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酷的方程式”
与当代中国科幻中的“铁笼困境”
王瑶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摘要：本文讨论的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中的一个核心意象，即人在“理性铁笼”中的生存与道德困境。这一论述首先从美国科幻作家汤姆·戈德温的短篇故事《冷酷的方程式》入手，故事中“方程式”所代表的四种不同层面的“法”，让我们看到科幻小说如何自反性地暴露出作为其根基的人文主义话语内部的裂隙和悖谬。这篇小说于1982年被首次译介到中国，并在中国科幻作家与读者群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着重选取当代中国科幻中的相关代表性文本，分析其中对于“铁笼困境”的呈现和想象性解决方案，从而挖掘出中国科幻中的民族寓言维度，及其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之间的互动过程。
关键词：中国科幻，冷酷的方程式，理性铁笼，铁屋子，现代性悖论
1954年，美国科幻作家汤姆·戈德温（Tom Godwin）在《惊奇》（Astounding）杂志上刊登了一篇作品《冷酷的方程式》（The Cold Equations）。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星际拓荒时代，一艘急救飞船奉命去为目标行星上六名得病的探险队成员运送可以救命的血清。在旅途中，驾驶员发现飞船上藏匿了一名偷渡者。按照星际条例，“急救飞船内一经发现偷渡者，应立即抛出舱外。”因为偷渡者的额外重量，将使得飞船在降落时提前耗尽燃料而坠毁，造成驾驶员、偷渡者与六名探险队员的死亡。没有想到，偷渡者竟是一位天真美丽的十八岁姑娘，为了去看望哥哥而偷偷躲进飞船。虽然于心不忍，但驾驶员仍不得不将残酷的真相告知姑娘，然后执行了法令。[1]
实际上，小说的结局并非作者原意。戈德温原本打算设计一些巧妙的方法，让姑娘和驾驶员一起安全着陆，但《惊奇》杂志的主编约翰·坎贝尔（John W. Campbell）数次将稿件退回，坚持要求姑娘必须死，才有了现在的版本。小说发表之后引发广泛反响：许多读者写信给杂志编辑部，对故事结局表示不满；一些评论者则从工程技术角度，对故事中的逻辑“硬伤”提出批评；此外亦有多位科幻作家创作过类似故事，试图用各种方式改写故事结局。正是这些持续不断的争议，使得这篇看似简单的故事成为科幻史上的经典之作。[2]
1982年，《冷酷的方程式》中译版发表于《科幻海洋》第四卷，之后又陆续刊登在《科幻世界》和其他杂志上。过去三十多年间，相继有多位中国科幻作家或改写原作，或在自己的作品中讨论过类似的两难困境，而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及其“黑暗森林”法则，正是后者最具影响力的代表。可以说，“冷酷的方程式”，或者说人在“理性铁笼”（iron cage）中的生存与道德困境，作为一种情结或一种核心意象，亦深刻地渗透于中国科幻作家的思考与写作脉络中。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读者和评论者在谈及这些作品时，都倾向于将其视作“电车难题”（The Trolley Problem）的不同版本，并在相对抽象的语境下讨论故事中的两难困境（譬如是否应该为救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人）。在此过程中，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所包蕴的丰富内涵则未能得到深入阐释。本文正是从后一种角度入手，首先对戈德温的原作进行文本细读，通过讨论故事中“方程式”所代表的四种不同层面的“法”，分析科幻小说如何自反性地暴露出作为其根基的现代性话语内部的裂隙和悖谬。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选取当代中国科幻中的相关代表性文本，分析其中对于“铁笼困境”的呈现和想象性解决方案，从而揭示出原作中的现代性悖论如何与转型时代中国的种种社会文化焦虑之间产生共鸣。通过这些讨论，本文试图挖掘出中国科幻中的民族寓言维度，及其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之间的互动过程。
▲汤姆·戈德温《冷酷的方程式》
Tom Godwin The Cold Eq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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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种法则、理性铁笼与“人之死”
《科幻之路》的作者詹姆斯·冈恩在评价这篇作品时谈到：“我们必须学会法则，然后按法则办事。《冷酷的方程式》之中的法则就是太空边远地区的条件，就是人不能凭感情办事。”[3]小说标题中的“方程式”代表着某种人力不可违抗的“法则”（law）。但如果仔细审视，我们会发现，小说中的“法则”其实包含了四种不同的层面。其中前两种体现得较为明晰，而后两种则较为隐晦。
