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遍戈壁共草原，二十五年前。连克千重关，群力奋战君当先，捷音频年传。蔑视核讹诈，华夏创新篇。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山河。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
——1986年张爱萍上将痛悼邓稼先同志
在又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来临前夕，面临着南海仲裁案的压力，面临着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们不禁又想起他——邓稼先，“两弹元勋”。今天，是他逝世三十周年的日子。
怀念邓稼先
拿到学位的第九天，“娃娃博士”归国
邓稼先，安徽怀宁人，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的父亲邓以蛰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所以他从小在清华园中长大，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在园子里，他就立下了强国兴邦的志向。
1941年夏，高中毕业的邓稼先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1948年到1950年赴美国普渡大学攻读理论物理，不到两年的时间便获得博士学位，人称“娃娃博士”。拿到学位后的第9天，他便启程回国。这短短的9天中，既有其导师的真诚挽留，也有美国官方的重重阻挠，可这一切都没有停下他归国的脚步。邓稼先满怀着一腔报国的热情，带着满脑袋核物理的知识，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重返祖国的怀抱。
邓稼先回到的，是一个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不及舔舐内战的伤痛，就饱受外患的威胁恫吓。1953年1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他的竞选演说中声称，美国必须用自己的核优势对中国、苏联进行大规模的核报复。据资料显示，当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绝密备忘录记载了艾森豪威尔曾在会议上提出像对待日本一样，用核武器结束朝鲜战争。
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研制核武器迫在眉睫。毛主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8月，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告诉他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想请他参加这项工作。邓稼先立刻明白了这个“大炮仗”的含义，虽心有忐忑，但仍临危受命。第二天，邓稼先就被调入二机部刚刚成立的核武器研究所，担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研制的理论设计工作。那一年，他34岁。
从此，邓稼先隐姓埋名，为国家的核事业倾尽毕生心血。1964年10月16日，当新疆罗布泊的戈壁荒漠上升腾起那朵巨大的蘑菇云时，没有人知道签署原子弹总体计划书的，是当时年仅39岁的邓稼先。也很少有人知道，在核武器研制过程中，他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自主研发，从零摸索：原子弹研制的最初有苏联专家的援助，可在1959年6月，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专家全部撤走，连带着所有的资料、所有的模型，一星半点也没留下。没了指路人，一切都靠自己从零摸索。中央决定自主研制原子弹，并以苏联政府撕毁协议之日将此工程命名为“596”，人称“争气弹”。邓稼先作为工程的领头人之一，没有惧怕，没有气馁，要争气就说到做到，带领科研人员开始了极其艰难的探索与开创。
九次计算，推翻权威：苏联专家们虽然撤走了，但其中一位曾随口说了一个高机密参数的数值。当时的科研人员相信，只要算出的数值和这个数值接近吻合，就是迈向成功的一大步。然而，邓稼先他们先后进行了9次计算，耗时近1年，可算出来的结果都与之大相径庭。就在所有人即将绝望之时，邓稼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我们是对的，他们错了！后来经过进一步验证，证明了苏联人留下的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数字。成功算出了这一参数，中国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也顺利向前推进。
运筹帷幄，加速推进：我国“两弹”研制成功的速度是惊人的，尤其是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进程。作为对比，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而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早在核武器研究设计机构成立之初，邓稼先就确定了三个研究方向，分别是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他还推算出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打通了这一理论研制的重要关卡，其他方向的理论方程很快就迎刃而解了。氢弹研制过程中他又带领大家归纳出三个方案，兵分三路进行计算，这一决策为我国核武器研制赢得了时间。
面对责任，勇挑重担：在每个核弹制成之后，再次检查完毕各项参数、各个部件，插好雷管，准备用飞机或火车运去新疆进行空爆或地下核试验之前，要有一个科学家签上自己的名字，以表明这一枚核弹已经一切搞好，可以点火了。这是对祖国负责的签字，非同一般。在邓稼先生前，这副千钧重担大多数由他来挑：签字。责任心极强的邓稼先曾开玩笑似地说过，签字以后，好比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有一次睡到半夜，他忽然想起了一个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于是从自己的铺位上一跃而起，叫醒了几个帐篷里的人，连夜商量对策，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事故。
排除困难，团结凝聚：邓稼先注重调动人的积极性，在他那里无论是技术权威，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人人可以发表见解。因此，邓稼先深受年轻科技人员的爱戴，他们把他看成老师和兄长，无条件地信任着：“老邓交下来的任务，我们是不讲条件的。”即便是在动荡的时期，他依然团结着身边的人们不分派系地通力合作，不让两弹的研制慢下脚步。
远见卓识，影响深远：1985年8月，北京301医院确诊其为直肠癌晚期。可病中的邓稼先仍忧思着国家的未来。1986年5月第二次手术后的第四天，他就用颤抖的手写条子，要关于国外核武器进展的资料。他置一切于不顾，拼命要完成的是一份向中央报告的涉及中国核武器事业战略决策的建议书。后来的形势变化，完全证明了建议书的正确性。
家国情怀，有国也有家
“我要调动工作了，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这两句话，是1958年接到任务的邓稼先在临走前一天晚对其爱妻许鹿希说的。他与妻子1953年结婚，恩爱有加。这两句话语中满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却也有着我们不敢想象的为人夫的愧疚，不能亲眼看着一双儿女茁壮成长，不能常伴父母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这份痛苦，邓稼先选择没有怨言地承担。
邓稼先重病住院期间，有次以排练颁奖为由，获得了暂时离开病房的批准。但他并没有去人民大会堂排练，而是回家了。他念着的，是全家人能够在家里吃上一顿再普通不过的晚饭。据说他还特意打电话告诉每周三下午都要来医院的大姐邓仲先，他说：“今天下午不要来医院，到我家里来，我回家了！”有些感情，埋在心底几十年，没有说出口过，却也从未离开过。
“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这艘航船，在科技创新强大引擎的驱动下，正向着世界科技强国不断前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今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期召开，“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能有多大成就”，以邓稼先为代表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爱国精神、科学精神、奉献精神和人格魅力，将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许身国威壮山河！”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