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沙威人物分析 引言 一 《悲惨世界》 “这条狼生下的小狗，再加上一张人脸，就成了沙威。”这就是雨果对“治安警官沙威到底是个甚么东西？””这个问题的回答。 从对沙威外貌特征的描写可以看出作者对警官沙威并没有多少好感，至少在《悲惨世界》的前半段，沙威在作品中充当了反面人物的角色。这里有两大原因：其一，《悲惨世界》的一大主题便是揭露资产阶级法律与人民为敌的本质。雨果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法律，一种是高级的，一种是低级的。前者的代表是米里哀主教。后者的代表是警察沙威。他们用不同的武器解决社会罪恶问题，最终是主教所代表人道主义取得了胜利。而作为执法者沙威，凭借刑罚惩治罪恶，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自己倍受道德的谴责。在雨果看来，这是人道主义对法律的胜利，是善对恶的胜利。沙威因此站在了雨果一直所主张的人道主义的对立面上。其二，雨果运用他惯用的对照手法来表现人道主义的精神成果时，既刻画出了米里哀、冉阿让等理想化的形象，又写出了沙威的恶行败德，将他视为罪恶的代表，与理想人物进行对比，或加以反衬，以此来显示“爱”强似“恨”，”善”胜过“恶“”，宗教、道德优于法律，表明了博爱主义、利他主义对冷酷残忍和利己主义的胜利。例如嗅觉敏锐，心肠冷硬的沙威，一直是已经逃出生天的冉阿让谨慎而坚定的追踪者，是冉阿让在自由世界里的监狱。而冉阿让是故事所颂扬的对象，是“美”和“善”的化身。两个人之间这种对比描写与乌托邦式的描绘构成了雨果人道主义的崇高境界。因此，警察沙威不仅被描写成一个野兽一样令人胆寒，令人生怨的角色。而且被当成执法者的代表成了小说所批判的对象。
然而，沙威决不同于德纳第一家那样可憎，他不是一个小人，因为他有自己对公平和秩序的信奉，他坚守职责，而这职责对他来说是神圣不可苟且的。除了法律赋予他的权力，他从不滥用权力。珂赛特出嫁后，冉阿让的哑巴仆人也离开了。他临走前在镜子上留下了几行话，其中写着：“沙威的死，很可惜”。连哑巴仆人也为沙威扼腕，说明这个人的死是有力量的，这力量让人震撼，继而在震撼后反思。
沙威形象
二
《悲惨世界》
雨果将沙威比喻为猎狗真是恰如其分。沙威身上确有忠诚的特质。作为一名治安警官，沙威对自己所代表的统治阶级是忠诚的。并将警察的阶级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当“一个娼妓竟然得罪一位资产者”的事情发生后，亲眼目睹此事的沙威一言不发，迅速做出对妓女芳汀监禁半年的处罚。而处罚的理由，便是“一个有财产选民所代表的社会，遭到一个甚么都不容的人的羞辱与冲犯”。当看到芳汀朝市长脸上唾了一口痰之后，沙威更是认为“事情荒唐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是“犯了大不敬之罪。”而从沙威对控告市长是苦役犯这件事情的认错态度看，他是诚恳的而又坚决的。是宁愿被革职也要偿还“侮辱了政权” 的罪名的。可见沙威对统治阶级的坚贞不二。同时，沙威对法律也是忠诚的。作为执法者，沙威铁面无私、态度谨慎，觉得“警察的板凳便是公堂”。在沙威看来，法律应该凌驾于等级制度之上，于是不惜以下犯上，也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从沙威与当上市长的冉阿让对芳汀的定罪问题的争执我们可以看出沙威对于法律的忠诚，“我请求市长先生的宽恕，对市长的侮辱不是市长的，而是法律的。”“我听从我自己的职务，我的职务就是要把这个女人监禁半年”。总之，从警察执法的角度出发，沙威体现出了忠诚的优点。
沙威之所以被称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和冷酷无情的爪牙，是有“迫害贫苦人民无数”的“业绩”的。如沙威对冉阿让的迫害，便是不折不扣，多年来一直紧追其后，这样的敬业精神是沙威立下赫赫战功的前提。同时，沙威在业务方面可谓严谨，这一点可以从他的穿戴看出，“不管穿衣还是工作，都不留一点儿可以指摘的地方，他对凶手决不通融，对衣服扣子也决不马虎。”沙威所信奉的人生观，便是代表法律，光明和道理，执行上天交给他的铲除坏人的任务，替社会除暴安良，捍卫真理。于是他专心于自己的业务，即便是自己的父母，犯了错误，也要抓起来。对于沙威的业务能力，雨果还是持肯定态度的。“沙威是躲藏在暗处窥人的人”“时机已到，就如同伏兵一般，都突然从这黑影里跑出来”可见沙威办案的果断和迅速。对待沙威的业务，雨果还总结道，“沙威凶恶，但并不可耻”。为什么沙威会如此尽心于自己的工作呢？我们可以从沙威的从警之路找到答案，在沙威的观念里，社会有两种人被排斥在社会之外，排斥社会的人和保护社会的人。而自己身上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刚毅、规矩而严谨的特性。同时，他对自身的游民阶层，有一种说不出的憎狠。