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我本应该回老家一趟。
过去一年的五月二十一日，我从欧洲赶回来的第二天，急赶急回一趟老家，为朋友欧阳去世的父亲。朋友的小弟也是朋友，他一再劝我，刚从国外回来，时差都没倒过来，就不必拘礼了。是的，那天要赶上出殡，我必须起早开车回去。朋友的小弟不放心，陪我前往的妻子其实也不放心。
但那天，在老人出殡之前，我们终于赶上了。
在老人慈祥的遗像面前，我没顾上地下是下过雨的泥浆，双腿跪下，向老人三叩首，恭敬三株香。妻子随我一样，双跪、叩首、敬香。
在我们乡下，逝者不是至亲，吊唁者本可行简单行礼，我如此跪拜，算是大礼。
前来吊唁的，有我四十二年前在当时大队小学的同事，他们中一定有不少人认为，我们夫妻大礼跪拜，只是出于与老人的二儿子同学同事或几十年朋友之谊。
其实，以往连有些亲戚家老人去世，因为有父母顶着，也有我没顾上的，之所以要赶这一趟，我内心深处此刻想到的，只有我的妻子知道。
逝者的二儿子与我从小学开始同学，当时，农村一个大队（现在的村）能够读上高中的估计不到百之十，我们俩居然同学到了高中，自然交往多一些。六七 十年代的农村，大队干部还是很有权威的。逝者当时就是大队党支部资格最老的副书记，那么，他的孩子在我们眼中，就是干部子弟。同龄的干部子弟很多，像我这样父母极其普通的孩子，要么别人不屑，要么自己没有自信去交往，但与这位副书记的儿子有点缘，自然对他的父亲，我们大队的父母官有多一些的接触与关注。
记得文革初期，红卫兵开始抓走资派，把各级干部进行批斗游行，在我们大队，先是抓的支部书记，后来似乎要轮到这位副书记了，他好像没有什么恐惧，似乎有如果运动需要我就下地狱，我就下地狱的姿态。太小的我，根本不理解当时运动的性质，以为被抓去批斗游行戴高帽子，是玩家家，是一种待遇。为什么有这种认识的误区，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这位副书记当时显示出一种沉着、老练，按现在的说法，大事面前有静气。
当时的大队党支部，大概有五六个成员，除了个别稍微年轻，多数年纪一般大，在我眼中，这位副书记是最有文化的样子，也最有当领导的派头和气质，个子算是最高大的，待人和蔼，会讲道理，从不说粗话，做工作有办法，在群众中有威信。
1975年，七月份我高中毕业，赶上参加生产队的双抢。当时，这位副书记作为大队领导在我们第九生产队蹲点，他住在第六生产队，可是他天天和我们的队的社员一起上工，他并不像《平凡的世界》里少平的叔叔那样当只会吆喝，不会干活不肯干活，而是同社员一起扯秧插秧和割谷。我是当年生产队回乡务农的唯一的高中生，队长把我当文化人，要我为生产队写表扬稿，向大队报道本队“双抢”情况。记得我当时就写了一篇《领导干部该怎样与群众实现“三同”》。当时，中央提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也说要反对领导干部脱离劳动，我这篇报道既应景，又接地气，文章就是写的这位副书记，结果被大队的“双抢”油印简报采用。我又将此稿写上了生产队的黑板报，有文化的社员看了，都纷纷认可写得好。其实，大家都认可的是这位副书记。
大概到了9月份，我被抽到大队去搞水利测绘，我扛着测绘的大标尺，算是走遍了一个大队的山山水水，整天跟着一位测绘专业人员去规划和设计沟渠的开挖与修整，为当年冬天准备各队的水利任务。
到了十月份，大队小学老师出现缺员，我又从水利测绘员成为了一名民办老师。此时，我与副书记的儿子，我的高中同学成了同事。
