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华人的地方都会过端午节，都会在这一天赛龙舟、吃粽子，它是中国传统的三大佳节之一，是唯一用于纪念一位伟人的节日，这个伟人就是2300多年前的屈原。“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千年不变的情感，亿万民众的参与，表现的是对民族之魂——屈原的景仰和热爱。 公元前340年，屈原诞生在归乡乐平（今湖北省秭归县乐平里）。屈原生活于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动荡而辉煌，残酷而伟大的时代。历史就是如此的诡异，把那么对立的两个极端拉扯到一起。弱肉强食，强存弱亡，是那个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生存法则。百家争鸣，争芳斗艳，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经400年的厮拼争夺，战国初期的20多个国家，角逐出秦、楚、齐、韩、赵、魏、燕七雄。七雄之中，秦和楚的最后角逐，才能决定出谁输谁赢，谁是最后的霸主。“戴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珞，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屈原《涉江》）如此贵族伟男儿，按时下的话，屈原就是一个高富帅。楚怀王赏识他，让他担任文学侍臣，这碗饭不是一般人都能吃得了的，非有渊博的知识才可以碰。文学侍臣随侍在君王身旁，为君王解难释疑，是君王最贴近的臣子。战国时期，各国的外事交往中，主客双方在阐发自己的意见时，不是说大白话，而是赋诗讽谏，即以《诗经》中某首或某几首，令乐工演唱，借以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这种类似猜谜的表达方式也颇难为人。如果你不熟悉《诗经》，如果你思维不敏捷，如果你表述不精确，那么你一定会闹出笑话。屈原以博闻强识的才华，高睨大谈的气概，在庙堂之上对答如流，器宇轩昂。春风得意，人中骐骥。屈原没有因此而美滋滋的晕头转向，而是有着更大的历史担当和抱负。“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屈原《橘颂》）他颂橘爱橘，以橘为师，深植于楚国的土地，受命君王，坚定不移，一心一意为楚国效力。公元前319年，年仅21岁的屈原，被楚怀王晋升为左徒。左徒是仅次于令尹的高官，既管内政又管外交，是楚国的重臣。屈原的理想就是《离骚》中的“美政”，它的核心是以民为本，“励耕战”“明赏罚”“举贤才”“反蔽壅”“禁朋党”；又主张法先王，崇先贤，行德政，讲人道。合纵连横是战国时期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古人以南北为纵，东西为横。合纵就是以魏、赵、韩为中心，北联燕，南联楚，合众弱攻一强。连横就是东连齐或西连秦，事一强以攻众弱。屈原后的苏秦说过，“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可见合纵或连横决定了楚秦两国的国运，后来的事实真的应验了这一预言。屈原衔楚怀王之命使齐，说服齐国与楚国联合起来，共同抗秦。齐楚两国一向交恶，几年前还发生了军事冲突。秦楚两国曾经长期联姻，平安相处。正因为如此，楚国上层对联齐抗秦持异议者众多，激烈反对与齐结盟。屈原耐心分析天下大势，他说历史已经变化了，实力格局已经发生了逆转。秦国向楚国示好，可亡楚之心不死。这时的魏、齐两国日渐衰弱，不足以给楚国构成威胁。一统江山，天下霸主，非秦即楚，非楚即秦，这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楚怀王被说服了，全权委派屈原出使齐国，完成“联齐抗秦”的使命。在齐国的大殿上，屈原的陈述娓娓道来，不回避楚齐两国不愉快的过去，剖析秦国“善魏攻齐”的外交政策，指出以齐国的一国之力，断难阻挡秦国的虎狼之师。如果齐、楚结盟就可以组成一道共同的防线，扼制住秦国的扩张与侵略。楚国愿意忘记过去，着眼当下，展望未来，修善与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也愿与各小国联合，抵御强秦的兼并和扩张。齐宣王被这个年轻的政治家的条分缕析的言说打动了，利害得失，顿开茅塞，决定与楚结盟。