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餐是中国人的餐饮方式
中国传统的饮食方式是合餐制，亲戚朋友围坐一桌，共同品尝美味佳肴，这种饮食方式既方便亲人之间的交流，在用餐时又可以一起享用多种美食，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挑选菜肴享用，是一种富含智慧的饮食方式。
最近几年，因为人们的健康意识的提高，有人又提出合餐制不符合卫生理念。在一起搛菜的时候，容易造成疾病感染，开始诟病合餐制，认为分餐制是高级的餐饮方式，合餐制是原始、野蛮的饮食方式。这种说法实在是有些过头了，也缺乏文化自信。让我们回头去看一下历史上，我们饮食方式的的演化过程，客观地去认识合餐制的文化价值吧。
基诺族依然保持分食的传统
在原始社会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们是共同捕猎、采集野果、种子、根茎等食物，为了维护群体的秩序，所有的食品要分成等分进行分配，只有这样才能维系种群的繁衍，尤其是猎物这种整个的食物更是如此。
原始人用来切肉的石刀
原始人已经学会使用石制的刀具来分割肉食，主持分割的人往往是部落中德高望重的人，分配时一定要公平，才会获得部落人们的尊重，这项工作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演化出后世的主宰、宰相这样的职位。
陶器发明之前食物是生食或者烤炙的，每个成员将自己分到的肉直接吃掉，或者烤熟吃掉就可以了，由于没有什么复杂的菜，根本也不需要合餐。
从这一时期的分配方式来看，分餐制的雏形就已经形成了。这时的分餐制形成的目的并非为了讲究卫生、避免疾病的交叉感染，而是保证氏族成员能够得到等量的食物。
陶鬲
在新石器时代时代，陶器被发明出来，煮、蒸的烹饪方式也有了。在早期的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灶、炉、壶、钵、鼎、釜、甑、鬲等炊具。这个时候陶碗也发明了，配合陶碗使用的餐具有骨匙，这个时候肯定是把煮熟的食品分到碗里，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份，这也是分餐的形式。
陶釜
这个时候出土的陶器多是圆底，除了炊具可以放在支架上，餐具却没有办法放在平面上，所以很有可能那个时候是没有餐桌的，餐具是放在土地上的。
汉代跪坐俑
商周时期，礼制渐渐形成，尤其是周代前期，礼法极为严格。彼时人们进食是在地上铺较大的筵，筵上再铺一张席子，一人一席，进食的人坐在席子上，前面放很矮的几案。席子的用法也有等级之分，天子铺五重席，大夫铺两重席，普通人只用一重席，所以现在的汉语中有筵席、一席之地、席位的说法，席的用法就反映了古人分餐的规则。
西汉镶贝铜龟席镇
《礼记》中详细记载了进食的礼仪：“凡进食之礼，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醯酱处内，葱渫处末，酒浆处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这样安排食物的摆放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是适合右利手的。
殽是带肉的骨头，汤水比较少；胾是大块的肉（胾，zi，四声，《说文》：大脔也。），比骨头要湿得多，放在右边，拿的时候距离近，汁水滴落的可能性小。
《说文》：六谷之饭曰食。食是用甗蒸熟的，没有汁水，因此放在左边，没有关系；羹有汤水，放在右手边，吃起来方便。
脍炙是干的，吃的时候蘸醯酱，为了防止醯酱滴在案上，就要把脍炙放在较远的位置，醯酱放在靠近进餐者的位置。
葱和蒸葱这样的菜类放在最左边，酒这样的液体放在方便的右边。如果放了干肉，朐置左，末边际置右，右手取祭，擘之便也。我们看到几案上的食物摆放依据，完全是考虑一个人饮食的方便程度，由此可见当时的餐饮方式是一人一席一案，案上的饭菜调料都是一个人份的。
鸿门宴座位安排
这种分餐制从商周诞生起，一直到秦汉之交，依然延续此种方式。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所记载的情节中有这样的坐席安排： ”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两汉以前和我们现在以北为尊不一样，宴席是以西为尊的，项羽是霸王所以要坐在西面。项伯是项羽的小叔父，辈分在那摆着，所以项羽和项伯都是西向而坐的；但是在权力大小上，还是以项羽为大、为主，不可能同案而食，所以他们二人应该是列了两张几案，项伯的几案应该在项羽的南边。
