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构主义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哲学。结构主义诉诸于一种全新的哲学方法。
2，结构主义首先来自科学：数学、语言学、经济学，它在某个范式内，研究范式内部诸种元素的关系、排列组合。
3，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是“一奶同胞”。解构，只是变形的“结构”。如果结构主义相当于把一条有界限的纸带围成一个圆圈，在界限处粘贴起来，那么解构主义则相当于将这条纸带拧成“莫比乌斯带”，成为圆圈纸带的拓扑变形形状，消解了纸带的正反面的界限。很多学者过于注意追溯德里达与现象学或海德格尔的关联，却忽视了德里达与结构主义的密切关系。
4，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结构主义方法首先源自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之后被列为-斯特劳斯用于人类学研究，被拉康用于精神分析学研究，被福柯用于历史研究，被罗兰-巴特用于符号学研究，被罗布-格里耶代表的新小说家用于文学创作。
5，结构主义处于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它不再诉诸于主体，走出了观念论。
6，在观念论或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上，关键词是“永恒”、“无限性”，诉诸于连续性的线性空间。结构主义强调“界限”、“位置”、“关系”，诉诸于小块空间的连接、连续性的中断。
7，索绪尔认为句子是由词语组成的，一个句子的含义取决于不同词语的位置关系，例如“我打你”的意思，不同于“你打我”。在这个基础上，结构主义认为不仅一个词的真谛要从另一个词中获得，而且“一样东西”的真谛在另一样东西那里，而另一样东西，并非现成地摆在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去发现与发明。，重新建立归属关系，用福柯的说法，是不同知识型之间的转变。
8，这就需要将思维的范式，从传统的名词思维，向动词+连接词（“和”或者“与”）的范式转变。关于名词思维，有各种不同说法，福柯称“大写”的思维，而利奥塔称为“宏大叙事”（我下面会分析他俩），德里达则称之为“在场的形而上学”（“在场”=名称之登场）。
9，结构主义的关键词，是“和”或者“与”，它们意味着连接。当然在两个名词（或者人称代词）之间，也用动词连接起来，这是所谓结构主义之“结构”的细节。在这个细微处，结构主义者、现象学家如海德格尔（他著有《同一与差异》，强调“和”与“与”，认为是同一的真正内容）、德里达，交汇一处，表明现当代欧洲大陆哲学的共同关注。
10，展开结构主义的思路，它的“和”或者“与”，或者强调动词的生成作用，我比喻为一种“横向思维”，它不同于追溯历史的纵向思维的名词模型。当我们说“事情总是另有原因，而陌生的原因，是我们现在所不知道的，它有待于我们的发现与发明”的时候，并不是与久远的历史中寻找根本原因，也不进行这样的比较，比如不会把现象学与老庄哲学做比较，不做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中西比较，而是当下生活环境与境遇中各种元素的连接，它相当于我现在敲键盘、吹着空调、座椅在电脑旁边、我不时地忍不住看一眼手机信息——这相当于我处于当下生活的网络里，这就是所谓“连词”+“动词”的时候情景，它永远都与环境有关，而且是片断的——这里的一切，都是“小写”的，不是大写的“宏大叙事”，后者形成的判断句，落实在名词上，例如“自由、平等、博爱”——这种传统启蒙的口号之视野，是全视角的，也就是上帝视角，没有死角，即没有有限性或局限性，它是旁观者，而不是当事人。它没有转折点，因为从一开始它就断定了永恒真理。
当一个时代的叙事方式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时，话就不值得相信了。这种不信，和一个人生命比较，可以说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甚至付出一生代价。曾经信念的依据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热情的姿势却顽固保持着，这是悲剧，因为让一个人否认自己往昔的价值观念，等于在精神上自宫，在这个时刻很少有人仍旧保持只认真理的理性态度。
但毫无疑问，精神处于痛苦之中，因为如果信念是一个每天萦绕于心的符号，现在这个符号的内容是空的，这使得我们对于真实在发生着的事情之解释，是真实生活着的人们不予理睬的。于是，社会就等于出现语言贬值的现象，交流的语言苍白无力。我们并没有建立一套与真实社会切近的叙事系统，这有待于在批评过程中自发的发明。
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可与福柯的《词与物》对照，两者都梳理了包括启蒙时代的古典知识。不同历史时期，都有“正统叙事学说”。但这不仅限于政治领域，而是与知识结构和现实生活不得不有的改变，关联密切。如果“正统叙事”成为空洞的自说自话，与人们生活中实际相信的不符，而后者却无法获得正统位置，只能像野草自由生长，自生自灭——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需要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回应社会与人们的真实需求，改变“语言不值钱”的不正常现象。一个正常社会，存在着“正统叙事”与批评这种叙事方式的较量，这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已经是一个强大的传统，就像一个人只有不断反省自己，与他人交换想法，超越自身的劣势，才是真实活着幸福的证明，才能促使社会生活向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变。
