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魏晋风度”时，曾说魏晋是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曹丕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者近代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此说，后来文学史论著都学着说，以致成为近百年一大陈腔滥调，养活了无数教授博士。
鲁迅论古多谬，此说尤谬。
一、汉朝已视文章家为独立的一种人
鲁迅那个时代的人不喜欢汉儒，故论文学，老是把儒家道德政治教训和文学艺术对立起来说，以致儒学的汉代跟文艺的魏晋、讽喻政事的汉代与抒情的魏晋，竟俨然对垒，仿佛成为两种典型了。史实何至于如此？曹丕不就说过：“文章者，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么？怎说他就是为艺术而艺术？
艺术的独立、文学的自觉，不是这样谈的；其自觉与独立，也不始于魏晋，乃是汉朝已然。
班固《汉书·公孙弘传》论武帝时人才，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且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
又说宣帝时“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
把天下人才分成儒术、笃行、文章、贤德、干练等各类，实开魏刘劭《人物志》以文章家为人流十二业之一的先河。而且如此区分，正有鲁迅所说，把文章与经术儒学分开的意义。
只不过，列在文章的刘向、司马迁，不但文采高妙，儒学亦甚精湛，这就不能只从文章与儒术的分立去看了。
二、司马迁对文章之士的特別表彰
兹先说司马迁。
司马迁本人文章高妙，对文章之士，更有特殊的态度。《史记》中对于屈原这样在先秦名不见经传的人，以无限钦敬之情去写他的传，无非志其读了〈离骚〉〈天问〉，又读了贾谊吊屈原的文章之后的感动罢了。如此动情的传记，在《史记》中亦不多见。
若说此乃屈原身世对他有特殊的触动，当然不错，但他对司马相如又何遑多让？
司马相如一生，本无功业可述，行为反而颇有些可商榷处，例如琴挑寡妇私奔，又卖酒露丑，逼得老丈人只好出面救济；再则是靠着当狗监的朋友晋身，才成为帝王言语侍从之臣；一辈子又被人“俳优畜之”，晚年还得了暧昧的消渴症。可是在史迁笔下，大肆采录他的文章，把〈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上疏谏猎〉〈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封禅文〉全抄了进去，结果全传九千二百多字，比〈项羽本纪〉还长，是《史记》中最长一篇。
一位毫无足述的小人物，竟因且只因他会写文章，便如此名垂青史。同时代之名公巨卿，如权重一时之桑弘羊，《史记》却未予立传。这不是具体告诉了我们什么叫“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吗？
《史记》这种看重文学价值的态度，并不只表现在屈原司马相如两传上。
在李斯传中收了他的〈谏逐客书〉〈论督责书〉；在乐毅传中录了〈报燕惠王书〉；在贾谊传中，他没录〈论积贮〉〈治安策〉，而收了〈吊屈原赋〉〈鵩鸟赋〉；又在鲁仲连邹阳传中收了鲁仲连的〈遗燕将书〉和邹的〈狱中上梁王书〉。
凡此等等，均足以说明他喜爱文章，且在历史性的不朽价值上特予致意。
要知道：从经世或一般观点看，贾生〈论积贮〉及〈治安策〉，实较〈鵩鸟赋〉重要，但史公不选彼而选此，这就有如后来昭明太子选文那样的态度了。
邹阳之文，更是如此。明‧茅坤说过：“邹阳本不足传，太史公特爱其书之文词颇具观览，故采入为传”。可见此亦如〈司马相如传〉，传主其实乃是那几篇文章。
司马迁自己在〈太史公自序〉里也称：“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三王世家结尾更说：“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因文立传，这个立场，他是老早表明了的。
三、班固作史，特重文章
班固既从“文章则司马迁、相如”的角度去看待司马迁，作史当然也一样重文章。