鸿门宴
范增坐在北面是其次的席位，因为距离远，提醒项羽动手杀刘邦不方便，所以“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位置最次是刘邦坐的南面。而东面是入口，一般不设席位，所以张良连位置都没有，他也不可能和刘邦挤一挤用一张桌子的，只能站着“西向侍”。之后樊哙闯进来，披帷西向立，项羽赐酒和生彘肩，樊哙是搁在盾上切着吃的，并未合席，也是一人吃一份。从这段文字来看，在秦汉之交的宴席上依然是保持一人一席一案的饮食方式。
举案齐眉
这是宴席吃饭的礼仪，那么平常老百姓也这样吃饭吗？
我们较为熟悉的一个成语叫“举案齐眉”就给我们提供了相关证据。《 后汉书 ·梁鸿传》： “ 遂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梁鸿家是够穷得了， 孟光嫁给他的时候，她父母给他做了”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婚后，两个人搬到吴地，靠着梁鸿给皋伯通家舂米为生。孟光给做的饭依然是他自己的份，放在一张小（卓）案上端来给梁鸿吃，这个（卓）案肯定不是像项羽用的那种大（卓）案，孟光”举案齐眉“也不容易，应该是像现在日韩吃饭用的那种三四十公分的食床差不多，里面有饭、酱、羹、菹几样罢了。东汉时期，像这样贫穷的佣工家吃饭，还是夫妻分食，更何况其他人家了，所以分食制度在当时是普遍的。
韩式的小餐桌
这段时间的饮食礼仪不止是人与人之间要分开坐，就连男女也不能杂坐。
《礼记·曲礼上》：“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姑、姊、妹、女子已嫁人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
这个是正规的礼仪，但是我们反向观之，在日常生活中，小孩子同席而坐、同器而食的现象还是有的，所以要特别告诫，长大了以后，这种事是不能在发生了。男女不能杂坐是在中原地区，离开了这些地方，限制就没有这么严格了。《楚辞补注》记载：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注：言醉饱酣樂，合鐏促席，男女杂坐，比肩齐膝，肆意调戏乱而不分别也。
胡床和椅子
汉朝时，人们吃饭的时候依然是用席子，还有配合席子使用的席镇。而坐姿有三种： 跪坐、箕坐和踞坐。跪坐是最符合礼仪的，要先跪下，然后臀部坐在脚掌上，腰要挺立，不能随意动摇，看着正式，但是非常累人，坐久了会“腓痛、足痹、转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箕坐是两腿岔开来做，因为古人是不穿裤子的，这样岔腿坐的话，对面的人就看见不该看的了，所以是一种很无礼的坐姿。踞坐就是蹲着，更是不雅观，都是非礼仪规定的坐法。
战国几
所以，用席子的话，只能用跪坐，除了姿势累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在夏天的室内，这样跪坐还好，如果是冬天，在室外的话，这样直接跪在地上，就太凉了，再有个老寒腿什么的，根本支持不了一刻钟，尤其对于老年人更是一种负担。万一天子诸侯开一个会，一开开一两个小时，腿肯定就站不起来了。为了减轻负担，古人还有一种辅助的坐具：几，在坐的时候，可以把肘依靠在几上，累的时候，可以撑一下，减轻腿的压力。虽然几能多少减轻跪坐的负担，但是跪坐还是一种很辛苦的坐姿。
东汉末年，游牧民族的胡床传入汉地，这种坐具可以垂足而坐，出行的时候，可以折叠起来挂在马上、车上，还不用坐在凹凸不平、冰凉潮湿的地上，一经传入立刻风行起来。
《后汉书· 五行志》：“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三国时期，曹操也赶着个时髦坐过胡床的，《三国志》：“公（曹操）将过河 ，前队适渡，超（马超）等奄至，公（曹操）犹坐胡床不起 ”。
