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从斯巴达到雅典

《从斯巴达到雅典，从民主到社会主义》

某种意义上，民主是20世纪的新思想、新的意识形态，在19世纪还不是如此呢，当时知识分子的主要目标还在贫富悬殊的阶级以及君主与共和方面。民主制是西方自轴心时代以来的一种政治传统，始终贯穿在欧洲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但民主始终没有成为绝对的一种信仰崇拜，它只是一种手段。近现代的民主崇拜很可能与启蒙运动的反专制、反皇权、反基督教有关，但是民主作为一种口号却没有在当时明确提出来。启蒙运动的口号是：自由、平等与博爱，另外还有理性与科学，没有民主，但确实当时有人研究过三权分立以及平等观下对于底层无产阶级或大众公民的权益，比如孟德斯鸠与卢梭等人。民主开始受到关注很可能是20世纪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涌现而凸现或反衬出来的。到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救国论了。

“民主”最终被塑成金身，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旗帜，进而成为与社会主义国家对垒的现实，实在吊诡。其中主要的一个误解或误导发生在对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文明水平的认识——我们在《发现文明》的文本里有一个章节专门讨论为何社会主义国家与民主国家各有自己的地缘：民主国家多是殖民发达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相对落后国家。这很容易导致一个结论：社会主义制度导致文明落后。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20世纪之前，所谓议会民主国家都已经是先进国家，很多落后国家不过是为了尽快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才不得不采取了“先进”的制度革命，由此“社会主义”才背上了恶名。这是把制度与文明混淆的结果，或者说，同时证明了制度不可能短时间内改变文明状况。忽视文明水平的适配性、过分强调社会制度决定论的恶果，我们在20世纪已经得到验证。发展到今天，许多欧洲发达国家，尤其是高福利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过是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已；但当初以暴力革命强行得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过是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已。所以，问题就清楚了，但也更非常复杂了。

回到古希腊时代看看，我们还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民主制在当时并没有获得当时先哲们的赞扬，雅典人还杀死了讨厌民主的苏格拉底。更重要的是，斯巴达被误解了。当时与雅典并驾齐驱的是斯巴达人，他们实行的是一种寡头政治，不过他们的政治制度也有民主含量，他们尽管有皇帝，可是也有元老院，还有民主大会，是一种三合一体制，这与现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格局是完全一样的：首脑+两院。反而是雅典的民主架构很少见，伊朗的直选可能比较接近雅典民主。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雅典富裕，斯巴达贫穷；这在古希腊可以说已经得到验证：自古人类选择制度适配，富裕国家才可以支撑高程度的民主，贫穷国家需要有一定专制。日后的罗马帝国以及其他的西方国家，其实一直学习的是斯巴达模式，而非雅典模式，他们认为雅典民主容易形成暴政。但20世纪的人们却想当然地认为：越民主越先进，从而歌颂雅典、贬抑斯巴达，致使误解越来越深，最终导向制度极端论。制度已经脱离现实管理手段的初衷，进入信仰崇拜体系。

欧洲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尤其是发现新大陆与工业革命，使欧洲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富裕导致欧洲的社会宽松，从而民主成为可能，进而越来越多的欧洲斯巴达类型社会逐渐在20世纪转化为雅典类型。还由于古雅典比较富裕，所以文化艺术也比较发达，当人们赞颂民主时往往会以雅典为荣，从来避讳欧洲人实际上更多继承的是斯巴达政治，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误解：挂羊头卖狗肉。这种误解一直持续到20世纪，当人们言必希腊时肯定不去研究斯巴达政治。

 

斯巴达制度的另外一面是铁血共产，所有人都必须集体生活，共享一切，家庭与私人空间被几乎全部剥夺，个人自由也受到严重排斥，这是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兴起时为何剧烈排斥斯巴达的原因之一。按说斯巴达与雅典都保留了奴隶制，都不是绝对的自由崇尚者，起码不是平等主义者。但因为现代民主发达国家都是资产阶级掌权，以英美为例，所以他们天然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理论上的雅典民主。某种意义上，西方民主发达国家抵制“无产阶级”，也就是抵制雅典民主，倒也算是一以贯之。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寻找到了其他接口，比如反对暴力革命，其实他们更反对的可能是共产与集体主义，在不同时期他们反对的内容都会不断变化。因为随着西方与其他地区的对峙，对立会被固化下来，但或许背后是种族主义也未必。

作为一种适配的制度，类似斯巴达社会的共产主义在犹太社团中自古在西亚也存在，他们之间是否是一种传播继承关系现在很难判断。但我们知道的是，这种共产制度一直随着基督教从犹太教中的分离与发展而进入基督教社团。16世纪英国大主教托马斯摩尔出版的《乌托邦》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源头之一，之后在欧洲天主教的一些团体内还出现了“掘地派”等原始共产主义组织，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直接与这些思潮榫接，所以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源头就是斯巴达再现，不过富裕国家都去做“雅典”了，只有贫穷国家才执行了“斯巴达政策”。在20世纪的以色列这种组织名为基布兹，在美国应该也有类似宗教小团体。最终，这一斯巴达思维被一些东方落后国家所适配采取，并且这些贫穷落后国家被那些先富起来的殖民与工业化国家鄙视和抵制，正如轴心时代的雅典鄙视斯巴达一样。但是一些议会国家，在陷入危机时都曾经偏向斯巴达社会主义，比如德国、日本与美国，一旦度过危机，这些国家就放弃斯巴达意蕴。从某种意义上，整个东欧变色，从社会主义转变为非社会主义，也是工业化完成的文明进步结果。

有趣的是，现代国家的极富裕小国，如西北欧几个国家，在走过了一段时间的雅典民主之后，逐渐吸收了斯巴达的社会主义意蕴：通过税收来均贫富，以高福利分配给公民，曲径通幽地实现了部分古老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他们由于环境友善，所以也没有吸收斯巴达的“铁血”成分。所以，我们可以说，或许斯巴达与雅典民主是一个三部曲？低级斯巴达非常铁血，雅典则注重大众民意，高级斯巴达还是“共产主义”，全部的波动主要看适配。

无论是作为一种大同理想，还是扶助贫弱的善意，共产或高福利制度的道义价值都不可能低于民主制度。说到底，民主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自由与平等的价值都高于民主——一种多数决——的价值。总的来说，人们从20世纪开始可能误解了民主，民主不过“是一种不算最坏的制度”，最终搞成僵化的信仰与崇拜，是过了头的一种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