于是，沙威当了保护社会的警察，并尽心于自己的工作。沙威的勤奋和能力，使得他在结合了明确的人生观后更显威力。如沙威凭着他的警惕本能和观察能力，便使真实身份是冉阿让的“马德兰先生”不得不生活在他那一只满是疑惑和猜忌的眼睛下，致使马德兰在其他地方留下的踪迹全部遭到沙威的暗访。虽然最终沙威放弃了逮捕冉阿让的机会，并被冉阿让的人格力量所感化，但他对待本职工作的态度，和足以胜任警察这份职业的能力，还是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现实中的沙威还是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在“误认”马德兰先生为冉阿让的之时，沙威并没有逃避责任。相反，却主动出来认错，“现在我出了错，逮住了自己的错处，真是活该！好吧，开除革职，辞退！这么做很好。我有两条胳膊，能够种地，做什么都无所谓。市长先生，做个好榜样，对公务部门有益。我只不过要求革了沙威探长的职。”能够做到公而忘私，应该说沙威还是很有魄力的，难得可贵的是他态度诚恳，并不像是装模作样，因为一旦沙威被革职，等于是将一个威风八面的探长判为贫民。而沙威一生最排斥的，便是这些扰乱社会治安的游民阶层。可以置自身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于不顾，我们还有甚么理由去置疑沙威在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难得可贵的责任心呢？
沙威作为警察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他那敏锐的嗅觉，让人印象深刻。例如冉阿让在隐姓埋名多年，并最终成为万人敬仰的市长之后，世界上就几乎没人会相信冉阿让会是个逃犯，因为市长的形象是崇高的，怎么会是个偷面包的罪犯呢?而此时只有一个人相信——那就是沙威，他虽不能从面貌上辨认出冉阿让，但是凭着一个训练有素的警察那不同于普通人的思路判定：此人很有可能就是那个逃犯。沙威所信奉的，是世界上任何的事情都是可能的，正是在民众的心目中有“市长不会偷面包”这样的常识(偏见)，才导致了对很多事物的真相缺乏了解。而作为一名警察，就应该相信真相只有一个，要尽力去找到证据，不受世俗观念的束缚，要摆脱这些偏见，就要勇敢地和常识较真。即便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生存，会格格不入，会处处碰壁。沙威待人接物时那一丝不苟的理性，使得他在执法过程中时刻散发着一个成熟男人的味道。
沙威的执法困惑
三
《悲惨世界》
沙威在执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惑，主要源于宗教、道德和法律三个方面。
宗教控制的最大特征是在于它的情感色彩更强烈，更具有自觉性和自律性。因为宗教本身既是一种独立的行为规范，又是人们行为的调节器，并以虚幻的来世幸福控制人们的现实生活。从精神控制层面上分析，沙威在执法过程中所运用法律的刑罚是僵化死板，不近人情，违反人性而无法深入人们的内心的。正因为法律的条文的死板，使得法律的刑罚于人性的改善不仅无济于事，反而适得其反，而且极不人道。即便冉阿让在多次越狱后依然被沙威逮捕后，仍对法律的制裁毫无反应。相反，在米里哀主教的宗教武器面前，冉阿让对自己所犯下的罪才感到深深的忏悔并用现实的行动去赎罪。可以说，是宗教使冉阿让的灵魂得到净化。而沙威所代表的法律的死板，在宗教强有力的感化作用面前呈现出自身的不足，是沙威在执法过程中面临的困惑之一。
我们不能否认沙威的尽职尽责所带来的业绩为社会所做的贡献，但这些业务更多的是解决“治理”这一环节的问题，而对于预防，对于教育，相比于道德的教育和感化作用，却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冉阿让在由宗教转化为道德的“善”的思想的影响下，主动去帮助贫苦人民，去造福百姓。便是道德的教育和感化在人的身上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是积极的，是主动的，能达到独特的效果。道德的感化可以改变人的灵魂，仁爱可以强化人的美德，教育可以驱逐人心的黑暗和社会的愚昧。小说的主人公冉阿让正是在卞福汝主教大人的感化教育下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并将宗教中所包含的道德转化成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沙威所不能控制的，是社会道德教育问题，道德问题也成了沙威在执法过程中面临的另一个困惑。
沙威执法
进步意义
四
《悲惨世界》
