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培芳与粤东诗学的发轫（上）

       自晚明以降，粤东诗歌创作虽有长足发展，但诗学研究相对滞后。虽有邓云霄《冷邸小言》、蒋冕《琼台诗话》传世，但流传不广，很少被人提及。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南海劳孝舆刊有《春秋诗话》，不过在当时可能被视为经学别裁。刘彬华《岭南群雅》所附《玉壶山房诗话》，未辑出单行，只是选本的附庸而已。严格地说，清代的粤东诗学要到乾隆中叶翁方纲提学粤省，日与生徒讲论，才渐开风气，到嘉、道以后终于出现诗话作者竞出的局面。黄培芳、张维屏、梁邦俊、梁九图、林联桂、李长荣、何曰愈、冯询、黄钊等一批有成就的诗论家，引发晚清广东诗学的繁荣局面。其中，尤以黄培芳编撰诗话之早之勤，被推为开风气的人物[1]。今天我们谈论清代粤东诗学，从理论化及专门性的角度着眼，仍不能不以黄培芳的三种诗话及其他评点为发轫。

      黄培芳（1778-1859），字子实，又字香石，自号粤岳山人。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嘉庆九年（1804）副贡生，先后执教于世讲书塾、应元道院、羊石书院。道光二年（1822）始入京任武英殿校录官，十年（1830）选授乳源教谕，两年后量移陵水，三年任满迁肇庆府学训导。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留监羊城书院，叙劳加内阁中书衔。曾参与编纂《重修肇庆府志》、《重修新会县志》。黄培芳诗文书画均有名于时，与张维屏、谭敬昭并称“粤东三子”。著作非常丰富，《香山县志》及其他文献著录逾60种，诗文方面除《粤岳山人集》、《香田小草》、《岭海楼诗文钞》外，还撰有《香石诗说》、《香石诗话》、《粤岳草堂诗话》三种诗话，辑有《广三百首诗选》、《国风诗法隅举》、《秋兴诗评》、《才调百首》、《唐贤三昧集评钞》、《七古评钞》、《七律评钞》、《感旧集选》等评选。

      黄培芳的诗学见解主要表达在三部诗话中，这三种诗话的撰写贯穿了他从青年到老境漫长的学诗经历。《香石诗说》一卷系癸亥岁答友人问，作于嘉庆八年（1803）；《香石诗话》四卷，写作很早，《诗说》结尾提到“吾自撰另有《香石山房诗话》”，可见此前已开始写作，但直到嘉庆十四年（1809）方定稿，是秋作有自序；《粤岳草堂诗话》二卷，侄孙映奎跋称晚年所作，但书中纪事止于嘉庆末，程中山据道光六年（1826）刊凌扬藻《国朝岭海诗钞》已引其说，推断它编定于道光初[2]，可备一说。根据我阅读清代文献得到的印象，嘉、道之际正是诗学发生转型的时期。恰好写作于这段时期的黄培芳诗话，多少会带有转型时期的某些特征，这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尚未得到注意[3]。

壹

黄培芳的诗学渊源

     黄培芳的诗学有两个源头，近本自蒙师田上珍，远可溯至翁方纲。黄培芳13岁即从番禺田上珍学诗，田氏勖以经世之志，励以时务之学，诗学反倒为余事。黄培芳晚年回忆田上珍的教诲，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师“岂徒事章句，导我开襟期。树立在经济，时务宜通知。勖以破万卷，余事还谈诗”的教育宗旨[4]。道光十二年（1832）夏，54岁的黄培芳调任陵水教谕，有述志诗云：“束发自矢志，读书师古贤。沂水春风人，襟抱何超然。讲求经世术，淬厉颇有年。文章乃余事，吟咏意所便。中岁始一命，行矣尚勉旃。”[5]从中仍可听到田上珍重经济轻文学的教育宗旨的回声。不过老师早年对他才华的肯定，“谓我诗笔佳，南园当嗣之”[6]，显然也是他后来孜孜勉力于诗学的莫大动力。