到了西晋，胡床就相当普及了，成为晋朝居家必备的物件了。《宋书·五行志一》：“ 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煑、貊炙。贵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会，皆此为先。”
那个与石崇比富的王恺与王济打赌射箭，以自己牛“八百里驳”为赌注，王济先射中了箭靶， “因据胡床, 叱左右速探牛心来 , 须臾而至, 一割便去“，可见王恺和王济在室外时坐的是胡床而不是席。
随着胡床的流行，垂足而坐逐渐成为主流，以前的跪坐太累，慢慢就消失了。虽然是坐的方式发生改变，似乎跟饮食方式无关，却有着内在联系。垂足而坐的方式，比以前要高很多，以前吃饭的案就变矮了，所以相对的吃法的案就需要增高，这为最后转移到桌上吃饭提供了条件。
王羲之
魏晋时代礼乐崩坏，战乱频仍，人们对于两汉时期的严格的礼法进行反思，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一种生活态度。两汉时代讲究“”汉官威仪”，到了两晋，玄学风行，流行起来“晋人风流”，尤其是上层贵族对于礼法开始有逆反心理，尤其对于正襟危坐的跪坐方式。
《晋书》中记载“东床快婿”的典故中，太傅郗鉴到王导家挑夫婿，看见“王羲之独坦腹东床，啮胡饼，神色自若”，里面的王羲之穿的衣服直接敞开怀来，有客人来了也不起来打招呼，独自捧着一个芝麻烧饼在啃，郗鉴却对于王羲之的这个派头很赞赏。这个场景说明晋人的贵族阶层中，礼法已经失去了秦汉之前的那种约束性。郗鉴来到王家的时候，显然不是用餐时间，而王羲之却拿着一个烧饼随便在啃食，说明饮食礼仪也在开始变化了。
薤白
在《世说新语·黜免》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桓公坐有参军椅，蒸薤不识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终不放，举座皆笑。桓公曰：‘同盘尚不相助，匡复危难乎？’敕令免官。”
这个故事说的是东晋大将温桓与众人一起用餐，其中有一个叫椅的参军，在用餐的过程中用筷子夹蒸薤白，蒸过的薤白是滑溜溜的不好夹，椅一直夹不起来，但是椅呢却还在夹，样子很滑稽，一起吃饭的人就笑话他。温桓就说：大家都在一个盘子里吃饭，你们却不帮助他，还用指望你们一起匡扶危难么？于是把同桌吃饭的人都罢免了。
这里就很明确地提到了东晋时期，聚餐的时候，就有共用餐桌，甚至在一个盘子里吃菜的事例了。当然这个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是在兵营中。行军在外，不比在宅子中餐具充足，有可能出于实用考虑才共用餐具的。而且那时候还没有高腿大桌，不可能是所有的人围坐一桌共同用餐，罢黜的人也不可能是所有的人，而是跟椅共用一个食案的人。按照当时食案的大小，极可能是两个人共用一套餐具，温桓罢免的只是另外一个人，杀鸡儆猴，告诫其他军官要相互帮助、相互团结、才能共同匡扶危难。其实也反映了一个问题，两晋时期的频繁战乱，使人们顾及不了那么多繁文缛节，能吃饱就很好了，尤其是行军途中，更是顾不上了，共用餐具已经很平常了，连参军这样的职务都要和别人共用一个餐盘，更何况其他普通士兵。
阮咸
《世说新语》中还记载了关于文人共用餐具的事例：“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这里讲的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和他们的族人的聚会，他们一起喝酒的时候为了喝的痛快，直接放弃了先从酒瓮中打酒到酒杯中再喝的方式，而是直接共用酒瓮，围坐一起，轮流从酒瓮中直接喝，这必然不免涎沫交流，但是大家却不以为意。有的时候，散养的猪看见他们喝的开心，也上来凑热闹，阮家弟兄也不驱赶，索性和猪共享美酒。竹林七贤在当时的文化圈是很有名的，引导了时下潮流，当然他们的这种做法在晋朝也是超前的行为艺术，不是常度，所以《世说新语》才会当奇事来记载，只是标志着合食制的确开始萌芽了。
《魏书》中记载了鲜卑人穆寿的一件事:“遇诸父兄有如仆隶，夫妻并坐共食，而另诸父馂余。其自矜无礼如此，为时人所鄙笑。”说是穆寿对他的叔叔伯伯非常不好，他们夫妻二人坐在一起共同用餐，但是让他的叔叔伯伯吃他们两口子吃剩的东西，这件事向我们提示了鲜卑人有夫妻共食的习俗的。
