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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篇说万事开头难，是说进入轨道之难，是说在起步阶段克服蛮荒状态的主客观矛盾之难，而不是说你熬过艰难的起步阶段就一马平川、万事顺遂了。
所谓“一个旧矛盾解决了，一个新矛盾又出现了”，问题永远都有，除非你愿意原地踏步。
所以，接下来的临汾战役也绝非易事。
对这一点，徐向前自然是有这个思想准备的。
因为临汾城的城防坚固程度远非运城可比，而我军虽然在运城战役中获得了经验，提升了信心，但重要帮手西北2纵已经离开了，此时主力部队只剩下了8纵。
徐向前对临汾也是早有筹谋，所以他一方面协同薄、滕继续扩充部队，筹集物质，用以支援外线部队——这也是军区的本职工作，另一方面就开始整训已有部队，并新编了一个13纵队。8纵这时也扩编为三个旅。
这就是攻打临汾的主力部队。一多半是新升级的。
一个新团队意味着什么，这个不难想象。虽然战士们勇敢无畏，但经验上、技术上毕竟不足；“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地方性、散漫性与游击习气。”
另外，因为外线部队的大量征调，干部也是严重不足。
徐向前组织了晋冀鲁豫军区前线司令部，各种工作人员全加在一起也就十几个人。作为徐向前的直接助手、负责司令部工作的是参谋处长梁军；负责政治工作的是宣传部长任白戈；后勤工作则由队列科长廖加民代管；再加上下边十来个参谋、干事，就这些人。
不仅简易至极，几位分管领导又是“跨专业”工作，下边十来个参谋和干事也有好几个属于准新手，所以“患疾病的徐向前，（在很多事上也）只有“事必躬亲”，在使用干部时，不得不“手把手”地教。”
而且新组织的单位，各方面还得有个磨合期吧？
草台班子的感觉有没有？——这么说并无轻薄之意，只是想说明当时条件之艰苦。
而相对的，临汾城防的坚固程度却是出了名的。
临汾城南门（拍摄于1940年12月）
临汾城是晋南最大的城市，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重镇；同蒲铁路建成后，临汾又成为其南段的重要枢纽，地理位置更加重要。
有临汾这个钉子在，不仅可以牵制我西北和黄河以南的外线部队，还可以作为阎锡山核心地区晋中和太原的屏障；对这么重要的地方，防守专家阎锡山自然是苦心孤诣，在城防布置上用尽了心思。
临汾城本身就有天然的防守优势。它建在汾河以东岸一块冲击形成的高地上，内高外低，城外平坦开阔，利于防守；用黄土依地势夯制而成的城墙非常坚厚，基座最厚处达30多米，高14米；远远望去，宛如俯卧在汾河东岸上的一头黄牛，故有“卧牛城”之称；据传当年李自成兵临城下，但屡攻不克，遂挂甲于城郊一棵树上，失望而去，故城郊有“挂甲屯”的地名；不仅李自成，据说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人攻破过临汾城。
后来，在不同时期，日本人和阎锡山又相继改造加固城防工事；运城被攻克后，阎锡山又在“日本朋友”的帮助下，进一步改造加固其工事；最终，形成了阎锡山所谓的“铜墙铁壁”，“打不破的堡垒”。
临汾除了外围据点，再往里又是环城工事、城壕、城墙，城墙以内还有内壕，“每道防线上均筑有高达两丈左右的水泥主碉，周围置有集团工事、铁丝网、暗道、鹿砦、地雷等多种防御设施”，这个不详细复述了，单看城墙的设立就可见一斑：
除了城墙上边的机炮、轻重机枪、步枪、火焰喷射器等多种火器联合使用的据点工事，在城墙半腰处也有墙内挖空改造而成的、集各种武器为一体的暗工事，城墙根处也向外挖出，构成地堡，外边只留射击口。
在所有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的设计之下，还有专门对付我军的一个附加工事，即反地道工事。
一个从运城逃到临汾的专员根据运城的情况建议，要确保万无一失，必须防备对方的坑道爆破。于是就有了临汾的反地道工事。
具体来说就是从城壕以下往外挖掘出纵深10米的地道，在地道尽头再向左右横挖，然后在横向的地道内埋设大瓮，瓮身嵌入土里，瓮口朝外，这样，如果有人在附近挖掘地道，100米内的就能听到。这种工事共设置10处，埋设大瓮20个，每处派士兵4人，日夜不停轮流听音。——这个设计在后来确实给我坑道掘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从这些细节，可以想象出临汾城防的用心程度。
守军两万五千人余人，包括胡宗南第30旅两个团及一个炮兵营，阎锡山第66师，另有杂牌军和土顽武装八个团，由阎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总指挥梁培璜负责指挥。