     翁方纲三任粤东学政，始终以振兴文教为己任，率先表彰黄培芳八世祖黄佐，后培芳父绍统与长兄沃楷都受知于门下。翁方纲首次视学广东，正是他诗学兴趣浓厚，与钱载往来切磋密切之时。《石洲诗话》前五卷就是乾隆三十年（1765）到三十三年间与幕僚、诸生讲论诗学的记录。自序云：“自乙酉春迨戊子夏，巡试诸郡，每与幕中二三同学，隔船窗论诗，所有剖析，随手劄小条相付，积日既久，汇合遂得五百余条。秋间诸君皆散归，又届报满受代之时，坐小石洲畔，日与粤诸生申论诸家诸体，因取前所劄记散见者，又补益之，得八百余条。令诸生各钞一本，以省口讲而备遗忘，本非诗话也。”[7]当时黄培芳年甫志学，未必能亲承音旨，但父兄师从翁方纲，自然能获闻教言，讽味其著述。嘉庆十五年（1810）刊行的《香石诗话》明显承传了翁方纲的肌理诗说，这就难怪翁方纲在京见到此书，即“谓持论极正，四卷皆加评点，最击节者不下数十条，中有与先生暗合者尤激赏，以为妙合”[8]，又“每于论袁子才处辄评云：'子才门外汉耳’”，而且还手录论王渔洋、虞集两则寄示，将黄培芳与张维屏、谭敬昭并称为“粤东三子”[9]。

     我们知道，翁方纲是王渔洋的追随者，他的诗学是在承传和扬弃王渔洋诗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他特地手录论王渔洋、虞集两则寄示黄培芳，不用说自有深意。黄培芳诗学既问途于翁方纲，当然也不可能不研习王渔洋诗学。他对渔洋神韵诗学的探究，不只是《唐贤三昧集评钞》直接留下踪迹，《香石诗话》也记录了一些心得：

    余尝评渔洋《三昧集》，或谓视二冯评《才调集》进一格。门人辈往往以为枕中秘。[11] 

    宋人七绝，每少风韵，唯姜白石能以韵胜。如《过垂虹》云：“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渔洋亦瓣香此种。[12]

    阮亭独标神韵，以为宗主，固有偏而不举之处，然不失风人蕴藉之旨。学之而弊，刻鹄不成尚类鹜。若徒以轻剽为工，直是画狗矣。画狗不成，更将何类耶？[13]

他评《唐贤三昧集》用的是听雨斋刊吴煊、胡棠笺注本，卷首题识说是嘉庆十年（1805）乙丑所评，用以课徒。这些评语后经裔孙映奎整理，光绪九年（1883）由翰墨园刊行朱墨套印本，流传甚广。参照他的评语，可见王渔洋诗学在他的心目中首先是艺术追求高于流辈，其次是带有尚风韵的倾向。独标神韵为宗虽有偏颇，但尚不悖离诗歌的本质特征，只因后人不善于领会，以致流弊丛生。他在《香石诗话》中称赞曾燠《上方寺看梅》“非深得唐贤三昧者不能”[14]，读《中州集》以李汾为冠，都能看出受王渔洋趣味影响的痕迹。说明他对神韵说，就趣味而言是基本认同的。

     那么，除了神韵诗学“固有偏而不举之处”外，黄培芳对王渔洋诗歌的缺陷具体又是怎么认识的呢？其实就是落套而已：

    子才论阮亭诗，谓一代正宗才力薄，因思子才之诗，所谓才力不薄，只是夸多斗巧，笔舌澜翻，按之不免轻剽脆滑，此真是薄也。阮亭正宗固不待论，其失往往在套而不在薄。耳食者不察，从而和之，以为定论，何哉？[15]

这一判断却和翁方纲的看法不太一样。在翁方纲看来，王渔洋诗学的问题是“直取性情，归之神韵”的风格取向使诗歌表现的重心全落在艺术趣味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创作中趣味优先，以致常流于空腔虚响。平心而论，他两人的看法各有道理，翁方纲着眼于取意，黄培芳着眼于造语，都指出了王渔洋创作中不同层次上的缺陷。但翁方纲可能觉得黄培芳对神韵诗学的趣味化倾向还缺乏必要的警惕，于是在寄给黄培芳的两则诗论中，一则就王渔洋论五古的说法作了分析：

