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有两点：1:生产物是以商品的形态被生产出来的，2:而生产的目的和动机都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这种条件下，生产资料资本化了，劳动变成了可供出售的劳动力，而后也被资本化了，成为了工资劳动。而工资劳动却和剩余价值成为一对儿矛盾，工资越高，剩余价值越小，因此不但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被割裂开，就连工资和劳动也对立了起来。资本家成了资本的人格化，他为了不断增值自身，必然会把工资压低到一个不能再低的水平上，也就是仅能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上。这样一来，劳动者将没有剩余时间学习，无法进行生产力的自我迭代，生产力就被束缚住了。而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商品都会以最高价卖出，而不问真正的需求和使用价值。比如美国铁路得不到更新，比如世界粮食产量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然而还有那么多人在挨饿。而资本的货币化为积蓄创造了条件，积蓄起来的财富成为欲望的代币，成为权力。资本也因此成为划分阶级的依据，资本自身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地位的主宰，为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了等级，订立了秩序。但又由于阶级斗争的存在，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货币资本家和土地资本家之间的斗争，这种秩序无法长期存在。
列宁：农民来到这世上，不是为了养活这些地主、显贵和寄生虫。[捂脸]这话太适合给丫贴松赞林寺门口了
资本主义最大的问题是不解决生产和分配两大问题。资本增值可以刺激生产么？可以，但生产力的进步就不一定了，其实这个所有经典的西方经济学著作都在研究，这就是所谓的技术进步外生性问题。技术进步的外生性讲的就是资本论里讲的问题，资本主义制度无法促进生产力的进步。而分配的问题和生产力的进步（技术进步）其实是一体的问题。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是按资本为依据分配，随着资本的集中倾向（中国古代每一个王朝都致力于解决土地兼并），资本分配和大量人口之间会形成巨大的矛盾，货币资本和土地资本之间会形成巨大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无法解决这些矛盾。这在西方经济学里就是土地理论，工会理论和经济周期（危机）理论之间的矛盾，是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矛盾。
投入大量劳动力建设公共基础设施需要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和社会组织能力，而宗教正是这两种向心力的来源之一。因此在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初期，无一例外，政治都依靠宗教。这种状态我们结束的比较早，商王朝结束“人神杂居”的状态，说的就是这事儿，到了秦朝进一步建立了宗教管理局，把宗教变成了一个政府部门。而中国之外，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日韩，都没那么幸运了。政治依赖宗教提供向心力，时间久了，本就是强大经济组织的宗教，获得了社会权利乃至政治权利，反而形成了另一个权力中心。政权、教权互相离心，割裂社会。古埃及在大约4000年前就已经面临的这个问题。中王国时期教权过大，吸血社会经济，几乎吸干了埃及社会，而对政权的分权，束缚住了法老的手脚。因此中王国时期的金字塔到现在都塌了，都是豆腐渣工程。中王国末期法老阿肯那顿看到了这些问题，实行一神论教权改革。废除了古埃及的多深崇拜，独尊太阳神阿顿为唯一真神。他的真正目的是削减祭司集团的财富、人数和权力。但他死后，他的继承人不力，导致改革失败，历史倒车。弗洛伊德在大约80多年前写了一本书《摩西与一神论》，讲的就是这件事儿。弗洛伊德写古埃及中王国的一神论改革，当时旅居埃及的犹太人深度参与了这场政治试验（弗洛伊德误把太阳神阿顿搞成了太阳神拉，拉是古王国的太阳神），也因为这场实验的失败被赶出了埃及。弗洛伊德详细考证了这个历史事件，得出结论，有两个摩西，一个军人摩西，说话口吃，性情残暴。还有一个神棍摩西，就是这个摩西深度参与了中王国的一神论改革，并以此为蓝图创建了犹太教。弗洛伊德这本书写成之后，在西方被禁了半个世纪，第一次出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中国，这本书的首版应该是中文版。政权和教权的斗争，离心和对社会的割裂，从4000年前就困扰着西方世界，至今也没能彻底解决。而商汤在中国一劳永逸的结束了这一困扰。