警探沙威在执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惑最终在积淀中爆发：他的放人与自杀，是自我解脱的最好方法。作为法权的信徒和忠实执行者，沙威顽固地追捕冉阿让，但是事实告诉他，冉阿让，这个他向来视为下贱的囚犯，原来是一个圣人，就连自己的苟活竟也出于这个敌手的宽容，冉阿让以德报怨的善良和无私无畏的爱心使人性僵化的沙威幡然猛省，他被迫承认天国的人性之爱而背离了现世法律之无情。良心的苏醒促使他放人，而动摇了的信仰又无法叫他释怀，他只好选择自杀。雨果在描述沙威残酷的正直时,一再将其比作岩石或花岗石，但在仁爱面前，它们还是熔化了。因此,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中含有理性的成分，从这种理性出发，结合19世纪法国社会的社会背景当时宗教、道德的发展状况，法治化趋势以及管理的现代化要求，沙威执法的进步意义便能充分体现。
“泛爱救世论”的没落
雨果在批判沙威在执法过程中的铁石心肠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基督教精神的核心——泛爱救世论的影响，并把希望寄托在基督教仁慈博爱和宗教感化的力量上，去为社会和人民探索出路。然而，雨果所主张而且依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的观念，在19世纪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情况下已显得有些落后。因为超越党派的全民族、全人类的超脱意识使雨果的宗教观已经被抹去党派的色彩，而忽视了政党在一个社会中存在的合理性。 而沙威的法治精神，才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法制的进步意义
一个法治社会要求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对冉阿让这种因为贫穷而偷食面包的动机于穷的犯罪尽量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会体现出公平的原则吗？答案是否定的。沙威这种不分轻微还是严重也要坚持不懈地打击犯罪的做法，是基于维护社会稳定所需的。而人道主义与现实的矛盾，在于其解决犯罪问题不是刑法的范畴，而更多的依靠道义，甚至宗教。而警官沙威重点打击偶犯初犯的策略是由犯罪的特点决定的。因为那些严重的、有组织或有预谋的犯罪因为其隐蔽性很难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如果站在沙威作为执法者的立场上分析，警察部门对办案人员的以业绩论英雄的评价机制，使得沙威在执法的过程中尽可能地扩大打击范围，同时，遵从先易后难的办案方式。如此一来，犯罪的案件无论在获得线索方面，还是在威慑方面都会取到很好的效果。
宗教的世俗化和蜕变
19世纪的法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主义生产关系也已经确立，而现代化的进程更是迅速的。所有这些，对基督教思想是一种冲击，而在物质闻名发展的基础上，宗教所受到的冲击，表现在现代化所导致的世俗化上。但现代化的社会趋向功能分化，每种功能自有专责的社会机制去承担，且依循自身的法则，而不是宗教的规条，如经济的运转自有经济定律去管治。沙威所代表的行政管理部门，不再受制于任何宗教、思想或组织，而是按法治的原则去管理社会治安，取代依靠宗教和道德的约束作用，以法治取代人治或神治，既体现了宗教世俗化的内容，其资产阶级法律所要求的平等原则对宗教的蜕变又是一种遏制，这难道不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进步吗？
管理的现代化
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社会管理的现代化需要法律。法律方法对于建立和健全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世纪的法国社会，管理系统内外存在着各种社会关系，只有通过法律才能公正、合理、有效地加以调整，及时排除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为管理活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法律本身所具有的自动调节功能，可以根据对象的不同特点和所给任务的不同，规定不同管理因素在整个管理活动中各自应尽的义务和应起的作用。法律方法的运用，将有助于使符合客观规律，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用法路的形式规范化，条文化，固定化，使人们有章可循，严格执行这些制度和方法，管理系统才能自动有效地运转。因此，从管理的现代化出发，沙威的执法，很有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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