阎锡山对临汾城防很有信心，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这不是“打鼠如虎”、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问题，是真的面临着一个艰巨的考验。
2
徐向前太明白这种艰巨性了，所以运城战役之后，他立即就投入到临汾战役的准备工作中。
1948年2月19，徐向前将作战计划上报军委，随后带上临时组织的简易司令部，离开了冶陶。
随后先去了太岳区党委所在地阳城，召集太岳区党委、行署和军区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具体布置了临汾战役的地方工作和后勤工作；接着赶往翼城，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大会，先是由8纵司令员王新亭总结运城战役经验，然后是徐向前作报告，对接下来的临汾战役做了具体部署和安排。
王新亭
然后，即开始了部队的整训活动。
计划半个多月后，也就是3月10日，开打临汾。
可以说，准备的算是比较充分，对困难也有比较充分估计，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打临汾的难度更远在这种估计之外。
按照预定部署，部队分三路围攻临汾。
以8纵在城南，13纵在城东，太岳部队位在城北，先扫清外围据点，继而三面攻城。
另外，以原集结在赵城、洪洞一带同蒲路两侧的部队，担负防敌北窜、相机打援的任务；
以吕梁部队一部位于汾河以西，牵制城西守敌。
用了一个星期，扫清了外围大部分的据点，然后三面的部队开始向城垣附近攻击。
后来才知道，第一步外围作战之所以顺利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阎锡山太鬼。外围据点不易防守，终归是要丢掉的，所以阎锡山授意，外围远端据点由杂牌土顽武装防守，打几下就跑，而收缩主力于更切近的内环和城墙工事上。一方面收缩集中力量，减少不划算的消耗；一方面也以首战顺畅来鼓舞我轻敌之心，阎老西还是有两下子的，算的精！
再往里，才算是正式攻城的开始。
但在这个开始阶段，就显示出了我们之前对困难的估计远远不足。
面对敌人的密集火力和集团工事，我攻击受阻。打不动。
徐向前在前沿观察了敌人的布防和火力情况后，就已经“深感这场攻坚战，比我们原来的预想，要复杂、艰难得多。”
虽然一腔豪情咬牙发狠就就准备着去迎接困难，但却发现这困难程度更远在我预料之外。
这是临汾战役的关键情节，直接关乎成败。
稍微动摇一下，就是连环的信心崩塌，就是灰溜溜的失败。因为，不仅现在远出意外，后续还将继续远出意外，意外连着意外，就会形成木材的竖纹，所以现在有一丝一豪动摇的裂缝，在后续的不断冲击下就会一溃到底。
这时候，就需要坚硬如铁的决心才能把住盘面。
3
徐向前何许人也？
之前原定3月10日开打，但在3月6日徐向前突然接报，说胡宗南因在宜川战役中损失惨重，派飞机到临汾，要将城中的30旅接走，今天早上，已接走旅长尹瀛舟及一个营兵力，明天还要再来，继续接运。
一般来说，这不是坏事啊，攻城之前城中兵力减少，正好利于我攻击啊，更何况又不是在咱眼前跑掉，咱离得远，就是赶过去也不一定赶得上啊。
但徐向前接报后，马上就没有了病歪歪的样子，“眼睛发亮，瞪的大大的，一下子从躺椅上站了起来，拿铅笔在上边重重写了四个字：失之过迟！然后将情报握在手里，一甩袖子，急如星火，大步走进南屋作战室里。随即吩咐参谋处长梁军，马上给部队下达紧急出动命令，并向军委报告要提前攻打临汾。”作战参谋杨弘回忆，“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徐帅如此凶猛，根本想不到他是有病的人。”
具体命令就是让八纵紧急出动，以急行军于明晨天亮前必须赶到临汾城南抢占机场；其他部队也立即出动，赶到预定位置，准备提前发动临汾战役。
8纵出动后，徐向前还不放心，写了一个手令，大意也就是督促部队快快快，千万要赶到飞机前边，绝不能放跑敌人，让人开车追赶部队，亲手交到8纵司令员王新亭手里；并叮嘱送信人，一定要赶在8纵宿营前送到，就怕部队停下休息耽误时间。
绝不能让他跑了！徐向前认为，让敌人跑了就达不到牵制敌人、配合西北战场的目的了，关键是，“当面敌人，只有三十旅较强，让它逃走而轻易地攻下临汾，就不能取得真正的“攻坚”经验，完不成培养过硬的“攻坚”兵团的任务。”——不难不过瘾啊！狠人！
这样的人，在面对远超出预计的情况时，他可能退缩吗？情况让人头疼，那就硬着头皮上，那才更过瘾！
