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的人材，一代有一代的风气，一代有一代的学术，一代有一代的文章。以现时为座标回顾过往，文学史在人们眼中总是呈现为峰谷的起伏、文体的代兴。元代虞集曾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孔齐《至正直记》引）到清代焦循，又说：“楚骚、汉赋、魏晋六朝五言、唐律、宋词、元曲、明人八股，都是一代之所胜。”（《易余籥录》卷十五）这种代兴论的观点，虽往往有一个崇古的前提——文体去古愈远愈卑，但毕竟承认每个时代都有值得自豪的创造，因而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所乐于接受。令人沮丧的是，到清代，论者竟举不出什么可引为骄傲的文学创造！八股文倒是清代最盛，但那决不是让清人骄傲的东西，或许该说是他们无奈、怨愤甚至仇视的对象。那么，清代果真就没有值得骄傲的文学贡献了吗？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确是文学领域内足以让清人引以自豪的业绩。这么说不只基于《四库全书》在集部创立“诗文评”一类——“诗文评”作为传统图书分类学概念的确立，固然是一个醒目的象征，标志着这一类著述在清代的急剧增长，以致目录学家再不能不正视诗文评著作在文人写作中的位置。但“诗文评”本身仍是一个囿于传统价值观的保守概念，它所对应所涵盖的范围实际是诗文词评，仅为今天“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概念外延的一小部分，大量的戏曲小说评论著作并未包括进来——真正促使我将文学批评推崇为有清一代之胜的，是其著作量之巨大，方法之丰富多样，涉及面之广，达到成就之高。像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的戏曲小说批评，李渔、李调元、焦循的剧论，王士禛、叶燮、沈德潜、翁方纲的诗学，万树、凌廷堪、方成培的词律研究，最后是梁启超、王国维的文学理论，无不跻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顶峰，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到满清一朝已是日薄西山。在这古典艺术的夕阳时代，作家們不是没有创作伟大的作品，但总体上，我们已感受不到古代文学曾经勃发的生命力了。一种暮气伴着垂老的时代笼罩在文学的上空，凄清的残夜，惟有文学批评闪烁着冷静而睿智的光彩。 其实，整个人类文学史的经验又何尝不是如此？无论什么文学体裁，都有它的生命周期，由繁荣走向零落，由旺盛步入衰老；只有理论之树常青，伴着岁月的积累，日益健壮，日渐丰硕。这一点早已为前贤所洞见，明代批评家许学夷曾说：“古今诗赋文章，代日益降，而识见议论，则代日益精。诗赋文章代日益降，人自易晓；识见议论代日益精，则人未易知也。试观六朝人论诗，多浮泛迂远，精切肯綮者十得其一。而晚唐宋元则又穿凿浅稚矣。沧浪号为卓识，而其说浑沦，至元美始为详悉。逮乎元瑞，则发窾中窍，十得其七。继元瑞而起者，合古今而一贯之，当必有在也。盖风气日衰，故代日益降，研究日深，故代日益精，亦理势之自然耳。”（《诗源辩体》卷三十五）到举世讲求学问，精益求精，学术积累最丰厚的清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以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同样也取得了最丰裕的收获。 清代文学批评的成就，只从性质上描述，根本无法给人一个恰当的概念，因为它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写作和出版量之巨大。仅以诗学为例，经我十多年的调查，不算诗选和评点类的出版物，仅严格意义的诗话已知有一千四百七十余种，即将由中华书局印行的拙稿《清诗话考》，著录见存书九968种，亡佚待访书504种。此外笔记、目录题跋、选集、评点以及诗文集中的序跋、诗作、书信、碑传和诗学专题论文，再加史书、方志中的诗人传记，无不蕴藏着大量的诗学资料。推而广之，清代各体文学的理论、批评文献之丰富可以想见。一个王朝，在二百六十七年间产生如此丰富的文学理论、批评文献，难道还不足以举为一代之胜？ 清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和形式都极为丰富。就我已阅读的四百多种清诗话来看，内容有论古今、论本朝、论专家、论体式、论郡邑、论闺秀之分；形式上有自撰、汇辑、摘句、图谱、诗咏之别。其中不乏清人开创的领域，最引人瞩目的当然是闺秀诗话和图谱两类。朱彝尊《明诗综》所附《静志居诗话》、王昶《湖海诗传》所附《蒲褐山房诗话》、郑杰《国朝全闽诗录》所附《注韩居诗话》，都为后人辑出单行，堪称清诗话的创体。而地方志中的诗话，如吴翰章《双溪杂记》三卷“多记兴山异闻，末卷录近人诗而稍加叙论，则诗话类也”，乃是地域诗学发达的反映。传统的论诗诗到清代也有新的发展，卷帙更为繁富，讨论问题也更为专门。 