生产的本质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而经济增长速度的本质是生产的效率和效果，效果的意思是是否生产的出来更高级的工业品，比如智能手机，AI算法。那么有了劳动力，有了生产资料（首先是资源），为什么有的国家还在遭受贫穷呢？是分配制度和经济制度（所有制）的问题么？经济学研究大概就在研究这两个问题，换言之，研究的是生产关系的问题。提高生产力，说白了就是让人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就是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而生产力的提高本身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学习，需要积累，需要创造。学习和积累是创造的条件，但此二者又恰好是人世间最难的、最难受的事儿之一。所以需要一个好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什么叫解放生产力？这个问题讲的是用合适的生产关系去激发人的生产潜能，首先是拥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有条件让知识在全社会流动，让更多的愿意付出和能够付出时间学习的人，学到更高级的知识。让尽可能多的人掌握更高超的劳动技能。这样就算同样多的劳动力和同样的生产资料结合，这些劳动力的质量也不一样了。比如用同一块土地种草莓，农业技术高超的，种出来的草莓产量大又好吃。上述问题其实已经涉及了分配问题。学习有两个条件，其一是得有时间，得吃饱了撑的，吃不饱没时间学习；其二，教育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教育成为商品，获得了价格，有多少比例的吃饱了的，撑到了的人能够购买得起。比如福利制度，免费吃大饼，全民吃得起大饼，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大多数人都吃饱了。但如果教育这种商品对于多数人而言太贵，那就是分配出了问题，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分配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得调整。以前读奥地利学派，总是讨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总是讨论所有制的问题，有点一叶障目。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为的是生产力的解放和提高，经济学就这一个目的，就这一个核心，就这一个落脚点。姓社和姓资的问题也远非所有制的问题，而是为谁生产的问题，谁从生产中得利的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用资本来衡量，谁资本多谁得利，而不问资本是怎么来的，抢来的，骗来的，不重要。这样资本成了唯一规则，抢和骗自然效率最高，所以他们需要穿上程序正义的外衣获得合法性。比如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奇怪的国际货币体系等等。这样资本愈发集中，生产的成果被越来越少的人占有。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会善心大发，带着穷棒子一起起飞么？会也不会。会在于他们会让穷棒子实现吃饱自由，这样穷棒子才有能力成为继续生产的零部件。他们会给穷棒子受教育的机会么？不会，穷棒子的生产力提高了，无论是技术还是社会学思想，他们的降维打击都会崩溃。所以为了持续掌握分配优势，社会上的财富和资本会集中，生产成果被少数人占有和享受。这样会造成两个恶果。首先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的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放，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难以前进。其次，受益生产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的反对人数越来越多，反对力量越来越强大，社会会动荡。也就是生产关系自发的会去解除束缚住生产力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有尽头。所以姓社还是姓资是个很大的问题。姓资可以取一时，但无法走太远。姓社的本质是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说白了就是就“实事求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实事求是的经济原则，无他。实事求是了，承认生产的结果要由尽量多的人去分享，分享到了生产的成果的人有了提高生产力的主观能动性，会忍受痛苦去学习，去发展。因此社会主义至少需要一个政府，在市场之外提供产品，这些需要政府提供的产品服务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不让他们市场化，其实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再分配。比如教育，不让它成为商品，而是让尽可能多的，有意愿的人可以学习，发展生产力。比如交通，让尽可能多的人使用，解放生产力。这便是实事求是的生产安排，这便是社会主义，这便是经济学真正应该前进的方向。埃及有了人，有了大饼，但确实还需要“实事求是”下去，需要继续去调整生产关系。