《魏书》中还有一个汉人的例子，在《魏书·杨播传》中记载：“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盘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还，亦有过中不食，忍饥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别食也。”
杨播出自中华大家族弘农杨氏，在他曾曾祖父杨结时就是慕容燕国的中山相，曾祖父杨珍时归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杨播的母亲王氏又是北魏文成帝皇后冯氏（鲜卑化汉人）的外婆。所以他们家既保留了汉家忠孝思想，在饮食起居上又受鲜卑影响。他的兄弟在家时，必须同盘而食，兄弟没回来，就一定要等全部回来之后才动筷吃饭，因为兄弟八人，只存活下来三人，亲情是最重要的，所以不能分开吃饭。合食可能是鲜卑的习俗，但是顾及兄弟亲情，才同盘吃饭又合乎了忠孝的思想，是杨播家自主的一种选择，而不是外在的强迫。为何兄弟八人只余三人呢？真是因为魏晋时期连年征战，他的兄弟们都死掉了，这也是合食制产生和推广的一个时代背景。
北齐壁画
在南北朝的北朝五个政权中，合食已经不是特别禁忌的事了。《北史》中记载了北齐御史崔赡的一件轶事：
赡性简傲，以才地自矜，所与周旋，皆一时名望。在御史台，恒宅中送食，备尽珍馐；别室独餐，处置自若。有一河东人士姓裴，亦为御史，伺赡食，便往造焉。赡不与交言，又不命匕箸。裴坐观赡食罢而退。明日，自携匕箸，恣情饮啖。
崔赡这个人是出自望族清河崔氏，人长得皮肤洁白、举止风流、才华横溢，但是这个人有点孤傲、不合群。在御史台工作期间，也不吃单位食堂，总是让佣人做好了饭菜送过来，而且都是珍馐美味，他也不跟其他同事一起吃，就自己找个单间，吃独食。同事里面有个姓裴的御史，看见崔赡自己吃好吃的，就到他的房间去，崔赡也不理他，也不招呼他、不给他餐具，裴御史就坐在旁边看着他吃，崔赡也不觉得尴尬。裴御史觉得恨得慌，第二天就自己带了筷子勺子，到了吃饭点，就直接进去和崔赡一起吃喝，丝毫不以为意。通过这个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当时按照常礼，崔赡应该给裴御史匕箸，邀请裴御史一起共享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裴御史才觉得崔赡是无礼的，用“自带匕箸、不请而食”的方式去埋汰崔赡。
其他证据：
北齐徐显秀墓壁画
北齐徐显秀墓壁画是保存较好的珍贵史料，里面有夫妇二人共用一张食案的情景。
北齐刻绘安伽墓
北齐安伽墓彩绘中，最右侧的那一幅中也有夫妻二人共用一个食案的情景，在第一幅中，人的坐姿有两种，一种是跪坐，另外一种是趺坐，这种趺坐的方式是佛教传入，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结果，趺坐比跪坐要舒服的多，渐渐为人们所接受，一直到唐朝人们开始坐在高凳上，使用桌子吃饭时，有一些人还是忍不住在凳子上盘腿趺坐。
其他方面的因素：
古气象学家竺可桢通过史料记载，推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寒冷期。这一时期的气温要低于两汉时期，三国时期就有记载“比年以来阴阳错谬，四时逆节，日食地震，中夏陨霜，参之典籍，皆阴气陵阳”；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夏四月壬申，陨霜”；北魏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邺，入治日，暴风大雨，冻死者十数人”。气温的降低，使以前的席地而坐也变得不舒服起来，所以离地而坐的胡床才会流行。
气候的变化，使农牧业界限向南迁移，北方游牧民族开始南下，在晋朝时就有大量鲜卑进入中原农业生产区域，因为他们没有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只能沦为中原贵族的雇佣军和地主的佣工。西晋博陵公王浚曾引段部鲜卑骑兵十万之众攻打过羯族的石勒。在这些连年征战中，这些游牧民族逐渐强大起来，并最终建国。随着民族之间的接触，双向文化交流也开始了，鲜卑人开始接受汉地的文化思想，汉人也开始接受鲜卑人的饮食方式，于是原来的分餐制开始发生变化。最初的合餐是在亲人之间，如夫妻、兄弟，后来扩展到同事、朋友、同僚之间。
袴褶