    渔洋先生于诗，上下古今各体俱透彻，极上层矣。唯于五古分别界限，此则仍是明代李沧溟格调之说未化也。渔洋选五古，陈伯玉五家而无右丞。其选《唐贤三昧》，则有右丞而无前五家。盖其意以陈伯玉五家为古调，以右丞、左司为唐调也。且甚至视杜、韩以下五古皆为变调，则畦畛未化之弊，不可胜言矣。此事彻上彻下，并无二理，断未有专以淡远一格为主者。必须知杜公之所以然，然后中晚唐、宋、元诸家皆就一贯，然后上而六朝，再上而汉魏，再上而《三百篇》，皆就一贯矣。虽以白香山《游悟真寺》、杜牧之《张好好诗》皆风雅正矩，初不与陶、韦短篇区分格调。《周颂》“天作高山”、“时迈其邦”，皆极简古。而《商颂》“受小球大球”、“莫敢不来享”，转纵笔为之。此岂可以篇句之长短为界限乎？[16]

他指出，王渔洋将五古区分为古调、唐调、变调，是基于风格和篇幅两方面的标准，但这毫无道理——风格“专以淡远一格为主”已含有趣味的偏见，篇幅长短更不足以成为划分格调的依据。与此相应，另一则诗论首先强调，工于小诗的虞集“不可目为狭窄”，而擅长铺排的陆游、元好问也不能说已得东坡神采：“坡公极纵放而精微，所以此事深关学问，并不要用经史，而书卷之精华，盎盎然飞动于笔端，方是诗也。岂以篇句长短耶？”[17]由此推广开来，“虞道园深入经训之奥，而诗法奄有六朝。唐宋时候，真诗唯此而已。明朝人则皆假诗耳。国朝唯王、朱、查三家诗，得力皆正。近日厉樊榭亦造微，却有嫌其窄窘者。钱箨石集所刻太多也”[18]。这一串评论在指出王渔洋诗论缺失的同时，顺便表达了自己对诗统建构的看法，从王渔洋、朱彝尊、查慎行到厉鹗、钱载就是他心目中的本朝诗统的骨干，宋诗的底色和学人诗的趣向都隐含在其中，末句提到钱载尤其是有感而发。

     翁方纲《石洲诗话》成书前后，正是他与钱载诗学交流最密切的时候。那时他对钱载基本上是师事之，与客讲论或评论中经常引述钱载的学说。他对钱载的推崇也让黄培芳与闻钱载的诗学观念，并服膺推崇。嘉庆八年（1803）撰写《诗说》时，黄培芳年方二十五岁，本朝重要的诗论都已读过，确知自己的瓣香所在：

      国朝论诗前辈，宗匠固多，愚所瓣香，则有三人焉：王阮亭先生士正、沈归愚先生德潜、钱箨石先生载。归愚之书，批示流布，故海内靡然宗之。然可以是入，不可以是终也。渔洋之书，似高一层矣，第不著评点，浅学之士，或昧其旨。至箨石之论，心悟神解，其独到处，往往发前人之所未发，方之王、沈，弥加精密。但外间颇少传本，学者无从问津。[19]

年轻的黄培芳在这里已对他所服膺的三家诗学约略给出了我在两百年后阐发神韵诗学、格调诗学与肌理诗学的互补关系所作的论断。我的看法是，格调是诗学的基础层面，是任何诗论也绕不开的。“沈德潜在传统的格调论中引入神韵，这是向上一路；翁方纲在格调上引入肌理，是向下一路，同样也是一个新的思路，开拓一个新的观察阈界。诗歌文本的结构层次由此变得清晰而有秩序，学人从此得到一套理解诗歌文本的完整理论。”[20]黄培芳对钱载诗学特点的概括恰好是翁方纲肌理说的特征。而从现有文献来看，翁方纲的诗学观念与钱载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肌理概念也很有可能来自钱载[21]。钱载没有诗话流传，评点诸书也未刊行，黄培芳在诗话和评点中再三引述他的说法，只能得自翁方纲的传述。直到晚年撰写《粤岳草堂诗话》时，黄培芳还说：

      钱箨石先生（载）画、诗、书，擅三绝之称，而论诗尤精到，直透大家阃奥，深得此事真消息。惜无刻本，世鲜知之。阮亭尚书后，当推先生。归愚宗伯不能及也。[22]

黄培芳直接将钱载与王渔洋、沈德潜两家并举，显然是看到了钱载诗学的划时代意义，并意识到翁方纲的肌理诗观也是渊源于钱载。这就为翁方纲的肌理说勾勒出一个当世渊源，同时也表明了他自己的诗学渊源所自。