公元前318年，楚、齐、魏、赵、韩、燕六国在楚国开会，公推楚怀王为“纵约长”。随后，六国发兵攻秦，虽然终被秦国打败，可秦国着实领教了“合纵”的威力，不敢轻易东侵，转而向西拓展。楚国因施行正确的内政外交政策而正在崛起，年轻的屈原也正如一只雄鹰，在楚国的大地展翅翱翔。“心纯庞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屈原《惜往》）就在此时屈原遭到奸人的算计。这个人就是与屈原官位相当的上官大夫靳尚，屈原为左徒，靳尚为右徒。古人以左为尊，靳尚稍微逊色，这让靳尚心有不平。更让他妒火中烧的是，怀王将修订法令的事都交予屈原，可见对屈原的倚重，这让他受不了。一天，本不是深交的靳尚主动去屈原府上造访，并寻机偷阅书桌上的一卷文书，这正是怀王委派屈原所起草的宪令。这样高端机密的国事，在怀王没有正式公布前，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屈原见状，立即上前，从靳尚手中拿下此卷文书，这也让靳尚很不爽。靳尚走了，一起阴谋已酝酿于胸。他向怀王上奏说：“大王您把制定宪令这样的大事交给了屈原，这是国家的机密，可现在没有人不知道的呀？”怀王脸色陡变，见怀王半信半疑，靳尚又上了第二贴烂药，他对怀王说：“每项法令公布后，都能听到屈原这样夸耀：'除了我，谁能做得到！’”怀王气的勃然变色，这不是要犯上作乱吗？怀王开始疏远屈原，一次次的上呈奏章，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秦惠王打听到楚国的现状后，立即派张仪出使楚国。张仪来到楚国后，便以金钱礼品铺路，先贿赂怀王的宠姬郑袖，再买通了靳尚等楚怀王的近臣，然后才去见楚怀王，鼓如簧之舌，并以六百里之地商於为诱饵，唆使怀王与齐国绝交。当怀王派人去接收六百里商於时，张仪又翻脸不认账，说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六百里，只是说六里，是怀王听错了。楚怀王上当受骗，发誓要报仇。公元前312年春，怀王发兵秦国，要讨回六百里土地，结果是大败而归，六百里地没有讨回，反又被掠去六百里土地。怀王不甘心，又与秦军大战于陕西蓝田。韩、魏两国见楚国后方空虚，在秦国的默契下，发兵突然袭击。楚怀王这时才清醒过来，悔不该听信谗言而疏远了屈原，不该违背屈原一向坚持的联齐抗秦的政策，使楚国陷于孤立无援的地步。国事蜩螗之际，怀王指望不上靳尚之流，只好下诏，请屈原重新出山使齐，再结楚齐之盟。与上次使齐相比，这一次困难多了，楚怀王背信弃义，齐宣王怎能释怀呢？不过，齐宣王对屈原仍是以礼相待。秦楚大战，韩、魏趁火打劫。齐国没有乘人之危，火中取栗，这说明齐国君臣头脑清醒。屈原看到了这一点，以为两国仍有转圜的余地。他给齐宣王深入透彻地分析天下大势，说明齐楚两国共存共荣，一亡俱亡的道理。
公元前311年，齐楚两国修复关系，再次结盟。消息传来，秦惠王大吃一惊，立即又派出使者，来到楚国，向怀王许诺，只要秦楚和好，即以汉中的一半土地给予楚国。楚怀王恨透了张仪，当即告诉使者，不要土地，只要张仪。秦惠王听了使者的禀报，正在左右为难时，张仪来了，主动请求只身去楚国。张仪太熟悉楚国了，楚怀王身边的近臣，只要有钱有物，都能买通。张仪来到楚国，走的仍是老套路，买通郑袖，贿赂靳尚，张仪安然无恙。怀王是位耳朵根子软的庸君，向来没有主见。经不住宠姬郑袖的撒娇使性，加之靳尚等佞臣的花言巧语，糊里糊涂的发话：“放了张仪！”并且约定与秦重修旧好，约定婚姻。公元前304年，秦楚两国在黄棘（今河南省新野县西南）签订了盟约，并正式通了婚姻。屈原再次被冷落，左徒这样重要的职务是不能做了，怀王给了他一个三闾大夫的闲职。这还不够，嫌他碍眼，命他到原国都宜城去执掌公务。屈原第二次离开郢都。屈原痛苦、忧伤，压抑的情绪在胸中翻腾，这段辛酸苦难的心路旅程，只能诉诸于笔端，《离骚》就这样创作出来了。何谓《离骚》，注家蜂起，有说“离”就是罹，“骚”就是愁，是“遇愁”。有说“离骚”为一个词，就是“忧愁”等等。归总起来，大致不差，表述的都是屈原离别郢都，离别君王，不能效力国家的忧情愁绪。公元前303年，屈原被贬汉北的那一年，齐、韩、魏三国共同发兵伐楚。楚国招架不住，向秦国求救兵。秦国以楚国太子熊横为人质，出兵解了楚国之围。第二年，熊横在一次格斗中杀了秦国的一位大夫，熊横畏罪逃回楚国。秦国以此为借口，于公元前301年，邀约齐、韩、魏三国合力攻秦，楚国失地折将。秦国在连连夺取楚国的八座城池后，担心把楚国逼急了，楚国会再与齐国结盟。于是又怀柔起来，要与楚国和亲联姻。同时，又邀约楚怀王前往秦的武关（今陕西省丹凤县东南）会盟。怀王拿不定主意，让群臣发表意见，唯独不召回屈原。