魏晋之前，中原人穿深衣，通体上下包裹，所以只能跪坐，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中原服饰发生了巨大变化，窄袖、短衣、袴褶成为主流服饰，甚至妇女也开始着袴褶，深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跪坐也渐渐消失，为垂足而坐提供了前提条件。
我们看看现在依旧保留跪坐、案食的日本和韩国，他们的居室是很矮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斗拱技术大量地运用在建筑上，增高和拓展室内的空间，空间的拓展，需要大尺寸家具来填补，到唐宋逐渐出现了床榻、筌蹄、桌椅这样的家具（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
周昉纨扇仕女图局部
最基本的生活习惯的演变的时间往往是很长的，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到了隋唐时期，高足坐具已经相当普遍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形成合餐制，因为唐朝的主要饮食依然是五谷蒸制的饭类、烤烙炸蒸的饼类、粥类、馄饨、烤炙的肉类，还有各种各样的汤羹，这些饮食完全没有必要合餐。但这一时期吃饭的地方从几案转移到了较大的桌子，会餐时是大家围坐一起用餐，而食物基本上还是一人一份，还不是合餐制。
唐朝时，桌椅绣墩等物已经比较普遍，坐在地毯上也是常见的，但是坐姿已经不是跪坐了，我们可以在唐朝遗留的一些画作中窥得一二。
周昉的纨扇仕女图局部
图中一位仕女坐在一张精美的雕花月牙凳上，凳子还不是很高，跟右侧的绣绷高矮差不多，坐姿也很随意。右侧绣花的的三位仕女我们能看到两位的坐姿，一位是盘坐，一位是踞坐。
唐朝宫乐图
《宫乐图》显示的场景就和秦汉时一人一案的场景完全不同，十位仕女围坐一张大桌子周围，用的也是无靠背的月牙凳，中间放着一大盆茶汤，一位仕女拿着长把勺子在㨤茶汤到自己的碗里，有了合餐的样子。
内人双陆图中也做的是月牙凳
捣练图中的月牙凳
中唐时期的《野宴图》壁画
因为这个是在露天进行的野餐会，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们依然是带了长凳、长桌，当然这时候的桌和凳还是比后世的要矮一些。参加宴会的人们坐在三面，一面放了一张小桌，上面放了一个汤盆，唐朝时人们太爱喝汤羹了，相当于现在的菜了。汤盆里面放了一个大勺，这个是要舀到客人眼前的碗里的，谁先喝完了，还可以再添，所以要把汤盆放在餐桌边上，添汤羹的工作应该由仆人来做，和宫乐图中的自助不一样。每个人眼前有自己的碗、碟、盘、筷子，在座的一共九人，碗碟盘是十八个，正好每人分两个，里面的东西应该是一样的，这是保持分食的习惯。另外桌子中间一排却是单独的，尤其是最中间的苏合山，也就是冰淇凌是珍贵的食物，极不易得，只有一盘，吃的时候肯定是要分食的，而苏合山旁边并没有共用的匙匕，只能是用自己的筷子吃了（唐朝王泠然《苏合山赋》：随玉箸而必进），这又有现在合餐制的特点。从这幅《野宴图》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唐时期，人们已经习惯于围坐大桌共同用餐了，但是此时人们还依然保持着部分分餐制的习惯，一些常见的饮食依然一人一份，汤羹是用公器在现场分食，而有一些珍贵的菜肴，由于不是很容易得到，价格昂贵，不可能一人一份，所以用一盘共食的方法食用。
唐朝宫殿复原
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是非正式的场合，而在国家层面，皇帝举行重大的聚餐，依然严格遵守礼法，实行分餐制，一人一桌。因为一人一桌比较占地方，所以只有重要的大臣才能在朝堂上用餐。“文官三品以上于御座东南，西向；介公、酅公在御座西南，东向；武官三品以上于其后；朝集使都督、刺史，蕃客三等以上，座如立位。“因为是一人一份的用餐，不同品秩的官员的用餐标准还不一样，“与光禄视其品秩，分其等差而供焉”。其他品秩不够的官员也不能撵回家吃饭啊，所以还有廊下食制度，其他官员按照官位大小在大殿外面的廊下用餐。
“左右厢南衙廊中食，每日常参官职事五品以上及员外郎，供一百盘，羊三口。余赐中书门下供奉官。”“若御内坐当参日。即于廊外设食，并给门下中书。有余赐供奉官六品以下。”
廊下食制度一直到宋朝依然延续，说明就是在合餐制盛行的宋朝，分餐制一直存在，而并没有消失。