在小说中，“law”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时，指的是人为制定的“法令”。文中写道：“这是法令，这是无情的星际条例（interstellar regulations）第八章第五十节里及其率直而明确地规定的法令：急救飞船内一经发现偷渡者，应立即抛出舱外。”[4]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法令，是因为太空拓荒地带（space frontier）的资源极为有限，而姑娘的错误则在于她在资源丰沛的地球上长大，对拓荒地带的法令及其制定的原因一无所知。这样一来，整篇作品便可以被解读为一个法律惩罚无知者的故事，而作者亦详细展示了作为“执法者”的驾驶员对姑娘进行“说服教育”的过程：经过反复解释，姑娘从最初的迷惑不解，到震惊恐惧，到痛苦悔恨，到最后心甘情愿“伏法”，自己走进气舱去接受死亡。正如冈恩所说，“最大的罪孽是无知……得救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学习，获取知识”。而姑娘所缺乏的“知识”，除了法令本身之外，还包括使法令的合法性得以成立的一整套知识话语与常识系统。
由此，小说顺理成章引出“法则”的第二层含义，也即客观的“物理法则”（physical law）。由于运动方程规定，“h量的燃料不能给重量m+x的急救飞船供给安全到达目的地的动力”[5]，于是姑娘就成了这个冷酷的方程式里不受欢迎的x。继而，这条物理法则又被等同于具有普遍性的“自然法则”（laws of nature）：
“生存需要秩序。这里有秩序，自然的法则，不可废除，不可变更。人们可以学会利用它们，但是不能改变它们。”[6]
宇宙遵循自然法则运行，它会毁灭一整个星系，也会毁灭拓荒地带中的人类探险者，这些“必然王国”中的法则限制着人类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故事中所有角色，从驾驶员到那些同情姑娘命运的司令官和技术员，都不过是方程式中没有自由意志的运算符号，遵从自然法则而行事。正是这种必然性赋予小说以真正的悲剧色彩。
然而，小说中作者所提供的阐释，其实只说出了“法则”的前两个层面，却同时隐藏了另外两个包含在叙事逻辑中的层面。首先，在“急救飞船内一经发现偷渡者，应立即抛出舱外”的法令背后，其实存在着一种经济实用主义（economic pragmatism）的法则。正因为在航天工程中，每一克载重物都意味着巨额的成本投入，才必须借助数学工具精打细算，严格控制急救飞船所携带的燃料。反过来说，正因为严格控制成本与有限的生存资源，已成为太空题材科幻小说中普遍被接受和熟知的“常识”，才使得背后的经济法则变得不可见，亦无法被讨论。设想一下，故事中的立法者是否有可能制定一条新的法令，要求“急救飞船必须携带一定量备用燃料以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废除“抛出偷渡者”的法令？这种可能性在逻辑上并无问题，但小说中却完全没有被提及，也很少有读者对此提出质疑。
最后，与经济法则同样隐秘的，还有一整套官僚科层制（bureaucracy）的法则。在小说中，除了一张写有“未经许可，严禁入内”的警示之外，没有任何严格的安全措施阻止偷渡者上船，因此姑娘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便轻松溜进飞船。与之相比，惩罚偷渡者的制度则异常严苛，驾驶员甚至随身配备喷射枪，如果偷渡者不肯就范，他有权将其击毙抛出舱外。显然，正是这样一套明显存在漏洞的管理制度，使得此类悲剧不止一次发生。正如小说明确告知我们，驾驶员在其职业生涯中经常需要处理偷渡者，以至于“早已习惯了无动于衷地看着另一个人活活死去”。然而，正是因为这套制度得到“法令”和“自然规律”的背书，使得身在制度中的每一个个体，包括驾驶员和其他决策者，都免除了对于姑娘之死的道德责任，而不可能对制度本身提出任何质疑。[7]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在这个意义上，《冷酷的方程式》恰正印证了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中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在鲍曼看来，“道德与实用相分离，是我们的文明进程取得的最蔚为大观的成就和最令人胆寒的罪行的基础。”[8]道德行为并非孕育于所谓的“现代文明社会”之中，恰恰相反，强劲的道德驱力有着前社会的起源（譬如对于他人的责任感），而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则以各种方式削弱了道德驱力的约束力，使得行动者的行为“善恶中性化”，并以此将各种非道德的行为合理化与合法化。这一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步骤，在于通过一系列技术性操作手段，将作为道德行动对象的“他人的脸”抹去，从而使得那张脸所提出的道德要求变得不可见。可以说，《冷酷的方程式》正以戏剧化的方式展现了这一步骤：当姑娘第一次出现在驾驶员面前时，她天真美丽的面孔唤起了后者的不忍之心。但通过一整套“说服教育”工作（显然也是对驾驶员的自我说服），通过各种科学话语的计算和阐释，姑娘由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技术手段所处理的一个对象。小说中写道：“对她，对她哥哥，对她父母来说，她是个十多岁的，长着一张惹人喜欢的脸的姑娘；而对自然法则来说，她是x，是冷酷方程式里不受欢迎的因素。”[9]鲍曼所说的“他人的脸”，正是以这种方式变为抽象的x，变得不再可见。故事结尾处，驾驶员只是轻轻推下一根红杆，就完成了他的职责。“随着空气从气舱涌出，飞船轻轻地晃了晃，墙壁有点振动，好象什么东西在经过的时候撞在外层门上，接着什么也没有了，飞船又稳稳当当地下降着。”很快，“一件不成样子，丑得可怕的东西在他前面匆匆飞向沃登星球。”[10]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会发现，“冷酷的方程式”其实并非什么“自然法则”，而恰正是现代文明这枚硬币上不可分割的冷酷一面。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11]
