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m Koolhass)2000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者。
雷姆·库哈斯
库哈斯1944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早年曾从事剧本创作并当过记者。1968-1972年转行学建筑，就读于伦敦一所颇具前卫意识的建筑学院Architecture Association。从那时起，他对当代文化环境下的建筑现象就开始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兴趣。1972年，Harkness研究奖学金使他得以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1972至1979年间，他曾在当时建筑界很知名的Ungers事务所以及Peter Eiserman的纽约城市规划/建筑研究室工作过，同时也在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执教。1975年，库哈斯与其合作者共同创建了OMA事务所，试图通过理论及实践，探讨当今文化环境下现代建筑发展的新思路。
早在1978年，库哈斯就将关于纽约这个城市的研究，纳入《癫疯的纽约--曼哈斯的宣言》一书中。在这本书里，他设计了一系列虚构的故事，如：囚禁中的城市（The City Of the Captive globe）、斯芬克斯旅店（Hotel Sphinx）、福利宫殿大厦（Welfare Palace Hotel）、游泳池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Pool）。
他想证明，即使是建筑上最不重要的细节，它所展现的永久性和大都会不断变更的不稳定性也是互不相容的。在这场冲突中，大都会无疑是胜利者。在这个事实不断渗透的现实中，建筑被降格至一件玩物的位置上，它不过是历史和记忆幻影的装饰载体。在曼哈顿，这个冲突用一种聪明的方法解决了：一座变化发展的建筑都应具备纪念性的氛围和内在（表现）操作的不稳定性这样的双重关系。它的室内是不同计划和活动的动态组合，不断改变，但又独立于建筑外表。曼哈顿的天才之处在于建筑外表和其内部表现之间的简单分裂，它保留了建筑外部形象的完整性，这才是曼哈顿真正的迷人之处。这个观点所展现的大都会拥挤文化（Culture of Congeston）不再是令人遗憾和不可原谅的，而是充满机会和所有潜在可能性的令人兴奋的文化现象。
这本书透视出雷姆·库哈斯乐观的现代主义精神，以及对当今一切文化现象宽容的接受。它奠定了雷姆·库哈斯作为一名尚未有一件建筑作品的梦想建筑师地位，也改变了我们这一代青年建筑师对城市、对建筑的传统理念，如果说二十年代的前辈建筑大师勒·柯布西埃（Le Corbusier）所写的《走向新建筑》是本世纪初工业社会的建筑宣言，那么《癫疯的纽约》则是本世纪末消费社会的建筑与都市宣言，带来的是与前者同样的社会震撼力。
《癫疯的纽约》之后，库哈斯几乎花了二十年不停地建筑，努力实现或证实他早年在书中所提出的建筑理想和宣言，特别是外表与内在行为简单分裂论。
在外表上，库哈斯试图给人一种漫不经心的轻松的感觉，并没有对内部发生的一切有任何的暗示；而实际上，他却对其内部展示的空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建筑与都市内的空并非真空，他要给你一切的可能性，调动你的激情，幻想虚无。他要创造一种让你有无限欲望，要进去窥视的空，在建筑和大都会的空间里去创造一种拥挤的文化。正如勒·柯布西埃、马塞尔·杜尚曾经给后人设下的无数令人迷幻的陷井一样，库哈斯这位天才建筑师也给我们这代人设下了迷人的圈套：
1． Villa DallAva别墅（巴黎，1991完成）
毫无疑问，雷姆·库哈斯对希望生活在这座玻璃盒子里面的主人们产生了好奇心。而所有的以上片段只是这种好奇心贯穿于整个漫长的建筑构造过程中的一种故事性的积累。
2． Grand Palais, Lille（法国，1996年第一阶段完成）
无修饰的木夹板、镀锌铁皮、未作表面处理的混凝土、裸露的荧光管，这一切均无娇造作之感。库哈斯在自己的建筑作品里对于细节大样或多或少显得轻松自如，并愿意去使用这些很便宜的材料，只是淡淡地流露出对建筑的关注，库哈斯自认是一个没有风格的建筑师，不像当今红透半天Richard Meier或Frank Gehry。他认为没有风格并不是件坏事。他对形体视而不见，只对形体内的拥挤现象有兴趣。
3． Parcde Lillette (巴黎，1982竞赛方案)
这是雷姆·库哈斯没有物质的拥挤论点的代表作。在这里他只是简单地复制一个自然，用最少的，没有特色的建筑语言（或设备、或具体形式）加上不确定的计划去创造一片布满社会工具的密集森林去横跨这块地形。1996年，库哈斯更把这种低调处理建筑都市的风格与个性的观点，推向一个登峰造极的层次，这一年他提出了普通城市的观点。他认为个性的坚持给当代的城市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束缚，与当今消费社会所制造的东西毫无关联。这也是大量普通城市存在的思想根基。只有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存在便是合理。
这种近似颓废荒诞的观点，却掩饰不住他性格中严肃的一面。从1996年1月至1997年1月，他在哈佛的研究课题转向全球经济发展最迅速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把深圳、东莞、广州、珠海、澳门和香港等地作为他的研究场所，采访了当地的规划师、建筑师、官员、教授、学者和学生，并重新把新的都市条件整理编成《珠江三角洲》的小册子展示于当年德国卡塞尔艺术文献展。