在努比亚沙漠里转悠的时候感觉到，开局太难的时候人确实是需要一些信仰的，需要相信人能胜天。否则试想一下，你出生在一个小小的沙漠绿洲。细的像是面粉一样的沙子日复一日吞噬你的家园。那些沙子并不是文章里赞美的黄沙，而是没有颜色的灰土，没有颜色，没有感情，没有生气，无声无息，一点一点的覆盖你的希望。你们村的祖祖辈辈都没有走出过那片沙漠，你们祖祖辈辈看看天吃饭，耕种着少的可怜的土地，打猎都少有猎物。有一天突然有人来和你说，你们和他们都要修建一条公路，一条水渠。但吞噬一切的沙漠会让你们成功么？你要听信这个陌生人的鬼话么？这时候你需要真主，需要一个信仰告诉你，你能行。你需要一个组织，加入这个组织，有序的工作，目的为导向的行动，最终成功。但无论如何，就像是毛爷爷说的，除了精神鸦片之外确实还有别的路途。宗教的危险之处在于让你过度信仰，信仰天降幸运，信仰不事生产也能有更好的未来。这和抽烟喝酒一样，给你一时的解脱，长久而言是消耗了你，却没有带来任何的实际价值。能戒除精神鸦片，还能保持信仰，真是太伟大了。
《列宁选集》摘录：
1、所有自由主义革命都是资本主义革命。
2、资本主义的内生问题：第一部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可变资本转化为第二部门（生活资料生产部门）的不变资本。然而不变资本增值速度大于可变资本，第一部门增值速度大于第二部门。也就是说在第二部门内部，要求工人用工资购买自己生产的工业品，工资支付是不足够的。也就是说，如果不向外掠夺，工人买不起自己生产的工业品，这些工业品就会滞销，造成经济危机。而从总体上看，第二部门买不起第一部门生产的生产资料。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一定是外向型的。这个外向进程一旦停止，资本主义将要发生经济危机。
3、我觉得根据第二条可以有个推论：看一个经济的内部是否有问题，看他生产是否增加了，看他增加的生产是否被在合适的价格上消费掉了。如果生产减少了，这个经济一定在衰退，无论什么原因。如果生产增加了，在合适的价格下，他没有被消费完，必须向外倾销，或者滞销，说明这个经济体系内部的分配体系出现了问题，多数付出了劳动的人没有分到合理的剩余价值。
阿肯那顿的宗教改革把具体形象的神（人性的太阳神阿蒙和附着于别的神身上的太阳神拉）改成了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所不在的太阳神阿顿。太阳神阿顿对比太阳神拉而言代表着阳光，而不是太阳本身，阳光是可以利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掌控的。突然理解了共产主义信仰所信阳的其实是一种生产关系或者分配制度，而不是别的。不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也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而是一个可以去尝试的制度。同样看不见摸不着，同样无所不在，但却可以实践。
和《资本论》主要讲经济不一样，《列宁选集》第一册看到目前，讲的都是革命，讲的怎样从马克思的理论出发，实践阶级革命。在和平年间，革命距离我们已经太遥远了，所以《列宁选集》有点难读，但其中也确实仍有一些极具启发的段落。比如列宁谈道：资本主义善于用民族问题掩盖阶级矛盾，或者用阶级矛盾挑起民族矛盾。比如有牛的叫做胡图族，没牛的叫做图西族，这样一来，这对儿民族矛盾的本质其实是谁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矛盾。再比如利用穆斯林统治印度教，利用锡克教镇压民族起义。这样一来，把阶级矛盾装入宗教的瓶子里，就用必然的阶级矛盾挑起了偶然的宗教矛盾。只要阶级矛盾还存在，这些民族、宗教矛盾就不可能消失。列宁说民族是资本主义编织的障眼法，比如利用信伊斯兰教的缅甸人统治广大的信佛教的缅甸人，老办法，用必然的阶级矛盾挑起偶然的宗教矛盾，为了进一步撕裂缅甸社会，信伊斯兰教的缅甸人成了罗兴亚人，成了一个民族。当代犹太人也存在这个问题，以往我们理解的犹太人是一个民族，一种宗教，但今天的犹太人我相信必然是一个阶级。根据一滴血原则，只要你有钱，只要你遵循他们那个阶级里面的游戏规则，寻根问底，从你的组上找出来一个信过哪怕一天犹太教的女人来，是不难的。而当今的犹太人也是通过阶级联合的手法在不断的在资本主义的规则下，扩大着自己的力量。
列宁谈党组织谈的很具体，其中一部分很有意思，大概讲的是辩经是一种危险的舆论陷阱。任何小分歧只要一直辩论下去，就会变得冗长和复杂，最终变成大分歧。变得冗长的小分歧会旁生枝节，生出来很多很多别的分歧。比如耶稣是人还是神，是一个很大的分歧么？讨论下去变得无比复杂，甚至派生出来哲学流派，教会分裂，相互战争。耶稣是不是神又派生出圣母玛利亚是不是神的问题，同样一直讨论下去，派生出不同的哲学和不同的教派，教派又分裂。所以列宁说在党组织里如何处理分歧是一门很难的技术。列宁又说到在什么情况下“辩论自由”才成立，就是大家在差不多的阅历、知识基础上，以坦诚相待的态度，进行逻辑严谨的辩论，这时候辩论自由才存在。比如《资本论》已经花了几千页探讨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以及它延续发展的种种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它的尽头都是自毁。你要辩驳它的结论，就要有相似的知识背景和阅历背景，就要坦诚的用严谨的逻辑去辩驳它，而不能为了辩驳而辩驳。而当你辩驳不了一个理论的时候，它就是更先进的理论，你的“辩论自由”体现在心悦诚服的接受它。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其实就应了阶级统一战线的理论[旺柴]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阶级。这个阶级是愿意参加劳动，愿意建设地球家园，愿意让全人类迈向更美好生活的那一群人，他们因此不断调整着内部生产关系，代表了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在资本主义的规则下，利润率一旦低于利率和地租率，生产就变得无利可图，无论是否还有人饿着肚子，住不上房子，用不上铁路。