      在前辈诗人中，黄培芳还特别重视乡贤冯敏昌的诗学。《香石诗说》紧接着论钱载后，又写道：“近吾粤中，尤推冯鱼山先生为大宗。其持论之精正，独出冠时。然先生平日不事标榜，且未著有成书，又孰从而窥之哉？”[23]《粤岳草堂诗话》并载张岳崧跋《小罗浮草堂诗钞》述冯敏昌语云：“凡大家诗，宁质毋浮，宁拙毋巧，宁秃毋纤，而尤要在淘淑性行，读书穷理，乃能为正大洪达之音。”[24]又云：“诗不可不守绳尺，亦不可徒涉旧窠。不可颛恃性灵，亦不可浪逞博洽。必深悉古人堂奥，而究其离合浅深，然后自辟一境，以附古人之后。”这种既执著而又带有折衷色彩的辩证思维、兼容并蓄以求自辟一境的信念，同样也是黄培芳论诗的基本立场。我们看到，在25岁所著《诗说》的结尾一段，就表现出一派兼容并蓄的气度：“

    昔人云：江山与诗人相为对待。非诗人无以表江山之面目，非江山无以写诗人之襟期。故必有第一等襟期，斯有第一等真诗。学者既已讲求法律，又恐尺寸自绳，失之拘滞。试看舞雩沂水，岂有滞境耶？流水行云，岂有滞机耶？须知平时精熟万卷，下笔抛却一切，戛戛独造，汩汩然来，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如天马行空，不可羁靮。又如神龙变化，见首不见尾。空所依傍，无泥死法，迨乎纯熟而化，斯为至矣。[25]

这一段文字中包含了王渔洋、沈德潜、袁枚各家的观念和主张，不同的理论系统到他这里都融汇在了一起。当然，他绝没有陷没在前人的论说中，反而力图突破师辈的藩篱，确立自己的立足点。这从他追溯诗教源流的问题也可窥见，他说：“余尝撰《国风诗法隅举》，言后世骚词歌行之句调音节，无不源于《三百篇》者。从兄虚谷先生（谦），见而深韪之。”[26]自古言诗上溯于《三百篇》，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主张，只不过多数人都以此为幌子，而黄培芳却是认真下过功夫的。这不仅体现了黄培芳诗学的实证性，也预示了他的诗学观念基本上根植于传统的诗教观。

贰

黄培芳对性灵诗学的反思

      黄培芳一生主要在广东境内课徒、任学官，只是中年进京两次，但很早就以才学斐声文坛，与嘉道间名流如吴锡麒、张问陶、赵怀玉、陈文述、姚莹、恽敬、盛大士、任兆麟、伊秉绶、吴文溥、汤贻汾等都有交游，其诗学观念也不可能不受到时风的影响；而作为一名享年82岁的高寿诗人，毕生的诗学观念更不可能无所变化。前辈学者管林先生已敏锐地指出，黄培芳三部诗话对诗歌功能的把握有一个从丰富多元到强调“诗言性情”再到力图干预政治、调节人伦关系的变化[27]，而这应该是与清代社会由平静富足走向动荡不安的变势相应的，值得我们注意。而同时，从诗学自身的发展看，黄培芳诗学所显示出的折衷融合倾向也很值得关注，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嘉、道之际诗学的主导特征。