那些似乎不能被人所了解和驾驭的支配性的神秘力量，其实不过是人自身经济活动的产物。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铁笼”[12]，到卢卡奇的“物化”[13]，都是对这一现代性悖论的深刻洞见。在《冷酷的方程式》中，狭小而封闭的急救飞船，本身可以视作对于“理性铁笼”的一种生动的文学再现。从地球到“拓荒地带”，从探险队到飞船驾驶员，都成为铁笼上精密的零部件。
与此同时，小说本身还包含了另外一个更加微妙的层面。一方面，驾驶员的说服教育过程，展现出“理性铁笼”作为一种阿尔都塞式的意识形态机器对于主体的传唤，而“方程式”无疑正占据了那个“独一的、中心的、作为他者的”主体的位置。[14]最终接受了传唤并服从于主体的，不仅仅是自愿走向舱门的姑娘，也包括驾驶员自己。另一方面，从写作层面来看，小说中对于“法令”和“自然规律”的大段解释，已不完全是驾驶员的心理活动，而更像是作者直接插入的“解说”（exposition）。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亦在接受戈德温-坎贝尔的“说服教育”。当他们不得不从理性角度认同驾驶员的选择时，亦同时被传唤和安置在那一结构性的空位上，成为意识形态机器中的零件。
然而，如果我们因此断定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说教，就会忽略问题的其他层面。首先，作为科幻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编辑之一，坎贝尔一直致力于提高科幻小说的社会地位，令其更加“严肃”。当他强行要求戈德温修改小说结局时，其目的在于对抗彼时作为通俗小说的“纸浆科幻”（pulp science fiction）的某种叙事套路（conventions），即通过类似于“机械降神”（dues ex machina）的技术解决方案制造大团圆结局。这种纸浆科幻传统，反映出的其实是现代文明自身的发展主义逻辑——总有一种技术方案能够解决当前困境，哪怕要乞灵于那些看起来与魔法无异的“超自然”技术。当坎贝尔有意拒绝这类解决方案时，他其实是在向威尔斯式的更加幽暗冷峻的科幻写作传统靠拢，从而为美国科幻小说打开更多现代性批判的空间。
▲著名美国科幻作家 资深编辑 约翰·坎贝尔
John W. Campbell
更进一步说，《冷酷的方程式》有意悖反“纸浆科幻”传统，打破读者的阅读期待，与其说是坎贝尔个人的偏好，不如说它作为美国科幻文化史上的一次断裂性“事件”，深刻暴露出作为科幻小说根基的启蒙理性和人文主义话语自身的悖谬。小说将背景设置在未来的星际拓荒时代，这一类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宏大叙事，其实内在蕴含着一组“非人-人-反人”的对抗性关系。在《冷酷的方程式》中，活跃在拓荒地带的先驱者（驾驶员、探险队员、司令官和技术员等），作为人类中的精英阶层，代表着“真正的人/理想的人”；地球上的普通民众（包括姑娘在内），代表善良却无知、有待被启蒙的“非人”；而偷渡者则被视作“不配做人”的“反人”，按照小说中的描述，他们应该是“失去常态的男人，卑鄙而自私，凶残而危险”，是“逃避法律制裁的罪人”和“神经不正常的怪人”。如果沿用纸浆科幻的叙事套路，驾驶员应该拯救并爱上姑娘，消灭偷渡者，从而确立属于“人”（Man/大写的人）的神圣地位。《冷酷的方程式》则有意在姑娘与偷渡者之间制造某种短路，从而让我们看到人文主义话语自身的排他性与暴力性，如何造成了“人”的神话的崩解与失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篇作品的核心议题其实是“人之死”——不仅仅指姑娘之死，更是指驾驶员作为科幻传统中“大写的人”，作为一个崇高的主体形象出现了问题。通过这种方式，这篇小说把握住了时代的核心议题，以及作为现代文明直接产物的科幻小说的核心议题，从而引发持续不断的争议与回响。
冈恩曾经断言：“假如读者不能理解这个故事，或者不能欣赏它所试图讲述的关于人性、关于人性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道理，那么这样的读者就无法欣赏科幻小说。假如读者老是认为飞船本来应该贴出一份比较明确的警告，认为故事控诉了当局的残酷无情和法则的残忍，认为飞船驾驶员应该想办法牺牲自己拯救姑娘，或者与姑娘同归于尽，而不是让她一个人去死，那么这位读者就不是在用正确的方法读这篇故事。”[15]这似乎意味着，所谓“正确读法”，就是放弃一切廉价的想象性解决方案，就是坚信“姑娘必须死”，就是承认“方程式”的合理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在承认“方程式无解”的基础上展开另外一种批判性阅读，既将其视作现代文明自身的某种症候式再现：一方面，方程式从来都不是严丝合缝的，它总是会制造出作为冗余物的x；另一方面，一旦x被凸现出来变得可见，则必然会扰乱方程式的平衡，暴露出其中的问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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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冷酷的方程式》在中国