记得有人批判埃及的大饼政策，养活了“过多”的人口，超过了埃及的国家承载力，让国家变得贫穷了。难道埃及贫穷的原因不是他们的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么，一个小学教科书上的历史农耕大国，搞到现在粮食要靠进口，维持1元大饼要靠补贴。埃及不需要人口么？他们有那么多的沙漠，也有那么长的一条尼罗河，他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去改变这一切。诚然从人口变成劳动力，有一段路要走，但总得吃饱了，不饿死，才有力气继续前行。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和所有权无关，而是关乎于分配原则。资本主义规则的内核是资本的自我增值，也就是按资分配。而社会主义的内核是要打破资本的自我增值，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在一定阶段内，资本的自我增值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而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分配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此时，资本主义从内部开始崩溃，生产关系发生巨大变革，也就是革命。此时分配原则被改写了，从按资分配改成了按需分配。比如说高速，便捷的出行方式，也可以廉价的让大多数人享受，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地铁，等等，就是按需分配的重要外延。
埃及着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道儿，出卖了国家的货币主权和国有资产，换来了几十亿美元饮鸩止渴。向IMF贷款的附加条件是施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西方语境下的“新自由主义”似乎晦涩难懂，但翻译一下就好懂了：“新自由主义”翻译过来就是“新资本主义”。为什么加个“新”字？货币资本在与土地资本的激烈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才有了资本主义。看看《列宁选集》，也就明白了一个道理，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的沙俄革命，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帮助货币资本，也就是资产阶级，打败了代表土地资本的沙皇政权。货币资本打倒了土地资本才有了资本主义。但“新自由主义”或“新资本主义”是货币资本再度找到了和土地资本联合起来的办法形成的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土地资本货币化，货币化的土地资本控制军事，负责软、硬兼施的侵略和掠夺，为资本主义提供用货币殖民他国的政治条件，于是有了“新资本主义”，这便是“新自由主义”的真面目。埃及出卖了货币主权，给外国货币资本“自由”屠杀本国货币化的资产提供了经济条件，国有资产私有化，最终被膨胀的外国货币资本收割了去。这时候，货币化了的土地资本控制的军事力量提供后援保障，以保证这些新收割到手的“前”埃及国有资产不会被没收了回去。看透这“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后，再看看列宁讲的，立刻就通达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取得完全胜利，而取得完全胜利的唯一手段就是武装斗争。土地资本和货币资本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属性，自古土地资本就是和军事力量共生的。沙俄末期的资本主义革命为什么必须依赖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就是他们必须依赖于能够和土地资本军事力量相抗衡的力量。因此打倒土地资本的军事力量必须依靠具有更先进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的无产阶级力量。今天的埃及亦是如此，如果没有武装斗争，就无法击败新资本主义殖民赖以成立的军工复合体，便无法拿回属于自己的主权和国有资产。当时苏联社会实验失败的一部分原因也和这个有关系，资本主义利用无产阶级武装力量击败了土地资本之后，无产阶级立刻取代了资本主义，而此时生产力水平尚且低下，所必须依赖资本主义去发展的全球一体化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条件，没能达成。一切都显得太仓促了。
无产阶级革命或者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主体必须是工人队伍。因为根据资本论，生产的本质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也就是工人是生产的，主观能动的条件。武装革命需要的武器、弹药，只要有了生产资料，工人就可以自己生产。而提高粮食生产力的基础建设，一旦条件具备，工人也可以自己建设起来。所以革命的先决条件便是强大的工人队伍了！