宋朝廊下食制度：设宰相、使相、枢密使、知枢密院、参知政事……御史大夫、中丞、三司使……统军、军厢指挥使坐于殿上，文武官四品以上……坐于朵殿，自余升朝官、诸君副都头以上、诸蕃进奉使、诸道进奉军将以上分于两庑。宰臣、使相坐以绣墩；（曲宴行幸用杌子）参知政事以下用二蒲墩，加罽兟；（曲宴枢密使、副并同）军都指挥使以上用一蒲墩；自朵殿而下皆绯缘毡条席。殿上用金器，余以银。
清明上河图中就是在饭店里合餐了
即便是坐了椅子、用了桌子，大家开始围坐吃饭，也不必然就一定要产生合餐制，因为这些条件在西餐中都有，但是他们依然没有产生合餐制。之所以中国人在宋朝普及了合餐制，一方面唐朝中期已经普及围餐方式，有了餐具、饮食习俗的一些铺垫，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宋朝时，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在城市中商业发达，尤其是餐饮业极度兴盛，食肆酒楼之间相互竞争，推出了花样繁多的菜品，尤其是炒菜的盛行和各种烹饪手法的发明，使人们能在很方便地在外就餐，吃到丰富的菜品。
韩餐一个特点：碟子特多
大家知道，在汴梁城房价是很高的，一个饭店的面积大小有限的，要想赚钱，必然要增加桌数和翻台率。假如四个好朋友一起到一家饭店吃饭，他们点了六个菜，如果按分餐制来招待，就要四个食案，二十四个盘子，这一下子就占了一大片地方，还要雇刷盘子的。但是如果是合餐制，一张四仙桌就可以搞定，哪怕他们点了八个菜也放得下，刷盘子就需要刷八个盘子就好了，商家节约了时间和成本；客人还能品尝到更多的菜品，哪怕其中有自己不喜欢吃的菜，还有别人喜欢吃，也不至于象分餐制那样分到自己盘子里，自己吃不了就浪费了。除了健康问题之外，合餐制真是一种经济的用餐方式。
这个你怎么分餐？
由于食肆的普及，普通百姓也可以在外解决吃饭问题，自己只要安心工作赚钱就行了，不必再为做饭操劳。这种合餐方式也就自然而然地传入普通百姓家里了，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家人需要在家中做饭时，多做一些菜品，围坐共盘而食，与家人一同享用，也是天伦之乐。
《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经济市井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置饮食，不置家蔬”。
《梦粱录》：“盖经济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
可以说共餐制实际上是宋朝饮食业爆发式发展、饮食种类空前增多直接引起的。就是现在搁在现在说，中国的菜品种类是世界上最多、最丰富的，也不会有人出来反对。这样丰富的菜品象日韩那样用分餐制，一个十口之家过年的时候聚会，做二十个菜的话，这个家起码就要准备两百个碟子或碗，一个食案一平米，这个家庭的餐厅起码就要四十平米才能调转开，这是极其浪费的一种餐饮方式。
普通人家的年夜饭，一分餐家里就坐不开了
那么合餐制影响到餐饮礼仪了吗？它是一种落后野蛮的饮食方式么？
恰恰相反！中国的饮食礼仪不管是分餐时代还是共餐时代一直是要求严格的，尤其是共餐制诞生以后的明清时代，因为共餐涉及的人不仅仅是自己，还有其他人，要求进餐的人要比以往更加自律，不要影响到同桌的人进餐，甚至这种要求都被写进了教科书中。
中餐礼仪也很多
唐宋之际盛行的《太公家教》中说：“与人共食，慎莫先尝，与人共饮，莫先把觸。 ”这是要求人们在共餐时要顾及到其他人，不要自顾自地想开始吃喝。
南唐世家江州陈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设广席，长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余，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诸犬为之不食。”这是讲江州陈氏家族家教严格，在共食的时候，按照长幼次序有序进餐的场景。他们家不但人讲秩序，连狗都训练的遵守共餐礼仪。
不能乱翻菜品
至今，我们共食时依然遵守这样的礼仪，首先按照长幼尊卑排序，坐在符合自己身份的位置上。其次，要等待所有参加者到齐，才由长者宣布开席。还有，在用餐时要顾及其他人的饮食卫生，不能越过他人去搛远程的菜品，也不能在菜盘中翻来翻去，羹汤之类要用大勺分到小碗中才能食用，不能用小勺直接伸到汤盆里喝等等细致的要求。