打不动了怎么办？打不动那就想办法换个方式再打，就一个念头，就是打。这就是克服巨大困难、走向最终胜利的心理基础。
4
徐向前在遭遇挫折后，立即对敌情、我情重新评估，“权衡再三”，决定调整部署，放弃最不易打、而且据俘虏说登城后也不易发展的城南，而集中力量攻击城东和城北。
以8纵22旅及太岳部队两个团在城南，作为助攻，牵制和迷惑敌人；以13纵攻击东关，力争消灭东关的敌66师，进而由此登城；以8纵23、24旅和太岳部队的四个团攻击城北，先分别拔除4号碉、兴隆店和日本坟等要点，然后全力攻城。
按新的部署重新开打。部队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打了几天，却发现还是不行。
打东关东南方向的13纵38旅以仅有的四门炮轰击，在城垣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突击队冲啊，但冲上去发现不行，缺口太小，形成的坡度也太陡，根本没办法形成突击；接着又采用坑道掘进方式实施爆破，一番奋战，爆破成功，冲啊，但因为指挥混乱、联络太差，我突击部队竟在缺口处发生严重拥堵，从而遭到敌人密集火力的严重杀伤，我炮兵开炮助攻，结果又打掉了我军已经冲上城墙的一个班！当然又没成功。
高手啊！但没办法，部队很努力，很英勇，不然也不会在突破口挤成一团，可奈何没有经验啊！你如果带过那种拼命努力、满头大汗、却把事情搞糟、一脸茫然地看着的新人，就可以想象这种感觉了。
打东关电灯厂据点的13纵39旅也是奋勇拼搏，经三昼夜血战占领了电灯厂，但敌66师师长徐其昌调来援兵，并亲自督战，对我实行猛烈反扑。我与敌反复争夺，但因技术动作不熟练，在越过两道壕堑时耽误了时间，在付出一定代价后，仅歼敌一个连，敌人收缩防守，最终我与敌形成对峙状态。
城北我主力部队也不顺，在攻击兴隆殿和日本坟两处据点时，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壕堑和障碍物，占领了一群碉堡，但在敌人强大炮火和死命反扑下，又被迫退回外壕。
到这时为止，我虽杀伤敌人近三千人，但自身伤亡更大，在三千人以上，而且因为攻坚作战，弹药、物质消耗量也很大。攻击陷入僵局。没办法，3月19日，我军停止攻击。
5
这是个关键时刻。
部队不仅消耗大，而且士气受损，对能否打下临汾，产生了动摇，甚至“上层领导干部中，有人对能不能打下临汾，亦发生动摇，甚至建议撤兵。”
用徐向前的话说，这是“系胜负于一念之间的关键时刻。”
这种情况下，徐向前“认为取胜的把握甚大，绝不能被暂时的困难和失利吓破了胆。”他要求，“横下一条心：不拿下临汾，誓不回兵！”
战事得以继续。
但接下来依然困难重重，特别在攻击临汾的最后、也是最艰难的阶段，因傅作义联合阎锡山威胁石家庄，军委决定从临汾前线抽调兵力应对。
这正是个机会，一种似乎蓄积已久的情绪再度蔓延开来，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军区上层领导”，再度主张放弃临汾：“莫如放弃临汾，回师东向，集中力量保卫石家庄”。
咱们打临汾两个月了，还没打下来，我看再打下去也希望不大，现在正好石家庄需要我们啊，我们去保卫石家庄，也是革命工作嘛。
这种动摇的倾向很严重，以至于朱总司令亲自给相关“不同意继续打下去”的领导写信，“如向前同志有决心，应支持他一切…”，“打临汾决不可自动放弃，更不可由后方下命令叫他放弃…”
伟人的意思也是一样，虽然因为他不在前线，对具体情况了解不直观，也有“临汾攻克是否有把握？并是否能于短期内攻克？”的疑问，并说“你部无论临汾攻克与否，第二步全力对阎作战，各个歼灭阎军…”，但在得到徐向前“攻下临汾不成问题”的答复后，也致电表示支持。
——不得不说，高手就是高手，眼界、格局就是不一样。徐向前后来说，“没有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临汾战役也就很难进行到底。”
但支持的前提是“如向前有决心”，老大们毕竟不在一线，所以打不打的决心，还得一线指挥员来下。
面对远超过预期的严重情况，面对来自战场内外的各种艰难，一丝一毫的动摇就可能使整件事情泡汤。
这时候，决心和意志是关键。
徐向前离开冶陶前，曾对夫人黄杰说，这回出去，打不下临汾不回来。在战役最困难的阶段，他对王新亭也说，胡子白了，也要打下临汾，打不下，我们就到五台山当和尚去。
这就是决心和意志。
只有一条路，不做他想。在这个基础上，才会将精神聚焦于问题本身，才不至于陷入对“行不行”的危险的摇摆不定之中。
事实上，对于已经决定了的事，一旦有所犹疑，一旦你问自己到底行不行，你内心实际上就已经放弃了。