清人笔记杂著中原有大量的诗文评内容，仅我所见，笔记以诗话为主要内容的，清初有汪琬《说铃》、伍涵芬《读书乐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清代中叶有边连宝《病余长语》、朱衣点《竹桃花馆琐语》、江浩然《丛残小语》、《溺笑闲谈》，晚清有王培荀《乡园忆旧录》、李佐贤《吾庐笔谈》、金武祥《粟香随笔》、程卓沄《识夷庵随笔》、邹弢《三借庐赘谈》等。至于论学、记事笔记中列有诗话专卷的，则有像方以智《通雅》中“诗说”、傅山《啬庐杂著》卷五“杜还余论”、王渔洋《池北偶谈》中“谈诗”、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中“撚须寄”、钱泳《履园丛话》中“谭诗”、梁章钜《退庵随笔》中“学诗”、孙兆溎《片玉山房笺录》中“诗话”、平步青《霞外攟屑》中“眠云舸酿说”等，赵、钱、梁、平四书的诗话也都为人辑出单行。这类著作极大地丰富了诗话的数量，其种类究竟有多少，还有待考查。 书目题跋是藏书风气最浓的清代特有的文学批评文献，与选本、总集附载的诗话、评语，构成清代批评文献中极富参考价值的部分。最著名的，《四库提要》自不必说，王渔洋的书跋中有很多诗文评论，向为论者引重，后来形成一个批评的传统。在上述专书之外，清代别集卷首所载序跋和文集所存诗序，数量也是惊人的，按现存清代别集四万种（据柯遇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来推算，至少在十万篇以上。 清代文集和尺牍集里保存的论诗书简，是比诗序更真实地反映作者诗歌观念的文献。金圣叹的诗歌理论主要见于尺牍，黄生的《诗麈》卷二是与人论诗书简的辑存，焦袁熹《答钓滩书》则是古代最全面地论述“清”这一重要概念的长篇论文，桑调元《答鲁君论诗经韵书》也是讨论《诗经》问题的专门研究。除了书信外，清人文集中还收有一些诗学专题论文，最著名的当然是翁方纲《神韵论》、《格调论》，王崧《乐山集》中的《诗说》三篇在当时也小有名气，至于干建邦《湖山堂集》中《江西诗派论》之类的论文，还有待我们去披阅发掘。这类专题论文是清代学术专门化的产物，也是清代文学批评独有的文献源。 学术界从来没有忽视清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成就，从民国初丁福保就着手搜集、整理清诗话的工作。1922年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的问世，标志着清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研究的正式发轫。此后从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到王镇远、邬国平《清代文学批评史》、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及众多的专题研究著作，都以不同的方式和篇幅对清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总体面貌和文论家、文论著作的具体问题作了多层次的论述，清代文学批评的大框架和基本走势已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业绩。 不过，从这些论著中我们也看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涉及的批评家和文献比较少，讨论的问题和取材都很接近，结论也大同小异，以致批评史在呈现得清晰和有序的同时，也显出一种苍白和单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文献掌握不足可能是一个较重要的原因。郭绍虞先生曾估计“清人诗话约有三四百种”（《清诗话续编·前言》），吴宏一先生《清代诗学初探》所附“清代诗话知见录”收书346种，恰好证实了郭先生的估量。学界对清诗话数量的知识长期停留在这一水平上，被阅读和引用的清诗话大概不到三百种，其他种类的大量文论、批评文献还沉睡在图书馆或私人收藏中，等待我们去发掘。 清代文论资料的进一步调查和发掘，是未来批评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也是学术进步的前提条件。这一点应该引起批评史研究者的重视，大家都来关心、发掘和整理有关文献，使罕见资料能尽快得到出版和传播。现存清诗话中，未曾刊刻的稿抄本已知有163种，罕见刊本约40种，不赶紧整理出版，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失传了，一百年来公私所藏文献的流失亡佚是有目共睹的。鉴于目前编辑、出版清代诗话丛刊的困难，我和张伯伟主编的《中国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每辑都刊载一些珍本诗话，以广流传，欢迎同行学者提供资料。 以我们全部的虔诚和热忱，付以不懈的努力，古代文论的宝库会向我们敞开，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丰富积累和多元价值，将日益清楚地呈现那曾经辉耀我们文学历史的伟大传统。原载《光明日报》2004年2月25日，收入《学术的年轮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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