所以合餐制下，礼仪的要求丝毫不比分餐制少，它并不是落后野蛮的餐饮方式，假如一个人不想遵守礼仪，不顾及其他人的感受，那么用什么餐制都不会是文明的。那种认为西方人用分餐制就是文明的说法，实在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蒙古族饮食
网上有种荒唐的说法，说是合餐制是蒙古人强迫中国人实行的。且不论中国的合餐制在宋朝已经普及了，就是蒙古人自己，他们是实行分餐制的。
蒙古人是游牧民族，他们是不会携带高桌大椅四处走的，所以他们的旧习俗是不可能存在大桌围食这种客观条件的。
奶豆腐
他们的饮食主要有白食和红食，还有茶，跟汉地贸易后逐渐习惯吃一些米面作为辅食。白食是奶制品，就是奶酒，奶茶，奶豆腐这些，奶酒、奶茶一人一碗分着喝就是，奶豆腐搁手拿着吃就好了，有什么好共食的？红食就是肉食，手把肉和羊背子给客人吃的时候都是切好的，按照客人跟主人的关系远近进行分配。吃的时候要用刀切着吃或撕着吃，不能直接用嘴啃，也没有什么可以在一个盘子里共食的东西。他们又怎么会把自己没有的习俗强加到别人头上呢？
诈马宴场景
在非正式场合，有可能是主客围坐一起用餐。在大型的宴会上，例如诈马宴上，人们是席地盘腿使用单独的食案，围成一圈，中间的空地上可以表演歌舞，更加接近于秦汉时期那种用餐方式，只不过用餐地点在蒙古包里罢了。
中国饮食文化会越来越好
经过对合餐制产生过程的梳理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合餐制有外在的因素，更多的是内在的原因造成的。环顾地球，其他民族或有一些合食的现象，但是却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有中国这种一同享用丰富菜品的合食方式。他们没有，怎么自外部加于我们头上呢？必然我们从我们自己对于亲情伦理的需求、对于美食共享的需求、对于经济节约的需求，自发地、逐渐地产生的一种独特的饮食文化。这种文化是富有智慧、极具人情味道的一种饮食文化，也是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合食制度也充分考虑人在紧密接触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矛盾，因此有一系列的餐桌礼仪来调和这种矛盾。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又有可能因为世俗化，这种礼仪在每一个地区产生了一些变性，引发了一些反对意见。尤其是在共食过程中的饮食卫生问题，于一个盘子中共食菜肴，不免有“涎沫交流“之嫌，由此引发了一些人关于疾病传染的担忧。
公筷
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因为这个担忧就全盘否定合餐制是不是有些因噎废食？一双公筷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难道要把整个中国饮食否定？这个似乎就太极端了。
还有一种说法，说共餐制是原始野蛮的，只有西方的分餐制才是文明的。但是我们从用餐方式产生的过程来看，分餐制似乎是一种更加原始的用餐方式，为了减少氏族成员之间的争执，原始社会人们就采用了分餐制；而共餐制的最终定型是因为宋朝经济发展和餐饮业的发达，就发展阶段来看，共餐制才是更高级、更文明的餐饮方式。
色香味俱全的中国菜，分餐了就破坏了菜品的整体美观
从唐宋至今，中国的饮食文化积累和发展了一千多年，才有了现在的规模，这种丰富的饮食体系需要共餐制这种高效集约的进餐方式才能维系。我们对于自己民族的饮食文化应该珍惜和维护，而不能出现问题就想到全盘否定，这是思想上没有根基的表现。公筷的提出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变通方式，用一个小小的改变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贸然要用全部西化那样极端的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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