邹阳传加收了〈上书吴王〉；又增加东方朔传，收了〈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还在扬雄传中收了〈反离骚〉〈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解嘲〉〈解难〉；且跟司马相如传一样，分为上下卷，使得它比司马相如传还要长。
后来史家，如唐之刘知几，就对他们这种做法甚表不满，认为：“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而前后《史》《汉》皆书列传，不其谬乎？”（史通·载文篇）
他又批评《史》《汉》的论赞，认为那些都只是借机炫耀文采的东西：“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非理有必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此皆私徇笔端，苟炫文采，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论赞篇）
四、《史》《汉》具有文选之性质
刘知几是反对文学的史家，主张文与史分立，因此他特别能看出《史》《汉》重文的特点。
透过他的批评，不但可让我们更明确地理解汉人如何重文、如何认为文章之美具不朽性；亦能提醒我们，当时这些史籍可能本身就是文学作品（所以班固谈到文章的代表人物时，举司马迁为例，与司马相如并列；而刘知几也指出那些论赞根本就是文学），或史着同时也担负着文选的功能。
后世史家，当然还是赞成《史》《汉》的多些。如清朝章学诚，即主张文选史乘应交相裨益：“昭明以来，括代为选，唐有《文苑》、宋有《文鉴》、元有《文类》、明有《文选》……其可证史事之不逮者，不一而足。……此文选史乘交相裨益之明验也”（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故认为修地方志应立文征部，选辑文章。
他是由《昭明文选》等书得到的灵感，但我们回头去看《史》《汉》，不就可以发现它们正具有文选之性质吗？
唐代以后人，论文辄法《史记》，或说“文必秦汉”。而那些秦汉之范文，什九皆出自《史》《汉》。就是昭明太子选文，自诩“以能文为本”，要“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然其所选，大抵亦是《史》《汉》所曾甄录者。
据此观之，《史》《汉》不是文选是什么？
五、对文学美的追求
那么，《史》《汉》所看重的文学美，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俄国形式主义者雅克慎（Roman Jakobson）曾分析道：一个语言行为，可以有六种功能：
如说话者说：“噢，天哪！”这就是抒情功能。
旁人听到他这么一喊，也跟着紧张起来了，是感染功能。
而从说话人到听话人之间，有一个传达过程，这叫线路功能，连通了听说两端。
但这句话并没有指出什么事，只是抒发情绪而已。
另一类语言则不然，比如我说：“他有十块钱。”这句话便有所指了，这叫指涉功能。
而不论是抒情语或指事语，又都得符合语法功能才行，否则别人就听不懂了。这称为语规功能。
但假若一个语言行为，并不特别指向这些功能，反而把力气集中关注于语言本身，这就是比较强调诗功能（poetic function）的语言了。
换言之，我们若不只注意到一句话是否要合乎语法地去传递讯息、影响他人，还更注意到这句话是否讲得精采漂亮，那这句话便具有艺术品的性质了。
用这个理论来描述汉人之论，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们如何看文学。
文字，本来只是用以抒情指事的符号，可是汉代人却越来越关注它本身。因此写字时，不只注意用字来指事抒情，或根本不注意，反而较注意字的字形构造、线条、写时之轻重徐疾、写者的性情习惯等等。重视这个写字行为本身时，文字就不再只是文字，它变成了“书法”。
崔瑗〈草书势〉、蔡邕〈篆势〉〈笔论〉等文献之出现，即是在教人如何重视字的“诗功能”，如何纵者如悬、衡者如编、蕴若蛇虫、颓如黍稷、抑左扬右、将奔未驰……。也就是追求字的形势之美。
同理，文字组合而成一篇文章，本来也只是用来抒情指事的。但若作者读者都期望在指涉、感染、抒情诸功能之外，更多地关注诗功能，把文句写得更好看些，便形成了对文学美的追求。
这就像女工织衣，原先只是实用的。但若把精力集中到衣服的式样、布料、形制、颜色、花纹、剪裁上，这衣服就脱离了御寒、遮羞等实用价值，而令它本身成为一件艺术品了。