     今天看来，嘉、道之际诗学虽然整体上也存在区域或群体的差互，但一个前所未有的、具有统摄意义的思潮笼罩着诗坛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折衷、融合的倾向，与经学中的汉宋学、古今文合流，文章中的骈散合流桴鼓相应[28]。面对彼此对立、交叉的神韵、格调、性灵以及桐城、高密诗学，承传翁方纲学人诗学的黄培芳没有简单地排斥、否定各种学说，而是力图折衷其得失，汲取其精华，达致圆通的境界。这种精神随处流露在他的诗论中。《香石诗说》说：“得性情之真，不独风教人伦之作，有所关系，即傍花随柳，弄月吟风，会心不远，亦足以畅写天机。反是，则性情汩没，涂饰为工，去风人远矣！”[29]这是针对沈德潜论诗主风教人伦、强调“有关系”而发，肯定了吟风弄月、流连光景的合理性。而对性灵诗学以赵翼为代表的唯新主义倾向，《香石诗话》指出：“论诗主一'新’字，未尝不是，亦当有辨。不过如昔人所谓《离骚》用'芷蕙’、'虬螭’，不必假借于《毛诗》之《雎鸠》《芣苢》；唐人用'江梅’、'柳岸’、'独鹤’、'群鸦’，亦不必假借于《离骚》，不暇舍现在而他求耳。若不明此旨，一味以轻脆佻滑为新，子才倡之于前，雨村扬之于后，几何不率风气日流于卑薄，是可叹也。”[30]一方面肯定“新”的价值，一方面又对性灵派以轻浮佻薄为新的偏颇进行了反思。他引述王昶“时吴越老成凋谢，子才来往江湖，从者如市”的说法，认为“此固由老成凋谢，亦由其学轻浮。聪俊少年，喜其易入。盖子才之诗，矜新斗捷，用功一旬半月，即与之相肖。若使范以李、杜、韩、苏，深山大泽，未易窥测，人亦未必从而趋之”[31]。所以他晚年在《粤岳草堂诗话》卷一提出：“诗主性灵固佳，然须酝酿深厚。”[32]在肯定性灵的前提下要求性灵出于深厚蕴藉，这就回归到翁方纲诗学以质厚为本的宗旨，立足于学人诗的台基上来。

     面对性灵派一味求新而流于浮薄的弊端，黄培芳认为在只有济以质厚才能矫之，因而提出：“前人论诗，曰温柔敦厚，曰博大昌明，曰清新俊逸，曰沉郁顿挫。虽非一说所能穷，要皆贵酝酿于胸，淋漓于手，不徒推敲句调之间。雨村云：诗有三字诀，曰响、朗、爽。此亦未尽。诗发乎声，结响贵高，响字固不可少。然专向此三字索解，但得句调爽朗，即以为工，未有不浅薄者。古之爽朗，孰如青莲，何偿不由酝酿深厚而出耶？”[33]李调元的三字诀自视为独到发明，也被人看作是性灵派的一种美学主张，黄培芳却认为有着根本性的缺陷，即不由酝酿深厚而出，则难免流于浅薄。他很称赞性灵派后劲孙原湘的诗，欣赏的正是那些蕴藉之作。由现存文献来看，李调元是性灵诗学的重要骨干，《雨村诗话》对发挥、传播性灵诗学起了很大的作用。黄培芳已注意到，“雨村时有辨正子才处，要之心摹手追，只在子才，宗旨同也”[34]，所以连带论及。至于乾隆三大家之间，他更注意到赵翼、蒋士铨与袁枚的差异，指出“瓯北、子才，一时并称。就二家论诗观之，固以瓯北为优。瓯北所著《十家诗话》，能不失矩矱，不致诒误后生，胜于《随园诗话》矣”[35]，又说“蒋心余亦与子才齐名，声气相孚，而其持论有与子才不同者”[36]，看得出他对性灵派的主要诗人是下功夫研究过的，对其诗学的得失有着整体性的反思。

     乾隆诗坛除了风靡一时的性灵概念外，“清真”也是得到普遍尊崇的诗美概念。对清真之美的崇尚虽由来已久，但作为概念确立起来，似乎与雍正十年（1732）谕旨对八股文“雅正清真，理法兼备”的要求有关，并因乾隆元年《钦定四书文》的颁行而流行于世。雅正不须多说，清真与独创性和去伪脱俗相表里，在性灵诗风席卷天下时也成为诗家标举的宗旨。黄培芳论试也推崇清真概念所包含的主独创和去伪脱俗的内在要求，但特别注意辨析其界限，所以说：

        诗有落落独造，弥觉清真隽永，     彼嗜奇好怪者不与焉。[37]

      诗贵独造，如查初白“万井云烟扶     小阁，四山雷雨动空城”，似得未曾     有。[38]