列宁讲党性这里实在是精彩：他说的党性就是团结在一个符合历史条件的，辩证的立场周围。党性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能在这个立场上达成一致，团结一致就是有党性。2023年10月30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讲的就是这事儿。而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列宁所说的符合历史条件的，辩证的立场。资本主义天然是反党性或者非党性的，因为资本主义建立在资本为王的分配原则至上，这种分配原则以资本所有权为单位把社会打散成无数个个体，这些个体的利益互相冲突，天生的不团结，天生的没有立场。就算是为了更大的利益，某些个体团结成社，也不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违背了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方向，也就脱离了历史现实，脱离了实际。现在美国党争，团结是够团结，但双方都没了立场。不要说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就是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实体的利益都代表不了了。
推翻沙俄的游击战失控，引起了诸多批评，《静静的顿河》大概讲的就是这段历史时期的故事。列宁讲了一个道理，我想同样适用于别的事情，比如文革。列宁讲游击战的失控，说明的不是游击战本身有问题，而是党的组织太弱了，党太弱了，党性太弱了。这时候需要的不是放弃游击战，而是加强党性，加强党的组织，发展和壮大党。武装斗争需要游击战，相当于是切菜需要用菜刀。游击战失去控制，相当于用菜刀切菜切到了手。但这时你不能说切菜不需要菜刀，直接用手掰。你需要改善的是刀法，是切菜的技术。在这里，不能着了诡辩的道儿。
用菜刀切菜切到了手，问题出在哪儿呢？不该切菜？不该用菜刀切菜？菜刀该死？难道不是切菜的刀法有问题么？近代工业革命和整个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石是为人很不咋滴的牛顿，八国联军用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烧杀抢掠，该死的是牛顿么？这一切的错误是在于牛顿颇为讨厌的为人么？牛顿的理论是错的么？烧杀抢掠的不是具体的人么？既然牛顿的理论都能烧杀抢掠了，都能害的我们家破人亡了，那它不才是最值得仔细研究和学习的么[皱眉]最后的最后，一本书100页，前99页没啥意思，最后一页给人启发，它是一本好书，还是一本垃圾？怎么评价一本书好不好？谁说了算？
一个事件两种叙事：“美尼斯王统一了上下埃及。”“上下埃及在美尼斯王的带领下，统一成了一个整体。”一件事儿，两种讲法，侧重点和表现出来的叙事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英雄逻辑，非此即彼的逻辑，对抗的逻辑。后者是唯物史观，是人民的观点，是非对抗的逻辑，带有某些“天下”的概念。
列宁选集第二次主要内容是他对18-19世纪西方哲学的梳理，如果十年前看到我会很感兴趣。不过他的有些观点还是很有意思：西方哲学家用力讨论认识论，其实是想硬让先进的逻辑学适应老旧的神学，本质上是一种削足适履的行为。而在哲学上，神学和逻辑学是两极，互不相容。逻辑学代表生产力的发展，老神棍们无法阻止这个潮流，他们就想把赖以谋生的神学装入逻辑学的框架，从而产生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种种讨论。就生产关系而言，这个现象是旧生产关系试图维系自身的反动。看了列宁的梳理，我搞清楚了十年前的自己的定位[捂脸]十年前我以为我是不可知论者，但其实是个唯物主义者。我强调的其实是认识的阶段性罢了。
2023年10月底的金融工作会议讲党管金融，其实讲的是立场问题，和计划、市场没有一点关系。什么是立场，就是在一个场合或者一个场所里，你站在哪儿讲话。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一个东西，会看到不同的侧面，而就算我们转了一圈，看到了事物的全貌，在用语言描述他的时候还是会有偏向。这个偏向就是立场，代表我们在这个场合里站的位置。三元悖论：自由汇率市场，汇率稳定和货币主权只能选其二，不可兼得。这个理论算是金融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也是一个国家金融政策、货币政策的最大难点之一。但其实这个悖论是个立场问题。汇率稳定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确实是个问题，汇率不稳，买卖双方难以确定商品价格，买卖没法做。货币主权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也确实是个问题，你必须自己决定什么时候执行怎样的货币政策，最大化国家的利益。而自由汇率市场是个问题么？如果国家利益非要和资本利益绑定，那么它确实是个问题，如果货币不能自由兑换，资本会失去很多套利，也就是金融诈骗的机会。就算面对一个有管控的黑市市场，资本也要花时间去钻空子，也许错过了时机。但如果国家利益不一定非要和资本绑定，这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了。资本的本性或者人性，是让资本增值，无论他是货币资本还是土地资本。金融讲货币资本。但货币资本背后必须有资产，而资产是生产领域的事情，如果货币一味增值，生产没跟上，国家空心化，通货膨胀无法控制。所以很多时候不能让资本随意增值。好了，如果立场不非得站在资本一方，三元悖论解决了，三选其二，刨除自由汇率市场，正合适。而资本自我增值得属性和人性是如此强大，因此在这个场景中改变立场非常难。反人性。所以党管金融，抑制金融自我增值得疯狂，抑制人性的疯狂，很有必要。