有时候确实是这样，事情看起来没有希望，满眼崇山峻岭，莽莽荡荡，仅凭理智，你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继续坚持的。
限于特定阶段、特定位置、特定主体所形成的认识的有限性，我们不可能拥有洞悉一切的慧眼；常常是，我们看不到崇山峻岭深处隐藏着的小道，看不到事情背后隐藏着的可能性；这时候，理性思维不会鼓励你继续向前，而这就是非理性因素——如意志、决心等——大显身手的时候。
我相信，决心和意志，绝不仅仅是一种被凭空张扬的优秀品质，它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可以弥补理性有限性的巨大力量。本质上说，它是理性的延长，它本身也是一种理性。
就像徐向前，此时此刻，我不认为他头脑中有一副可以打下临汾城的蓝图，比如他在会议上曾说，打不下来，围也要围下来，比如它在给夫人的家信中也流露出这种忧虑，但是，神奇的是，他还是“顽固”地坚信，“打下不成问题”，“有把握打下临汾”。忧虑是真的，因为前景在理性判断之外，而信心也是真的，因为决心和意志作为理智的延长，可以触摸到常识之后的模糊地带。
6
部队再次受挫后，徐向前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再总结经验，再鼓舞士气，并对下一步的攻击进行了重新部署。
由两面攻击改为集中主力，突击一点，就打东关。战术上则坚决采用“土行孙战术”，以坑道爆破为主。
具体以8纵主力23旅，在东关偏北方向，依托电灯厂展开攻击；以原先作为预备队养精蓄锐的13纵37旅在东关偏南方向攻击；并集中全军火炮，掩护攻击。
攻击部队一面在地面上与敌人争夺外壕，攻击并迷惑敌人，一面秘密在地下掘进；至4月9日，23旅挖出四条地道（用了三条），37旅挖出两条地道；当天夜里，将16000多斤炸药运进地道，装填完毕，正好在徐向前限定的时期4月10前，做好了攻关的准备。
10日下午4点，正式攻关开始。首先92门火炮同时开火，连续轰击一小时，接着各种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持续射击一个多小时，按徐向前的命令，6点15分，坑道起爆。
37旅的两个坑道一个没响，另一个响了但位置测量不对，爆破处离城墙还有8米；幸好23旅有爆破运城的经验，虽然三个坑道中有一个也没响，但另两个坑道爆破成功，这就够了。
我突击部队迅速冲上去，后续部队源源涌入。经一夜激战，歼敌66师大部，东关为我占。
终于取得明显进展。
虽然还不是主城，但攻占东关意义重大。一方面是消耗了敌人力量，进了一步；另一方面是打击了敌人的信心；还有就是，打东关相当于攻城的演练，我军取得经验，再进一步打主城就有看得见的希望了。
所以对打下东关，伟人也发电庆贺。
阎锡山也坐不住了，指令正在南京出席“国民大会”的山西议员向老蒋连续请愿，要他派出飞机助战，挽留临汾危局。老蒋也知道危险，在国民大会上宣称“决心保卫临汾”，随后立即派出飞机，对我军阵地狂轰滥炸，并给临汾守军空投各种物质。
虽然接下来攻打主城仍将面临极大的困难，也仍有出乎意料的情形出现，但到这一步，前景已经在依稀可见的距离之内了。所以双方老大们有的庆祝，有的已经坐不住了。
太长了，我们下篇再聊。
这里还有个问题，你决心似铁，绝不退缩，但如果对手真的过于强大，那不就是自我毁灭吗？
这个老天早有安排，可以确定的是，能够正式对垒的两方，绝不会有天差地远的实力差距。黄老邪绝不会跟柯镇恶论剑，我绝不会跟泰森一起站上擂台，徐向前绝不会带着鄂豫皖二、三百人的游击队去打武汉。
决心本身是不可能孤立、盲目地存在的。
那些看似莽撞蛮干偶然得来的成就，其中都有着深重的必然性的纹理。我们有时候很难相信这一点，但事实就是这样。
在最严重的阶段，徐向前不仅回复军委“攻克临汾不成问题”，还说，“预计尚需时约15天”。约半个月后，临汾城破。
我们看他3月21日，也就是首次进攻全面受挫后几天，他的记事本写的是：“本月来围城作战情况和问题；两日后攻打东关部署要点；下一步晋中战役须提前布置事项；关于建军问题，拟向军委提请参考的个人意见…”你觉得前途茫然，人家却已经在考虑下一步的作战目标了。
这就是高手，已经将决心和意志——作为一种理性的延长的因素，结结实实缀补到理性的边缘了，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理性之外的补充的东西，在他这里已经常态化了。
于那些牛人而言，决心和意志，不是偶然的迸发，它本身已经生长成理性思维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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