1982年，《冷酷的方程式》首次被译介到中国，发表于《科幻海洋》第四辑。译者在篇首的作品介绍中简要概括了小说主旨：“最大的罪过是无知，刽子手是宇宙——方程式是冷酷的，唯一挽救的办法是知识。”[16]1993年，这篇小说被重新编译，以《冷酷的平衡》为名，发表于《科幻世界》的“科幻名著欣赏”专栏。[17]编辑在篇首简介中写道：“作者所要展示的主题是：科学规律是无情的，有的甚至是冷酷的，铁定的，人的感情只能屈从于它而难以与之抗衡。小姑娘冒犯了它，遭到令人心碎的惩处。如果我们从那艘悲剧飞船把目光移向我们身边，看看人类冒冒失失干了多少蠢事，不正像小姑娘那样遭到科学规律的惩处吗？”[18]由译者/编者来向读者传递关于作品“中心思想”的“权威解读”，显然更进一步增强了其中的“说服教育”意味。而将“方程式”理解为必须服从的客观规律，也基本上成为中国科幻界的共识。
▲《冷酷的平衡》刊于1993年4月总第83期《科幻世界》
除此之外，另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权威解读”，则来自科幻作家刘慈欣。自2000年至今，刘慈欣先后在多篇随笔、评论和访谈文章中提到这篇小说，称赞其“在小舞台一般简洁的虚拟小世界中，用两个符号一样的人物，准确深刻地展现出在宇宙铁一般法则面前传统伦理的脆弱”，并且认为科幻小说的意义，正在于通过类似这样的“思想实验”，让人们去思考那些日常状态下不会去面对的冷酷问题。继而，他还对故事中的情境提出了新的假设：如果“全人类只剩下飞船上的宇航员、偷乘的小女孩和目标星球上那些生命垂危等待救援的探险队员，他们是人类文明的全部，该怎么办？”又或者“让地球上一亿人死，否则全人类六十亿一起死”，应该如何选择？[19]随着《三体》系列的走红和刘慈欣个人名望的提升，此类讨论很快扩散至更加广泛的社会场域，而不只被科幻迷群体所共享。
表面上看，中国的读者们似乎都已学会了用所谓的“正确读法”来阅读这个故事，即认为姑娘必须死。但如果将这篇小说的译介传播及相关回应还原到彼时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这种学习接受过程并非那样顺理成章。相反，原作中的现代性悖论与转型时期中国的种种社会文化焦虑之间发生的深切共鸣，催生出种种彼此相异的“读法”，并通过科幻作家们的重新演绎而不断被赋予更加丰富的文化政治内涵。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量欧美科幻被译介到中国，而本土科幻创作亦出现了一波高潮。这些作品一方面从二战之后的欧美科幻中吸取了各种新的故事题材，包括生态灾难、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第三类接触等等，另一方面，人道主义话语作为彼时一种极具整合力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成为作家们处理这些题材时的基本叙事框架。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作者往往会从某种抽象的、代表真善美的“人”的立场，对各种假恶丑的“非人”事物进行批判，而“人”与“非人”之间的区别似乎是充分“天然”的、不言自明的。至于“人”的概念如何随着科技发展日渐模糊，或者现代化方案如何与“人的解放”之间发生冲突，此类问题几乎很少在故事内部得到呈现。[20]
▲欧美科幻译本
随着90年代以来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格局中位置的变化，一个市场化与商品化的历史进程在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全面展开。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即一种追求效率和效益的经济实用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迅速变成社会各场域中“唯一的游戏规则”，并在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一连串震荡。如贺桂梅所说，“当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呼唤的现代化'远景’快速到来时，贫富分化、阶层/族群重组以及种种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粗糙暴虐的现实情景，都在打碎人道主义话语所构想的那种'自由人’的理想镜像”，而1993-1995年间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论争，实际上正暴露出“80年代人文学科与人文知识群体据以言说自身的人道主义话语，在面对新的社会现实时理论阐释和社会批判性功能上的失效。”[21]可以说，1990年代中国文化的核心事件，正是“人”的神话在市场法则全面支配下的崩解。这一现实情境，为科幻小说中“人”与“非人”之间的二元对立注入了更加复杂的历史内容，而故事中主人公面对危机时的选择，则为此类困境提供了不同的想象性解决方案。