清真的要义首先是独造，但独造有个限度，不能流于嗜奇好怪，查慎行这一联写景用多与少、虚与实、动与静的层层对比，描绘出一个特殊的山城景象和氛围，可说是前古未有，但语意浑成隽永而毫无出险入怪的造作，字句间充溢着真气真力。事实上，清真之美不难在脱俗，不易流于庸熟，而难在气厚，易落于浅薄[39]。所以黄培芳论清真主要着眼于气味，强调：“诗贵清真，尤在气味。如孟襄阳、白太傅，俱不着一字，而襄阳则气逸而味腴；太傅则气和而味厚。若无气味，徒语清真，恐流于卑率浅薄，一览无余耳。”[40]这样的厚腴气味，不要说嗜奇好怪，就是矜才使气也要不得。“世之诗人，好矜才使气，藻绘为工，唯恐不称才子。不知一落才子窠臼，即诗家次乘。盖语虽工而客气重也。”试看陶、谢、李、杜这些大家，何尝不是才子？又哪里有这种习气？因此在黄培芳看来，大家之所成，贵在能养气，又能敛才就法，所谓“彼皆深造自得，浩然出之，非苟为悦一时之目已也”[41]。

     这样，黄培芳对清真的理想，经过气味的铺垫，最终又落实到法度的层面上。更深入地剖析，他认为问题涉及六个要点：

       作诗以真为主，而有六要：曰正、曰大、曰精、曰炼、曰熟、曰到。正者，取正路也。大者，法大家也。精者，戒粗腐也。炼者，去浅率也。熟者，由成章至于纯熟也。到者，由笔到臻于独到也。章法成，笔力到，犹之浅也，纯熟而独到则至矣。诸家无不期于熟，熟所同也；诸家各有独到处，是则同而异也。[42]

这六点关系到目标、功夫、完成三个境界：由师法意义上的选取入门路径，经历创作实践去粗取精的陶冶，最后达到基于成熟境地的创化。这就是他理解的诗学修习之路，涉及广泛的参学。参学不是一味模仿，而首先要辨析正确的路径所在。比如清初大家南朱（彝尊）北王（士禛），从康熙以来一直被奉为典范，师法者众，但黄培芳指出学这两人，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其晚年真实纯熟境地，这才能避免袭其早年空调：

       王、朱七律，气体原佳，但初年  皆有空调，若徒赏其清词丽句，非知  诗也。今各举其至者一二首于后，自  可隅反。渔洋《题赵承旨画羊》云：  “百三群中见两头，依然秃笔扫骅骝。朅来清远吴兴地，忽忆苍茫敕勒秋。南渡铜驼犹恋洛，西归玉马已朝周。牧羝落尽苏卿节，五字河梁万古愁。”竹垞《罗浮蝴蝶》云：“犹记归装岭外赍，炎天二月展金泥。衰年再见真难得，异物初生也不齐。偶落人间休怅望，但留花底莫东西。寄声为报垂虹长，好配新蛾与并栖。”此方是真实纯熟之境。[43]

以了解对象作为学习的前提，这就使广泛的参习带有了研究的性质，像翁方纲那样，通过研究王渔洋来实现学习的目的。出于切身体会，黄培芳对昔日刘鹤鸣论诗用的一个比喻印象格外深刻，“谓如建章宫千门万户，当阅历使遍，然后抉去藩篱，别寻妙悟”[44]。这启发我们，所谓学人诗，其实不只意味着写作素材和内容与学问密切相关，其写作能力的培养也是通过研究学问那样的方式完成的，前提是广泛的参学，这是我对学人诗的一个新认识。

     但广泛的参学仍有一定的归趣，即便是劝人取汉魏、晋宋、南北朝、沈宋王杨卢骆陈子昂、开元天宝诸家、李杜二公、大历十才子、元和、晚唐诸家、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递次熟参之的严羽[45]，最终仍诫以“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可见正和高乃是师法取舍正确的保证。唯其如此，黄培芳要将“正”置于六要之首。而此所谓“正”也不同于通常说的雅正，既非伦理学意义上的正当性，亦非言说方式上的政治正确，它是指诗学意义上的典范性，即可师法性。由此进一步展开，他又说：

    诗有正，必有奇。而奇不可以率。人有大家，亦有名家，而取法必贵上，先其正者大者，而后旁通，以博诸家之趣可也，合百家以自成一家可也。[46]

这里再度将“正”置于首要位置，强调取法必贵上，不外乎就是传承王渔洋从性情之近、就各体之宜的师法宗旨。王渔洋之说经姚鼐承袭和发挥，已在乾隆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47]，黄培芳又将它继续推广，延续了王渔洋诗学的血脉。