屈原知道后，也顾不了许多，独自回来了。他向怀王进谏道：“秦国乃虎狼之国，向来重武力轻信义，大王万万不可去！”怀王和宠姬郑袖的儿子子兰力劝父亲赴约，毕竟儿子的话份量重，怀王还是以忐忑的心情向武关出发了。晚唐著名诗人杜牧曾以《题武关》一诗予以讥讽：“碧溪留我武关东，一笑怀王迹自穷。郑袖娇娆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屈原憔悴去如蓬”，公元前296年，屈原真如飘蓬一样，开始他的颠沛流离的放逐生涯。楚怀王死了，熊横即了王位是为顷襄王。流放中，楚国的山川湖泊，楚国的巫风楚俗，令他流连，令他感动。他改写了夏启时代在沅湘民间流传的《九歌》，让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气息，有着深切的感染力。公元前278年，秦军攻下郢都，秦国大将白起曾经这样感叹：“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得以引兵深入。”（《战国策·中山策》）屈原再次离开郢都，与前两次大不一样，这一次想来是永别了。他有感而作《哀郢》，抒发自己的哀叹：“曼余目以流视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忘之？”凡读至此，无不为之心动，正如梁启超所说：“这等作品，真可谓'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放逐江南，屈原在陵阳（今安徽青阳）游走数月，感到生命似已走到了尽头，所以加快了步伐要回到楚国，死也要死在楚国。“愿依彭咸之遗则。”“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悲会风》）彭咸，传说为殷商时的贤大夫，因谏君不听，投水而亡。屈原要以彭咸为榜样，坚守人格和操守。“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將以为类兮。”（屈原《怀沙》）彭咸是他的榜样，其自沉似也成了他的宿命。公元前277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屈原来到汨罗江畔，回首过往，国将不国，大难临头，政治黑暗，奸人当道，夫复何言？现在只有像彭咸那样以身殉国。时值汛期，江水上涨，汹涌浊浪，奔腾翻滚。屈原深情地回望山野村落，纵身跃入江流之中，一颗巨星就这样陨落了。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普遍认为五月初五是凶日，到了汉和南北朝时期，五月初五又被认为是恶日。东汉《风俗演义》有“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之说。据学者考证，屈原之所以选择五月五日投江，就是因为这一天是恶日，为的是引起君王注意和警醒国人。那一天，当地正在举行龙舟祭祀仪式，听说此噩耗后，几支龙舟队去江上寻找屈原遗体。他们找了整整50天，才看见江面上有个亮光闪闪的东西飘来。他们便敲锣打鼓，喊声震天，争先恐后，一齐向那件东西划去。近前捞起一看，原来是屈原生前所戴的切云高冠。他们把它带回秭归，立了个衣冠冢。为缅怀屈原，每逢屈原的忌日，也就是五月初五端午节，乡亲们都要模仿那次寻划，举行龙舟竞渡。除以龙舟竞渡纪念屈原外，吃粽子也是为了纪念屈原。据吴均《续齐谐记》所说：“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亦作区曲）白日忽见一人，自云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当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今若又惠，可以栋树叶塞上，以五色丝缚之，此物龙最惮。’回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栋树叶，皆汨罗遗风。”这只是一种缅怀和纪念的形式，屈原的思想影响力则一直延续不绝。司马迁、柳宗元、苏轼、陆游、辛弃疾、文天祥、夏完淳、谭嗣同……他们都是忠心为国，舍身殉国的志士，承继的都是屈原精神，正如著名学者姜亮夫所说：“在我们整个国家民族里的所谓民族气节，恐怕受屈子的影响比儒家的影响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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