比如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不如大多人的意。这个不如意主要表现在股票和楼市上。整个舆论全是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但你站在不同角度看到的是不同的侧面，比如我站在生产的角度看问题就比较乐观。2023年的全国用电量喜人，说明就生产了很多东西，生产不但没问题我，还很乐观。而股票、币值汇率、房产这些以货币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资本，在表达上等同于货币资本。货币资本背后需要实物资产支撑，现在生产没问题，货币资本价格低，说明它被低估了，而不是生产环节有问题。当然你也可以鸡蛋里挑骨头，政府腐败，贪官一群一群的被双规。舆论战场失利。经济、政治被渗透的厉害。这些对不对，都对，都是2023年经济的一个侧面。所以这时候立场就很重要。作为金融从业者和媒体喉舌，你要站在哪个立场上去讲话。是站在私人和资本的立场上放大焦虑，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以党管金融，提的太好了。
“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的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的、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实现的”这段话厉害炸了，尤其是在让我想到冯诺依曼的那篇关于自动机的自我复制的论文的时候。世间一切规律都是人脑构建出来的，数学定理和物理定律都存在于人脑里，但这并不是唯心主义的证据，因为人脑本身也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物质的。之所以人脑能够构建出这些理论，也正是因为人脑和物质世界都是客观的。而物质世界的必然性是自发的，是在无尽的偶然性之上浮现出来的。而人脑本身也便是如此辩证统一着。而人脑区别于其他物质最根本的属性在于自觉性，也就是主观能动性。的这个所谓的主观能动性也便是淹没在必然性中的一个偶然。所以冯诺依曼会对这个题目这么感兴趣，自动机的自我复制，最基本的主观能动性。
😱列宁选集第二卷真是厉害炸了，几句话点破了休漠的问题（虽然是恩格斯讲的，但他梳理出来了就很厉害）。休漠认为我们感知到的只是一个经验跟随着另一个经验，经验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的必然性和因果性。休漠的问题在于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确实，从淹没在必然中的偶然里，看不到全局性的必然。那是因为任何个体都只能从一个微小的，单一的立场出发看待和描述。任何一个个体，无法跳脱，就只能沉迷在偶然性的迷雾中。必然性和因果呈现在一个更高的台面上。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有在它没有被理解时才是盲目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的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做出决定的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列宁引述的一段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评述。此生如果真的错过了《列宁选集》，那将是一件多么悲惨的事儿。
康德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聪明的康德不否认物的存在，但是摆脱不了旧有的生产关系，需要维系旧有的生产关系。因此跳脱不了二元认识论的偏见。聪明的康德，把自己的才智用来在缜密的哲学体系中给神强行留出一席之地。这个现象的本质是旧有生产关系的反动。
聪明的康德努力维系的旧有的生产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呢？是一种否定主观能动性，否定实践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麻痹，一个阶级对另一个盲目的，无法实践的阶级的绝对统治。否定人心灵的物质属性，把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认知世界和物质世界剥离开最大的好处，在于否认人对于物质世界的影响力。宿命论、神学通过把人和自然对立开否定人的能力，贬低了人。如果承认人是物质的，那么人影响物质世界，无非是等同于物与物之间的互相作用那样稀松平常的事情。它们有通过把精神和物质对立，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切都是命运或神的安排，人的意志不过是先验的，注定的，人的思维和人的生命无意义，动不如不动，否定实践。如果承认了精神的物质渊源，宿命论或者先验认识论也就变成了一些废话。既然精神的也是物质的，那精神的能动性便也是被淹没在必然里的偶然。无数的主观的，能动的精神，不断的实践，推动物质的必然。这才是可歌可泣的人类精神，这才是那首关于勇气的赞歌。