     不过，具体到什么是正，怎么“正其大者”，黄培芳却有着自己的思路，那就是溯源于《诗经》。问题是，论诗推源于《诗三百》不是诗家老生常谈吗？确实是老生常谈，但黄培芳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前人论诗以《三百篇》为宗，常只是冠冕堂皇的口号，借六艺、诗教的权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伎俩。到了嘉、道之际，经过实证学风的冲刷，汉儒给《诗三百》涂饰的伦理色彩逐渐剥落，日益呈露文学的本色，而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评论《诗经》也蔚为风气。在乾嘉学风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黄培芳，遂能以单纯的文学眼光来看待《诗经》，揣摩其诗学义理，撰为《国风诗法举隅》一书，由是更执着于“诗之源在《三百》，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的信念，并断言“后人之诗无殊于《三百》者，外异中同也。其外虽异，其中自不可不同”[48]。这等于是将《诗经》移出了神坛，自然也将叶燮刻意在《诗经》和后代诗歌之间划出的鸿沟填补了起来，使《诗经》接续上文学的传统，既然是百川朝宗的源头，当然就是取法的正路。

     六要之首曰正曰大，“正”的困惑既祛除，接着就是“大”的问题了。所谓“大者，法大家也”，终究不外乎是以哪些诗人为最高楷模。翁方纲推举的师法典范是杜甫、韩愈、苏东坡、黄庭坚、元好问五位，黄培芳则重新回到李杜并列，而尤其用意于如何学习的问题，说：“人谓杜可学而李不可学，非也。有法则皆可学。严沧浪云：'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49]杜可学而李不可学，几乎是历来诗家一致认同的经验之谈，但黄培芳踏破了这道铁门槛，既然李、杜做诗如李广、孙（武）吴（起）之治军，各有其法，有法即可学。这是他的信念，也是广义上的文学教师的必备技能。像谢榛那样奉行“诗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的观念，还要教师做什么？沈德潜既已撰《杜诗偶评》，翁方纲也有了《杜诗附记》，而王渔洋《古诗选》又未选李杜两大家，鉴于这一情势，他便有了编一部李白诗评的打算。《香石诗说》提到，“余向有太白七古评本，每欲续评诸体，订为一编，名《李诗偶评》，将以继沈宗伯《杜诗偶评》之后，不知他时能卒业否也？”[50]后来此书编成与否不太清楚，但他对七古一体钻研之深，在当时是有定评的。友人徐旭曾说：“生平所见诗话，此为惬心。论大家门径，如工部、山谷七古，尤发前人所未发云。”[51]孔继勋序《粤岳草堂诗话》，称“其书持论甚正，既深为翁覃溪先生所许，而发明七古诗法，尤有功学者”[52]。我们知道，七古体裁的研究到清初出现一个高潮，以王渔洋为代表的诗论家在声律方面多有开拓，成果卓著。由追慕倾倒而深入钻研王渔洋诗学的翁方纲也在七古声调、体势上很下过功夫，撰有《七言诗平仄举隅》、《七言诗三昧举隅》，黄培芳对七古的钻研是不是自觉承传师门的独家之学呢？它与翁方纲的肌理说有无关系呢？这些问题促使我进一步考察黄培芳诗学与翁方纲的深层关系。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黄培芳门人孔继勋《粤岳草堂诗话序》：“至吾粤之有诗话，自吾师《香石诗话》始。”管林《黄培芳诗话三种》，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史澄等纂《广州府志》卷九十六艺文略据《新会志》著录黄河瀓撰《葵村诗话》，可能早于黄培芳，其书不传。

[2]程中山《黄培芳诗学著述考》，《清代广东诗学考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35页。

[3]管林《黄培芳诗话三种·前言》，第1-32页；刘汾《<香石诗话>刍评》，《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1年第1期；柳晟俊《论黄培芳与其<香石诗话>之唐诗观考》，《诗话学》第三、四合辑，韩国东方诗话学会2001年版，第306-334页。

