日弘法，尤其是传授戒律。当时佛法在日本已经兴起180多年，但因为没有传戒师，一直不能正规受戒，荣睿一行期望邀请中国高僧赴日弘法。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拜访了多位富有名望的高僧，但当时中日交通多有困难，好几位 高僧不能前往。这一年，荣睿等人来到扬州大明寺，会见了鉴真大师和他的30多位弟子，提出了想请大师渡日弘法、整顿戒律的期望。鉴真大师微笑点头，跟左右说，“我曾听说这样的传闻，南岳思禅师（中国天台宗二祖慧 思大师）往生后托生在日本做了王子，大兴佛法。我也曾听说，日本有位长屋王子，曾做了一千件袈裟供养中国 僧人，还在袈裟上绣了四句偈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 诸佛子，共结来缘。可见日本是与中华文化，与佛法 有缘之国，他们专门来迎请传戒师，你们谁愿意一去？”结果左右纷纷沉默。鉴真大师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 命，浩森沧海不足为惧，你们不去，我愿意去！”
鉴真大师赴日弘法历经艰难，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六次东渡，五次失败，出生入死，有三十六人牺牲在路途中， 大师本人也双目全盲，但矢志不悔，历经万难，直到天宝十二年（753）第六次航行才得以成功，到达日本九州萨 摩秋妻屋浦（今日本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目浦），并在奈良建戒坛，传授戒律，是为日本律宗的创始人。他还 带去了中国的建筑、医学、文学等多方面的先进文化，至今日本历史学家，还称鉴真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
大师在第六次赴日之前，曾短暂居住在栖霞寺。根据《唐大和上东征传》的记载，当时大师的弟子栖霞寺灵祐， 特别去迎请大师，泪流满面，感慨说：“十年来大和尚您一心赴日本弘法，我一直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于是 把大师迎请到栖霞寺，在这里休息了三天。之后不久 ，大师回到扬州，开始了第六次航行并最终取得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鉴真大师和栖霞寺的缘分还不止于此，《东征传》记载说大师“前后度人授戒略计过四万有余”，而其弟子中超群拔萃为世师范者，则有三十五人，并为翘楚，各在一方，弘法于世，导化群生。传记中列出了 名字的有十八人，其中有三人就来自栖霞寺，数量位居第一。除了前面提到的灵祐（后来去了洛州福先寺），还有希瑜和乾印。当时栖霞寺还有不少髙僧从鉴真大师受戒，比如被誉为栖霞大师的昙玭，就是从希瑜出家，而受戒于鉴真 大师（见《栖霞寺故大德玭律师碑》）。
1963年中日两国佛教文化等各界人士共同举行纪念鉴真和 尚圆寂一千二百年盛大活动，日本佛教界以鉴真和尚雕像 斋赠中国，奉安在栖霞寺。
宗仰上人与中外文化交流
栖霞寺在唐代最为兴盛，与山东长清的灵岩寺、湖北当阳市的玉泉寺、浙江天台的国清寺，并称天下四大丛林， 此后历代香火兴旺，至清代乾隆五次驻跸。但是，咸丰年间栖霞寺被太平军焚毁，此后中兴栖霞寺的，是近代著 名高僧宗仰大师。
宗仰上人俗名黄浩舜，别号乌目山僧，常熟人，他不仅是一位佛门高僧，还是一位中国民主革命家和建筑设计师 ，是中国宗教界爱国爱教、追求民主共和的一面旗帜。1903年，发生了举国震惊的“苏报案”，清政府下令封禁 《苏报》，逮捕了邹容、章太炎。在事发之初，宗仰留在上海多方奔走营救章、邹二人。
后来，清政府和租界捕房把宗仰的名字也列入了黑名单，因此，宗仰逃亡日本。恰在此时，孙中山自河内经西贡 、暹罗抵达横滨。宗仰慕名拜访。孙中山与他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中山先生特辟楼下一房间让宗仰居住，以便随时交流。借助孙中山的巨大影响，宗仰扩大了与革命党人的交往。在日本，他经常与孙中山结伴参观访问，并 以诗、画赠送孙中山的形式，记录下了这段难忘的岁月，其中分别时赠给中山先生的诗：“握手与君五十日，脑 中印我扬子图。此去天南番北斗，翻来邗水奠新都。”1919年10月，宗仰以金山分灯，驻锡南京栖霞寺，发愿重 振道场。昔曰是南朝四百八十寺首刹的栖霞古寺，此时已年久荒芜，田产被占。宗仰发愿重振栖霞古寺后，奔走呼号，呕心沥血。孙中山得知宗仰心愿后，率先捐银一万两。宗仰上人和孙中山先生的友谊是一段佳话，当时就有不少名人撰文表示赞叹。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撰写有“记宗仰上人轶事”一文，特别提到这段往事。
在日本期间，宗仰上人也与日本学术界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他还筹款支持当时留日学生举办的革命杂志《江苏 》。值得一提的是，宗仰上人曾经在上海创办过一个专门收留因为反对日本当局压制而归国的留学生的机构爱国 学社，对归国的留学生帮助极大。
a
近代以来栖霞寺与境外文化交流
宗仰上人圆寂之后，其弟子若舜上人继任法席。若舜上人不仅为栖 霞寺建设鞠躬尽痒，还为香港地区的佛教事业 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民国十一年（1922）冬，若舜上人受邀赴香港主持佛七和水陆法会，前后参加者超过十万 人，被誉为“香港有知佛法之始”。此后若舜上人在香港创建寺庙“鹿野苑”，早期门外的牌匾就叫“栖霞别墅”，后来也叫“栖霞分院”。栖霞寺高僧明常法师、法宗法师等先后担任主持。若舜法师之后，栖霞寺历代主持 都重视文化交流。茗山老法师先后到泰国、美国、台湾、斯里兰卡、新加坡、日本等地弘法，尤其是在新加坡为 该国广大佛教徒、居士开讲《华严经》二十余日，一度引起了轰动。
栖霞寺现任方丈隆相法师在海外交流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2009年11月，45岁的南京栖霞寺方丈隆相法师，应星云大师推荐，于当地时间11月15日在美国休斯敦中美寺升座，成为我国批准的首位获聘美国寺庙的方丈。此前，中国僧人前往美国寺庙在民间早已有之，但经过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的，隆相法师还是第一人。在隆相法师的 升座典礼上，星云大师对美国人说，隆相法师是我送给你们的一份礼物。
（ 栖霞区委统战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