列宁梳理18-19世纪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方面的论战，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论战是伴随着物理和数学快速发展的一个历史进程。是旧有生产关系对伴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而改变着的新的生产关系的反动。在这个过程中，粗浅的实验物理学，受到物理数学的挑战，从而引起唯心主义的再反动。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它牵扯到一个常见的哲学问题，数学到底是不是客观的。首先，的确，数学是只存在与人脑中的纯意识的产物，自然的物质世界里没有数学。因此这个问题的全部焦点都落在了人是否全然是客观的这个问题上。如果人是客观的，物质的，那么自然数学就是客观的，物质的。一旦承认了人是客观的、物质的，也就是承认了人和人在本质上没有区别。而这个平等的观念，恰恰是旧的生产关系所无法容忍的。所以，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浪潮中，才会出现这样一种反动。想必，这就是舆论战在那个时代的体现方式吧。
一个国家的自由越少，公开的阶级斗争越弱。群众的文化程度越低，政治上的乌托邦越容易形成，而且生命力也就更为顽固。
民族主义恰恰是反民族平等的。民族主义用民族、语言和固步自封的生活方式筑起高墙，把人民囚禁起来，反对一体化大生产，阻碍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力进步了，人民富裕了，受教育的机会也就增加了，进而生产关系也自然会调整。生产关系调整了，资本家剥削起来自然也就困难了。打着民族主义旗号，行反民族平等之事的，不是民族领袖，民族代表，或者民族文化的爱好者，而是固步自封的资本家。
把列宁的斗争理论延伸一下更有意思：什么样的组织需要用消除经济基础的方式消解，而什么组织可以且必须用物理手段消解？在权力上自我增强，而在人数上自限的组织，可以用且必须用物理手段消解，比如昔日的土地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今天的犹太资本集团和昂撒军工复合体。他们一方面在社会权利方面通过资本集中的手段（如今军工复合体就是货币化了的土地资本家）不断自我加强，因此不可能通过改革让他们把权利分出来。另一方面资本集中自限住了这两个集团内部的人数的增长。前者决定了必须用物理手段，后者决定了物理手段的可行性。而比如宗教，形成宗教的基础是经济性的，是生产力的低下，是人民生活水平的落后，是教育的不足。然而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出了问题，分配出了问题，生产力和教育水平是会逐渐倒退的，这样一来，反而宗教的经济基础更加雄厚了。因此如果用物理手段，不过是加剧了国家的割裂，并不能消解这样的组织。此时，就需要，也只能用经济手段不断提升国民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让更多的人受益，也才能有足够的闲暇，接受更高等的教育。
一战后列宁预言了一种新的剥削机制将在二战之后茁壮成长，这种剥削机制由考斯基提出：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全世界，代替各国金融资本之间的斗争。考斯基预言一战将把这种剥削机制扼杀在摇篮里，而列宁预言了二战，以及这种剥削机制随着二战茁壮成长，一发不可收拾。
列宁讲工人阶级要取得民族性，要超越国家。那个时代讲的工人阶级毋宁说是一种职业，不如说是“致力于生产和创造的一群人，他们相信劳动创造一切”，他们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那么列宁的观点可以翻译成人民要超越国家，而列宁说的民族性是一种自组织，其实是哈贝马斯讨论的“后民族结构”。后民族结构恰恰是针对“民族国家”在讲话，所以人民取得民族性和人民超越国家，超越国籍，讲的是一回事儿。讲的都是生产关系的再调整：把资本规则，把国家之间的对抗，把语言、习惯、宗教带来的隔阂转化为一种关于生产和种群进步（生产）的志向。带有相同志向的人群，也就是人民，带有主观能动的自组织属性。这个自发的组织，就是哈贝马斯讲的“后民族结构”，就是今天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资本论》里的观点，资本积累是一切工业化大生产的前提条件，没有资本积累就没有工业化大生产，资本积累本身不是问题。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以资本占比为唯一分配原则（资本主义时代的土地资本早已货币化，土地资本家不是被消灭了，而是在形态上和货币资本家变的无法区分了），然而却不问资本的来源。这样一来，靠抢夺、压榨和剥削得到资本比通过生产和积累得到资本容易得多。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当时从技术上很难追踪资本，也就无法确认资本的来源，而现在推行的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手段，可以追溯资本的来源。
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剩余资本就永远不可能用来改善民生，而是会输出到落后国家，以期增加利润率。而对于这些被输入资本的落后国家而言，资本期望的是低廉的工资、地租，为了获得利润，资本方会力求稳定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分配方式和掠夺方式下，被资本输入的国家要完成自己的基础建设和民生工程，也是需要一点奇迹的。
太阳像一枚硬币，滚入了葛朗台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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