[4]黄培芳《田西畴先生上珍》，《黄培芳诗话三种》附录，第127页。

[5]黄培芳《壬辰初夏量移陵水教谕奉母钟太安人之官诸兄侄戚友赠行绘图制文兼及诗赋率咏四章言怀志别》，《黄培芳诗话三种》附录，第128页。

[6]黄培芳《田西畴先生上珍》，《黄培芳诗话三种》附录，第127页。

[7]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册第1363页。按：《石洲诗话》原稿后遗失，多年后叶继雯偶于京师书肆购得，请翁方纲题跋，乃增元遗山、王渔洋诗说三卷，嘉庆二十年（1815）属门人蒋砺堂刊于粤东节署。关于翁方纲督学广东对地方诗学的影响，参看潘务正《翁方纲督学广东与岭南诗风的演变》（《文学遗产》2013年第2期。

[8]黄培芳《粤岳草堂诗话》卷一，《黄培芳诗话三种》，第65页

[9]黄培芳《粤岳草堂诗话》卷一，《黄培芳诗话三种》，第73页。

[10]陈步墀《粤岳草堂诗话序》，《黄培芳诗话三种》，第59页。

[11]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一，张寅彭选辑《清诗话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7页。

[12]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一，《清诗话三编》，第2684页。

[13]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二，《清诗话三编》，第2704页。

[14]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一，《清诗话三编》，第2678页。

[15]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二，《清诗话三编》，第2703页。

[16]黄培芳《粤岳草堂诗话》卷一，《黄培芳诗话三种》，第65-66页。

[17]黄培芳《粤岳草堂诗话》卷一，《黄培芳诗话三种》，第66页。

[18]黄培芳《粤岳草堂诗话》卷一，《黄培芳诗话三种》，第66页。

[19]黄培芳《香石诗说》，《黄培芳诗话三种》，第120页。

[20]参看蒋寅《吸收与还原：翁方纲与传统诗学观念》，胡晓明主编《后五四时代中国思想学术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96页。

[21]参看程日同《钱载诗学是“肌理说”的一个当世渊源》，《河北学刊》2010年第7期；蒋寅《吸收与还原：翁方纲与传统诗学观念》，胡晓明主编《后五四时代中国思想学术之路》。

[22]黄培芳《粤岳草堂诗话》卷一，《黄培芳诗话三种》，第74页。

[23]黄培芳《香石诗说》，《黄培芳诗话三种》，第120页。

[24]黄培芳《粤岳草堂诗话》卷一，《黄培芳诗话三种》，第67页。

[25]黄培芳《香石诗说》，《黄培芳诗话三种》，第120页。

[26]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一，《清诗话三编》，第2687页。

[27]管林《黄培芳诗话三种·前言》，第22页。

[28]关于经学中的汉宋学合流、古今文合流，经学史、思想史研究已多有论述，不待枚举；嘉道间骈散文合流，可参看曹虹《清嘉道以来不拘骈散论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

[29]《黄培芳诗话三种》，第114页。

[30]《清诗话三编》，第2703页。

[31]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二，《清诗话三编》，第2704页。

[32]《黄培芳诗话三种》，第76页。

[33]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二，《清诗话三编》，第2704页。

[34]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二，《清诗话三编》，第2704页。

[35]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二，《清诗话三编》，第2703页。

[36]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二，《清诗话三编》，第2703页。参看蒋寅《蒋士铨诗学观念的转向》（《苏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37]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一，《清诗话三编》，第2683页。

[38]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一，《清诗话三编》，第2689页。

[39]参看蒋寅《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40]黄培芳《粤岳草堂诗话》卷一，《黄培芳诗话三种》，第77页。

[41]黄培芳《粤岳草堂诗话》卷一，《黄培芳诗话三种》，第71页。

[42]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一，《清诗话三编》，第2683页。

[43]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一，《清诗话三编》，第2683页。

[44]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二，《清诗话三编》，第2707页。

[45]严羽《沧浪诗话·诗辩》，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册第686页。

[46]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一，《清诗话三编》，第2683-2684页。

[47]参看蒋寅《海内论诗有正宗 姬传身在最高峰——姚鼐诗学品格渊源刍论》（《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5期）一文。

[48]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一，《清诗话三编》，第2684页。

[49]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一，《清诗话三编》，第2687页。

[50]黄培芳《香石诗话》卷一，《清诗话三编》，第2688页。

[51]黄培芳《粤岳草堂诗话》卷二，《黄培芳诗话三种》，第107页。

[52]《黄培芳诗话三种》，第59页。

原文刊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编辑/排版：张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