从文艺复兴至今的文明，是逐渐脱离动物世界的历史，脱离胜王败寇的历史，它更新了对于人的界定，不是直立行走就已经是文明人。政治科学是近代的产物，它在世界范围内使得皇权退出历史舞台，即使还能保留一个空壳。
所谓“宏大叙事”的衰落之说，却是批评启蒙运动的。后者在确立近代以来政治文明雏形的同时，却将其原则固化，成为“正统叙事”，它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正确叙事，它确立起一套解释历史的框架。谬误的叙事，似乎之前的人类，只是在黑暗中生活。
利奥塔和福柯，作为后哲学的代表人物，继承了启蒙时代的传统：“百科全书派”，思想家不是专家。专家是“知之为之，不知为不知”。思想家不必成为某个具体学科的专家，在提及数学和语言学问题时，不必非得是数学家和历史学家。哲学家只是提出有针对性的新颖问题，即使在知识细节上的理解有误，并不妨碍所提问题本身是一个真问题。
《后现代状况》与1979年出版。《词与物》，1966年出版。其中13年的差距，与福柯更关注“历史知识考古学”对照，利奥塔写了更多当代生活实际内容——他认为，我们的实际生活已经无法保持步调一致。形式上的统一，也做不到。如果在形式上强行统一，那么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虚假，即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我不和你争论，但我不听你的话。我们可以用利奥塔的术语描述它，即生活的碎片化、个人权利的多样化、选择的多样性、一元论丧失优势、生活中可以说“悖谬的”和“不合理”的事情。利奥塔在一次访谈中这样描述70年代的现实生活：“这是一个花里胡哨的时代”（利奥塔 著，岛子 译《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实验文艺出版社，1996，第194页）。各种思想与艺术的实验层出不穷、多重景观、新名词使人眼夸缭乱。词语的通货膨胀现象，即无法与曾经正统的旧名词形成对应关系。曾经的贬义词成为褒义的，例如无聊感和精神的病态，这种现代人的现代病在19世纪波德莱尔的诗歌中初次表露，“颓废的”思想感情激发了巨大的创作能量，它被20世纪70年代的利奥塔如此尖锐地归纳：“现代化的目标就是那种社会文化的统一结构吗？在这样一种整体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都各就各位，就如同一个有机整体一般？”（利奥塔，同上，第196页）
也就是说，颓废的思想好过有机整体，这就将福柯的结构主义倾向撕开了裂痕，确实如福柯所说，有主流倾向，但期望却在于裂口、边缘的思想。现在需要的，不是从众的稳定性。动荡，就像前卫艺术一样，是必要的。如果近几天流行歌手刀郎唱出了身穿奇装异服的歌词，那么早在40多年前，发达社会的社会就已经是这样了：“人们听西印度群岛的流行音乐，看西部影片，午餐吃麦当劳，晚餐吃当地菜肴，在东京洒巴黎香水，在香港穿复古服装。”（利奥塔，第201-202页）。用一个别名，这叫折中主义。或者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失效了，综合的感性杂多显露为某种不和谐性，而人类在这样的生活中并没有感觉不适，而在享有混杂的新鲜刺激——自由主义挣脱了整体划一的枷锁，这样“怎么都行”的后现代生活，也许预言了40年之后，人类要以后哲学思想及其艺术，反抗“AI”带给人类的整齐划一的生活，它来自今天无比强大的智能手机时代。一种崭新的文艺复兴，就从克服自己低头看手机的欲望开始，这样无数次循环的低头最终生长为恶性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它使人成为“单向”之人，任被卷在这个闭塞的小圈子里，多层次混在的人近在咫尺，却远天涯，老死不相往来，无缘享有混杂的乐趣。
直接享有感性杂多，“后现代在现代中，把'不可言说的’表现为'再现本身’中（在这里，利奥塔提到塞尚、阿波利奈尔、德国表现主义、毕加索、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引注）后现代应该是一种情形，它不再从完美的形式获得安慰，不再以相同的品味来集体分享乡愁的缅怀。”（利奥塔，第209页）在这里，所谓“完美形式”就是福柯在《词与物》所称的各种“大写”，也对应利奥塔的所谓“宏大叙事”：
在福柯《词与物》第六章“表象的界限”中，被标上“大写”的领域几乎包括了一切当时已经知道了的知识领域：历史、哲学、语法、逻辑、观念、上帝的言词、意志、生命都是“大写”的。它们与17世纪数学成为普遍科学的标本，有着密切关联，它还原为一个与经验世界无关的先验领域，是“客观的先验性”，其中包括了康德的先验哲学。（福柯，第247页、第249页）所谓“大写”，意味着理论状态的模型，它是先验物，组织起各种各样的模型，它们是普遍的、整齐划一的——它们一概属于古典性，而非现代性。我认为古典型在19世纪初随着黑格尔去世而终结，现代性的开端，如同本雅明所言，来自波德莱尔的艺术观念，它是时间向空间的转化，连续性中断了。
后现代性消解上述“大写”、消解旧有的规则。利奥塔写道：“让我们向统一的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言说之物的见证者，让我们不妥协地开发各种歧见差异，让我们为秉持不同之名的荣誉而努力。”（利奥塔，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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