譬如说，青年作家潘海天在《科幻世界》上发表的处女作《选择》，就明显是一则对于《冷酷的方程式》的改写。故事中的驾驶员和姑娘是一对情侣，当飞船发生故障时，飞船主控电脑选择杀死姑娘保全驾驶员，驾驶员选择破坏电脑，和姑娘一起死，而姑娘则选择服毒自尽，把生的希望留给爱人。[22]尽管结局一样，但电脑依据的是“机器的逻辑”，而姑娘依据的则是“人类的感情”。于是，原作中“人”在“方程式”面前的脆弱，就被反转为“人性”对“法则”，“感情”对“理智”的完胜。类似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正是90年代中国科幻写作中一种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叙事套路。尽管人们普遍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种种冷酷法则的压力，却依然期待在科幻小说中看到“人”能够凭借其真善美而战胜“法则”。在这些故事中，“机器人”或者“电脑程序”往往会以冷酷无情的面目出现，并拥有对人类生杀予夺的权力。但在故事结尾处，它们或者被人类找到弱点一举击溃，或者被人的情感所打动，最终变成有人情味的机器。通过类似这样的想象性解决方案，“人”与“法则”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
在韩建国的《09断臂》中，驾驶员变成外星文明派往地球考察的机器人“09”，姑娘则变为美丽的彝族少女。机器人根据主人制定的程序，将姑娘带回船上用作科学研究目的，却因为少女的天真美貌而逐渐产生类似于人类的情感。当飞船遇到紧急状况时，由于“机器人必须遵守法则”，它只能选择把姑娘抛出舱外。但关键时刻，它却想出了既不违反法则又能救下姑娘的解决方案，即将自己的一条机械臂切割下来抛弃，以替代姑娘的重量。[23]这一方案显然同样沿用了“人性战胜法则”的套路，不过，小说真正耐人寻味之处，却在于对姑娘民族身份的设定。故事开篇处，作者借用机器人的视角，对姑娘美丽的黑发和鲜艳的民族服饰进行了一番赞美，与之相比，机器人的主人虽然文明程度更高，其外貌和服饰却单调乏味。由此机器人得出结论：
“人类向高级进化，虽然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征服自然的能力，但也失去了自然原始的美”。
类似这样对“高级文明”与“低级文明”关系的描述，在彼时的中国科幻小说中已成为另一种套路。其中的“高级文明”往往拥有强大的技术，却像机器人一样面目可憎，而“低级文明”则善良淳朴，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并且作者在描写“低级文明”的“真善美”时，往往会借助于各种与“中华民族”有关的能指，包括美食、诗词、民乐、自然风光等。甚至在一些故事中，拥有先进技术的外星人/未来人会直接与中国历史中的人物相遇，并被后者身上的文化底蕴、或某种抽象的“精神力量”所折服。[24]在这个意义上，真正战胜“法则”的，并不仅仅是个体的情感，而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所构想出来的“文化征服”。
不过，在青年科幻作家刘维佳的科幻处女作《我要活下去》中，类似这样的想象性解决方案却被彻底颠覆。故事中，两位考察队员被困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火星考察站中，因为食品匮乏陷入生存危机。他们所生活的考察站“莱文”，是由基因工程所制造出的活体组织，能够像智慧生物体一样思考、运算、生长、自我修复。其中一位队员提出，他们应该食用“莱文”充饥，而站长却认为，吃“莱文”就像吃人一样，是触犯道德伦理的野蛮行为，因此坚决不肯妥协。在等待救援队的过程中，队员因为吃“莱文”而背负“吃人”的心理阴影，最终精神崩溃自杀身亡，而站长则坚持到获救。故事结尾处，作者却揭示出令人错愕的真相：站长早就计算出考察站内的水和空气不够两个人使用，所以才有意将“不能食用莱文”的道德禁忌灌输给同伴，以此拖垮了对方，成为生存竞争的胜利者。[25]
小说真正富有冲击力的地方在于，作者一开始所展示的“要不要吃人（莱文）”的选择，正是建立在经典的人道主义话语之上，而最终结局的反转则彻底揭示出这种话语自身的虚构性。刘维佳曾表示，自己写科幻小说很多时候是为了抒发心中的愤懑之情，这种愤懑来自他所亲眼目睹的那些弱势者和底层者在社会转型期间的艰难境遇。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中，“人性战胜法则”的美好想象变成完全与人们真实经验脱节的空想，甚至是一种需要被打破的意识形态幻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刘维佳就像当年的坎贝尔一样，通过颠覆叙事套路，颠覆那些在读者看来仿佛是不言自明的预设和前提，从而把某种时代的核心议题真正暴露出来，并使之问题化。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在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中，虽然温情、感伤抑或怀旧的人道主义立场依旧受到欢迎，但作家们却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触及这个令人纠结的问题：那些现代化方案曾经允诺的关于“人之为人”的美好愿景（譬如理想、道德、平等、精神世界的丰富、民族文化复兴等等），是否已变成“生存/发展/进化”的对立面？如果为了追求后者必须牺牲前者，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又或者其实根本没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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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小镇到黑暗森林