衣裳的美感来自其形式纹饰，文章之美亦在其文辞组合之巧丽，司马相如说赋应“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所指即此。
合纂组与列锦绣，尤其表现为繁丽，《文心雕龙》称为夸饰：“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具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又称其铺张，〈诠赋〉谓：“赋者铺也，铺采摛文”，说它们“极声貌以穷文”。
一经一纬，堆锦列绣就是貌，看起来繁艳。故《文心》云其“品物华图，写物图貌、蔚似雕图”，具有一种油画、雕塑、织锦般的视觉之美。
一宫一商，则是声韵上铿锵顿挫，念起来好听，与日常语言明显不同。
此时文学作品以辞赋为代表，道理就跟书法以草书为代表是一样的。草书不便于实用，人亦不尽认识，故只能从字本身去做审美把握。辞赋亦旨不在实用，与日常做为指事沟通之文书十分容易区分，乃是做为审美对象而存在，尽情发挥“诗功能”的一套文字。
此即为“文章”，斐然成章之章，今称为文学。
六、文质彬彬之立场
司马迁说〈三王世家〉中几篇文章“文辞烂然，甚可观也”，又说〈儒林传〉中“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之分，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这些文书本身是有实用功能的，亦即具有前述诗功能以外之其他功能，但它同时也发挥着诗功能，诗功能更帮助它们令人喜爱，使它的指涉传达抒情等功能都更具效果，这便是文可使言行远了。
不过，有时文章只顾着强化诗功能，其指事达意诸功能便不及注意或索性忽略之，如书法艺术去发展着那一般人可能看不懂，也缺乏实际沟通功能的草书一般。
《史记》说庄子著书大抵寓言，“畏虚类、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摛辞，指事类情”。空语无事实的文章，因其善于构语修辞，所以读者读之，自会赏其文而遗其事。汉代辞赋，论者常云其夸饰虚构、虚辞滥说。所谓虚构或寓言，都是指它在强调诗功能时，放弃或不符合指涉功能。
语言学家区分语文的表述形式，有一种是论断性表述，一种是操作性表述。
前者指我们用语文去论断客体世界，后者指我们并不只在说出了某件事，更在于说本身这个操作性活动。
文学家常愿强调自己属于后者。其实文学中两者皆有，如现实主义式的作品便倾向前者，汉赋的写物状俗功能更强。只不过即使主张以文学写作去描绘纪录客体世界，文学的表达，也不会同于一般记录性文字，其诗功能之强化，令其文采烂然，写作时自有重视操作文字活动的用心在。
而那些耽于操作文字、巧构丽辞的人，“操作”之中，便亦可能令他淫溺于这种构作中，越来越不顾它与客体世界是否吻合或能不能指述论断了。此即以文为戏，《文心·情采》说：“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就是对它的批评。
七、“丽以则”的目标
汉代社会上出现对辞赋过于华丽虚饰的反省批评，也正基于此。
如扬雄反对辞赋“丽以淫”，主张“丽以则”；王符《潜夫论·务本》说：“令赋颂之徒……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戆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也”，都是就其“空语无事实”，不符合对世界的指涉论断，过于耽溺于文辞构作，以致“虚辞滥说”泛滥的批评。有许多人希望诗赋除了写得好看外，还应有讽谏功能，可对现实社会产生论断性作用，炯戒君王，也是这一类想法。
但批评者也只是说不要丽以淫，不是说不要丽。他们希望的是“丽以则”，也就是既有很好的诗功能，也同时有指涉等功能。如司马迁说的那些诏书律令，既明天人之分、通古今之义，又文章尔雅、文采烂然。
八、文采烂然的方法
文采如何烂然呢？
再回到司马相如的话上去看。首先是“合纂组以成文”，把漂亮的文字排列组合起来，所谓辞藻艳发。
其法，一是辞汇要丰富。清阮元〈四六丛话序〉云：“两京文赋之家，莫不洞悉经史，钻研六书”，一点也不错。大文学家往往先是大文字学家，识字多，能使用的辞汇自然丰富；辨义明，自然下字精确，此乃文章令人感到富艳的基本条件。他们喜欢用的一些怪字，又称“玮字”，虽然常遭诟病，其实一怪读者自己识字太少，二则生僻字可构成阅读时陌生化、离日常化的效果，也是不可厚非的。