在当时的乡下，这算是一个年轻人连续获得重用，尤其是教书，是我当时并不敢想的体面工作，这也给刚走向社会的我一份自信，更给我们祖祖辈辈没个文化人的家庭带来一份荣光。来到学校，我才知道，这位副书记分管学校工作，一般年度或者学期会议，或大的事情，他都来参加，或对学校工作进行讲评，或听取意见并帮助解决问题。在学校一年半时间，我并无与副书记直接和单独对话交流，这种距离有我对他有特别敬畏的成份。
大队干部那么多，这样一种敬畏，我似乎只给了他。最近听父亲讲，他自己年轻时，只会出力气做事，不擅言谈与交往，还有股倔劲，大队和生产队常有干部轻漫他，有的甚至欺负他，也为难过我们家，但这位副书记从来没对他说句狠话，总是很和善。父亲的一段回忆，证明了我的感觉靠谱。
1976年底，我应征入伍，这是我人生中更没有预想到的一个重要转折。这个转折，得益于当时对我特别关爱的那位英俊的民兵连长。但是，回乡后，是如何从生产队里抽出来当水利测绘员，又是如何当上民办教师的，至少当时我不知道是谁给的机会。后来才我知道，抽我当测绘员，教我做测绘工作的，正是这位副书记的妹夫。补员当上民办老师，他是大队分管领导，是不是主要与这位副书记有关，我也没的求证过。
要知道，在那个年月，农村青年没有大学中专可上，也没有外出闯荡的机会，我毕业后的每一个小小的变化或转折有多珍贵。需要补充的是，当年回家的高中生，全大队大概有六七名，唯有我荣幸连续被青睐，其实，我自认为我不是其中最优秀的。就说当民办老师，比我成绩更好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只要重温一下《平凡的世界》里，少平高中毕业之后的那段艰辛经历，就可理解我追忆这段往事的价值。
年轻时，一直不知道是谁给了我一次次滴水之恩，是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并不是一个人在关心我，或给予我们家里的温暖。
比喻，还是在我读初中时，全大队（十个生产队）开社员大会，不知道是哪一位大队领导欣赏我并允许我，一个十五岁不到的孩子在黑压压的人群面前发言。记得缘由是，我们生产队的中学生种了一块棉花试验田，我记得当时发言的内容是——试验田里炼红心。可能是因为作文写得好，才被赏识，并有这个机会。要知道，我小时十分内向，不敢在人前说话，这样的历练对我后来成长，不乏具有开创意义。
另外，大概是读高中时，家母积劳成疾得了重病，整个人倒了，另一位刘姓副书记闻状，二话没说，果断让大队给办贷款，催生产队派人将我母亲用板车送到镇卫生院就治。这位刘副书记当时说的话，我们家现在还记得，“这个家全靠孩子们的母亲，如果她有什么事，这一群孩子们不就完了。”是的，父亲极其老实，只会干活。我不到十八岁，下面还有年幼的四个弟妹。
还有我们大队的一把手，也就是支部书记，虽然他像皇帝，我们小屁孩都不敢看他一眼，但有一次，我从镇上高中学校回家，他来镇上开会，我们在公路上不期而遇，他竟然把目光盯注我，并主动问我是不是某某某的儿子。我猜想，当时可能是我在学校的表现传到了大队，他才会知道有我这个后生。他这么特别看一眼，这没有任何实质作用的问寻，让我顿时对人生产生了某种希望和期待。
几十年过去了，我人生中的这群人，不经意间，一个个都离我们而去。多年远离故土，即使后来转业到省城，每年回乡下时间也极其有限，我都没有机会向这些父母官，作一种感恩表达。幸好我与其中的欧阳副书记的儿子有几十年朋友之谊，幸好他老人家也是这群人中最长寿者，冥冥之中，这似乎在验证我的一个感悟，积德之人必有福禄寿。幸亏那天深夜，我在欧洲的法国小镇接到朋友的这个电话，我才有机会来与老人作最后的告别。
以后，当我再次沿着荷沙公路西行，左转弯，跨过牛蹄支河，进入我儿里的故园，这一代人就再也见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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