根据前文的分析，当代科幻中那些涉及“人”与“法则”之间冲突的作品，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作展现“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处境的民族寓言。而作家们在处理相似的议题时，亦将彼此各自不同的情感、经验与焦虑带入其中，从而创造出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政治实践空间。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另外三部作品放在一起考察，它们分别是刘维佳的《高塔下的小镇》（1998），王晋康的《生存实验》（2002），以及刘慈欣的《三体II：黑暗森林》（2008）。这三部作品都并非是对《冷酷方程式》的直接改写，而是作家们结合自身观察思考所想象和描绘出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铁笼困境”，并凸显出主人公在其中“没有选择的选择”。对比分析这些作品之间的共性，及其与《冷酷的方程式》之间的不同之处，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代科幻文学在讲述“中国故事”过程中所生成的语法学和语义学。
《高塔下的小镇》的故事发生在一座无名小镇中，镇上的居民以农业为生，过着与世无争的和平生活。小镇中央有一座白色高塔，是三百年前建立小镇的人们修建的，它可以放射出死光，将一切企图进入小镇的生物当场击毙。小镇之外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不同部落为了争当世界霸主而征战不休，但即便最强的部落也未能攻入小镇，只能止步于“生死线”外。然而，在镇上的一些青年们看来，正是由于高塔的保护，令小镇“用自我封闭来逃避进化”。过去三百年间，这里的生产力水平与生活方式都毫无变化，仿佛“凝固在时间的长河里”。小说结尾处，一位勇敢而浪漫的小镇姑娘“水晶”下定决心跨过生死线，走向外面的世界，而另一位暗恋她的青年却只能留在原地目送她离去。[26]
▲著名科幻作家 资深编辑 刘维佳
王晋康的《生存实验》则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一颗不知名的外星球上，一群不同种族的地球孩子们在一座人工制造的“天房”中长大，控制天房的机器人“若博妈妈”每天都用电鞭驱赶孩子们去天房外的丛林中接受“生存实验”。实验过程中，孩子们接二连三被恶劣的环境夺去性命，并对冷酷无情的若博妈妈逐渐产生恨意。他们策划反抗若博妈妈，夺取天房的控制权。反抗成功后，若博妈妈却对孩子们道出真相：天房的能源已所剩无几，无法维持其运转，这意味着孩子们必须尽快适应丛林生活才能活下去。生存实验虽然残酷，背后却隐藏着若博妈妈对孩子们的爱。故事结尾处，孩子们带着感伤和不舍与若博妈妈告别，然后列队离开天房，走向外面的丛林。[27]
对于刘慈欣来说，“冷酷的方程式”始终构成其科幻写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2007年，在与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的一次对谈中，刘慈欣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思想实验”，“假如人类世界只剩你我她（在场的一位女记者）了，我们三个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咱俩必须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吗？”换句话说，当人类作为一个物种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究竟是要选择丢掉人性活下来，还是保持人性直到最终灭亡？对此刘慈欣表示：“我从开始写科幻到现在，想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生存”或“人性”），到底要选哪个更合理？”[28]可以说，出版于2008年的《三体II：黑暗森林》，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正面回答。故事中的人类发现地球之外是一个“零道德”的宇宙，各种外星文明仿佛处于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进行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恐怖斗争。为了地球文明的生存与延续，人类不得不放弃温情脉脉人道主义和旧有的道德准则，进行一系列残酷的选择，从而“不择手段地前进”。[29]