其次，他们善于运用联緜字、叠字、偏旁同类字来创造美感效果。例如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中用“磷磷烂烂”形容色彩绚丽，用“郁郁菲菲”形容香气流逸，用“煌煌卮卮”形容百花盛开，用“衯衯裶裶”形容衣饰飘拂，用“硠硠磕磕”形容水石相击，用“潏潏淈淈”形容水流激涌，文章自然显得缤纷多采。
再者，以上说的是用字遣辞，司马相如讲“列锦绣”之列，还可以理解为句式排列的问题。《文心·丽辞》云：“造化赋形，肢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丽辞之丽，指的就是骈偶。
这种骈偶句式，虽说可以上溯于远古，如《尚书》《易传》中即已有之，但汉人才开始自觉地运用，单句对、隔句对、复句对、言对、事对、正对、反对，均已蔚然可观，因此《文心》说：“自扬马张蔡，崇盛俪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具发”，对此后骈文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句式，不只是对仗的问题，还涉及句型。做为一种审美的文章，要与一般文书常用的散体不一样，又要跟古代歌谣之杂体或以四言为主者不同，此时遂发展为一种四六混合交错为主的句式组合，如张衡〈西京赋〉：“秘舞更奏，妙材骋伎；娇蛊艳夫夏姬，美声畅于虞氏。”或排比句式，如〈子虚赋〉：“其山则盘纡岪郁崇峍崒……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其东则有蕙兰圃衡兰芷若穹藭菖蒲……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嬗曼”。
这类句式，在古代也有偶然出现的例证，但汉人显然是有意发展之，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骈文之铺张排比，唐宋且又称为四六文，均与此句式特征有关。
最后要说司马相如讲的“一宫一商”。
辞赋多是韵文，但它又不只是押韵那么简单，有些人以为它是散文的整齐化音韵化，故具有音乐性。实则相反。它是诗不可歌以后，散体化文字化的诗，是用文字的声、韵、调和语言性的节奏去制造出新音感的文辞。故除了押韵外，还要讲究每个字的声音搭配，此方是所谓的一宫一商。对仗与句式，亦依此原理而设计。
此外，一篇赋，序通常为散体，不押韵；本文押韵，但韵常随意转，显得流动，而亦不甚觉其为韵文；结尾则常以仿歌之诗或乱作收，一篇之中，声音的交错配合也是很重要的。
文丽之法，大要如此。晋‧陆机〈文赋〉云为文“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及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所言亦近于此。
然而，此仅是“赋之迹”，不是“赋之心”。赋之心是什么，就是创作者的创造性心灵。
《西京杂记》载：“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相如曰：「…．赋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作者包揽古今，而断以一心，这种创造性的心灵，不诿诸天才或神遇，而是如庄子描述画家“解衣盘礴”那般，说他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地集中思致，进入到创作活动中的“凝神”状态中去，故能写出妙于常人的文章来。
桓谭《新论·袪蔽》形容扬雄作赋：“困倦小卧，梦五脏出，以手纳之，及觉，大小气、病一岁”，情况亦与相似。
这种对创作活动中精思凝神的强调，下开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之先。谓为文学自觉之时代，谁曰不宜？
九、文学势力之扩大
除了对文学创作时心理状况之探讨、对文学功能之反省、文学操作技艺之钻研这些方面，汉代都引发了嗣后更多的讨论以外，一个文学意识自觉业已发轫之时代，文学所处理的经验必然渐广、文人与文集必然越来越多、文学在与其他艺术竞争时势力也必越来越大。
对于现今在文学经验开拓、文体意识发达、文人阶层扩大、文学势力巩固等各方面，“不知有汉、但论魏晋”的朋友，魏晋倒是有句俗语说得挺好：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