对于这三部作品，我们可以分别从以下三个角度展开分析。首先，三部作品都将戈德温原作中“人”与“法则”之间的冲突，转换为“温室”与“丛林”这两种空间形象之间的对立。《高塔下的小镇》中的“小镇”与“外部世界”，《生存实验》中的“天房”与“外星丛林”，以及《三体II》中的“地球”与“黑暗森林”，在这些故事中，两个彼此隔绝的世界都受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则支配，而“生存竞争”和“文明进化”作为“丛林世界”的法则，相对于温情脉脉的“温室法则”，具有像“自然法则/宇宙法则”一样无可置疑的权威性。正因为“进化/进步”的历史阶梯，已先在决定了“温室”与“丛林”之间的等级秩序和发展方向，所以前者注定无法避免被后者击溃和侵吞的命运，而这也造成主人公不得不选择后者的原因。正如同在《冷酷的方程式》中，“开拓边疆”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所以“拓荒地带的法则”（the laws of the frontier）虽然冷酷无情，却具有高于“地球法”的合法性。类似这样两个世界（或两种法则）之间的关系，其实早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已得到生动描绘：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0]
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小说中的空间结构正深刻再现出90年代中国所面对的冷酷现实。[31]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从这些作品的创作背景入手，去分别考察其中更加微妙的差异。这其中，出生于70年代的刘维佳作为一个来自小城的文学青年，将自己高考失败后踏入社会的艰难生存经历反映在科幻写作中。与其他在大城市里接受高等教育的同龄作家相比，他更关注那些陷入绝境之中无路可走的小人物和左右他们命运的冷酷法则。可以说，《高塔下的小镇》不仅仅是抽象的文明寓言，也同时包含了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城乡关系变化的一种观察，而男女主角对于“出走”或“留守”的不同选择，也需要放在这样的语境下才能得到更好解读。
与之相比，王晋康作为一位经历过文革洗礼的老知青和一位父亲，则更致力于在作品中探讨笃信两套不同“法则”的“子一代”与“父一代”之间纠结的权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存实验》也是一个有关中国式教育和“造反”的寓言。小说前半部分通过孩子们的视角，展现出他们对担任“执法者”的若博妈妈又爱又恨、又害怕又依恋的矛盾心理。然而，当濒临报废的若博妈妈用冷酷的真相对主人公“小英子”进行“说服教育”后，小英子立即涕泪满面地表示了忏悔，并拿起电鞭去惩罚造反的同伴，而同伴们亦悔恨不已。问题在于，就连若博妈妈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将这些孩子送到这颗遥远的星球上，目的又是什么。它的使命仅仅是按照程序抚养孩子们长大，训练他们通过生存实验，在这颗星球上生存繁衍。[32]执法者只知道“非如此不可”，却不知其原因，而被管控者亦只能无条件接受这套法则。在这样的权力关系中，“造反”不具有任何合法性，亦没有改变现状的半点希望，这正是小说中最荒诞悲凉的地方。
与此同时，作为一位常年在三线城市工作的工程师，刘慈欣的早期创作中充满超越现实的浪漫想象。但正如他本人所说，在创作《三体II》的时候，自己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转变。由于电力系统调整，同事之间为了保住工作岗位而相互竞争，彼此猜忌，他的写作风格也因此受到影响，增加了更多黑暗沉重的元素。“当时思想上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发现生存是最基本的，哪怕是为了生存而生存，否则别的什么都没了。”[33]在这个意义上，“黑暗森林”与其说是作为“宇宙公理”的普遍秩序，不如说是对转型期社会全面失序状态的一种描绘。
▲王晋康 《生存实验》（左）
刘慈欣 《三体Ⅱ：黑暗森林》（右）
正如詹姆逊所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方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34]当代中国科幻作家们共同经历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异常剧烈而又复杂的一段转型时期，因而每个人反映在其科幻创作中的个人经验与感知，都必然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彼此勾连，从而表露出集体性的文化政治诉求。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这些作品打破了“人性战胜法则”的科幻写作套路，从而呈现出冷峻沉郁的艺术风格和艰涩沉重的思考，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尝试在看似无解的困境中重新建构“人”的神话。《高塔下的小镇》中，水晶之所以最终选择离开，是因为她将个人的生命意义与“人类进化”这一宏大叙事所描绘出的历史目标联系在一起。她指出：“我们推掉了进化的责任，世界的进化动力就因此减弱了一些，因而我们人类到达那个我们为之无限向往的目的地的时间就要推迟一些。这不是可以视若无睹的无关紧要的事，这是使命!”[35]《生存实验》结尾，孩子们则虔诚地跟随小英子复诵若博妈妈留下的“训诫”，发誓要“永远记住算数的方法和记载历史的文字”，并将这个责任“一代代传下去”。而当刘慈欣将《冷酷的方程式》中的情境改写为“全人类剩下的最后几个人”时，问题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改变。所谓的“生存”已不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生存，而代表着“人”作为种群概念的存续。正如他在与江晓原的争论中指出：“人类的全部文明都集中在咱俩手上，莎士比亚、爱因斯坦、歌德……不吃的话，这些文明就要随着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举动完全湮灭了。……现在选择不人性，而在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36]在《三体III：死神永生》的结尾，作为人类最后幸存者的程心，正承担着将地球文明的全部记忆送往新宇宙的重要职责。在回忆录体的长篇独白中，她总结道：“我的一生，就是在攀登一道责任的阶梯。”也即是从为个人生活负责，到为全人类甚至全宇宙的命运负责。而她最后留下的那枚看似无用的生态球，亦成为“人性”之真善美的象征与纪念物。[37]通过个体的记忆，“人”的历史、价值与理想依然有传递下去的希望，尽管这种希望非常渺茫，却构成整个故事道德与价值判断的根基。
▲刘慈欣 《三体Ⅲ：死神永生》
富有意味的是，与《冷酷的方程式》中“姑娘必须死”的结局相反，在这个三个故事中，承载人类理想而活下去的水晶、小英子和程心，恰恰都是“姑娘”。实际上，在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中，少女/儿童的形象，往往象征着“人”的灵性与超越性。因此，在《冷酷的方程式》中，一位天真美好的十八岁姑娘被扔出舱外，变成“一件不成样子、丑得可怕的东西”，作为“人之死”的象征，为我们提供了反思“铁笼困境”的起点。而在上述三部作品中，要在近乎无解的困境中将“大写的人/Man”的故事续写下去，也必须借助于“姑娘”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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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铁笼”之外
厄休拉·K·勒古恩曾在发表于1973年的一部短篇小说《那些离开奥梅拉斯的人》（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中，讲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寓言故事：奥梅拉斯是一座童话般完美的城市，在城市的某个地下室里，有一个天生弱智的十岁孩子，他是整座城中唯一不幸的人。正是这个孩子的悲惨境遇换来全城人的幸福，但只要有任何一个人对那孩子说出哪怕一句同情的话，奥梅拉斯的所有繁荣美好就会在瞬间烟消云散。城里的人们知道这件事，他们会来看这个孩子，会感到震惊、气愤、痛苦、无能为力，然后逐渐找到各种理由来说服自己接受现实。然而，偶尔会有一两个人在见过那个孩子之后，选择离开这座城市。“他们一直走，他们离开奥梅拉斯，他们走进黑暗，一去不回。他们要去的地方对我们来说比这个欢乐之城更难以想象。我没法描述。或许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不过他们似乎知道自己的方向——那些离开奥梅拉斯的人。”[38]
厄休拉的故事可以被视作“铁笼困境”的另一种版本，而那个不幸的孩子正是铁笼中的x。真正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想象“铁笼”之外还存在其他地方，又是否有勇气去寻找？是接受现实保持沉默，还是决绝地离开？类似这样的问题今天依旧在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亦需要我们真诚而艰难地思考，并作出自己的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科幻对于“铁笼困境”的不断再现，以及尝试打破和超越“铁笼”的努力，自然而然带出一系列内涵丰富的文化政治议题：一方面，中国当代科幻作家凭借对现实的敏锐感受和超前的想象力，将中国人在全球巨变中的复杂体验与艰难思考反映在其作品中，从而无形之中对全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了内涵丰富的回应，并取得广泛共鸣；另一方面，在当前人类共同的困境与危机面前，中国必须在深刻理解自身现实处境与历史挑战的基础上，向世界提供富有创见的中国方案和中国道路，以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理解这种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所身处的时代，并更好地去想象一种不一样的未来。
原刊《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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