正如他的前辈建筑大师，多才多艺的勒·柯布西埃，所有影响当今建筑/都市发展的主题—社会、经济、文化、地理变迁等，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化的动态影响，才是真正令他感到兴奋的事情。
与前半个世纪提倡国际风格、方盒子，把自己的一套主观臆想无情的渗透到全世界的勒·柯布西埃不同，库哈斯认为虽然每一个建筑师都有机会在世界各地建立自己的作品，但更应把自己的兴趣与每个国家的文化相互渗透，这样他的作品才可能有持续的生命力。库哈斯自己便是这样的建筑师，人住在伦敦，事务所在鹿特丹，教书哈佛，而作品则散落在世界各地。
虽然全球化的趋势已成为当今建筑最重要的特色，毕竟像勒·柯布西埃大师们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提倡没有主流，没有个性的时代，雷姆·库哈斯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多元、矛盾和冲突的不确定性才是建筑在每一个时代的永恒主题，也是建筑得以不被历史淘汰的根本所在。他本人一开始便是这种浪漫的实有主义者，更是具有实验精神的艺术家和时代观念的创造者。
库哈斯：建筑在于包容而非“侵略”。
雷姆·库哈斯是世界最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他的作品逐渐为中国人所熟知，其中耗资50亿元停顿又复建的中央电视台大厦成为我们话题的开始。
记者与库哈斯的对话：
■CCTV大厦造价由甲方决定
问：CCTV大厦停顿一年有余，其间也发生一些变故，当然最后您的设计得到落实，我们也知道您将在本月22日去北京参加奠基仪式，但CCTV大厦有很奇特的双C组合的外形，我不清楚这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库哈斯：我希望能表达三个意思。首先在CCTV工作的有两种人，一是纯粹工作的，二是从事艺术的，这两种人相对独立又不能割裂，所以用相联系的建筑形式将两种人结合在一起。其次，CCTV没有像其他的建筑那样采用能增加容积率的高层塔楼来占有空间，它是在创造空间。再次，环状的结构可以最快地疏散人群以防紧急情况发生。
问：CCTV位于CBD核心地区，将来有1万人工作于此，那它会对已经很拥挤的CBD交通状况带来什么？
奥雷·舍仁（OMA合伙人）：我觉得CCTV作为办公楼总比做成住宅对交通压力要小。交通问题应该在政府主导下解决，一个项目的决定作用很小。
问：CBD地区云集世界各国大师的作品，有扎哈·哈迪德、赫尔佐格等，大师之间是否有一种竞争的关系？
库哈斯：竞争不可避免，但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包容而不是“侵略”。
库哈斯与中国
■激变的中国给外国建筑师的机会
问：目前中国充满机会和可能，您怎样看西方建筑师纷纷进入中国建筑市场的现象？
奥雷·舍仁：我发现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这要求建筑师要应变复杂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建筑师可能在操作模式与经验上跟不上。
问：国外设计师如何适应中国的高速发展？
奥雷·舍仁：这是我们比较困惑的问题。我们发现在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的同时，中国在其他方面的速度跟不上，一些规则的制定跟不上。比如现在政府的法规有变化，以前建筑师要作完全部工程设计才能竞标，现在完成概念设计就可以竞标。参与大型设计竞标的前提是与国际接轨，是很好的事情，因为在这之前，中国建筑师并不知道如何用语言表述自己的作品。
问：目前国内有两种声音，一是建筑殖民主义的提法，一是在技术上质疑国外建筑师个性化作品，您如何看？
库哈斯：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建筑师的眼光也是全球化的。我们虽然是一家荷兰的建筑事务所，但我们之间都说英文。昨天我去布鲁塞尔开会，由于我们在中国大量开展业务，超过40位各国外交官问我对中国的感受。我觉得欧洲与中国将会有更紧密的关系，我愿意成为中欧建筑界的桥梁。
“建筑是需要争议的”—库哈斯
雷姆·库哈斯是一个将作为社会现象的建筑转变成令人反感的事件的记者，是世界上惟一的这种类型的建筑师。——伊东丰雄
日本建筑师伊东丰雄，2013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获得者
“荷兰没有山，只有风。”——雷姆·库哈斯，《小，中，大，特大》
库哈斯太忙了，采访只能在他进早餐的时候进行。
库哈斯的早餐十分简单，黑咖啡加面包，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手中面包片上的黄油堆得像小山一样。
这是库哈斯在中标以后回到北京和业主进行的第一次会议。因为连续工作的缘故，与助手热烈地谈论着工作的库哈斯双眼布满了血丝。
库哈斯不可能不知道，早在CCTV新大楼开始竞标之初，关于这个项目的争论就在网上开始了。争论的范围已经超出了建筑学的范畴，扩展到文化、社会、经济各个领域。
在西方建筑界，库哈斯是公认的有思想、有批判性的大师，同时也是争议的代名词。库哈斯来到中国，再一次把争议带到中国。
12月20日中标之后，踌躇满志的库哈斯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开了香槟庆祝。在痛饮的同时，也对公司未来几年的业务进行了调整。
初春的东三环中路32号还是一片寂静，已经动迁一空的厂房即将被拆除。备受关注和争议的CCTV新总部大楼在今年10月动工之后，将逐渐化为现实。
CCTV需要在2008年有一个具有足够吸引力的形象。强调密度、着眼于对城市密度关注的库哈斯需要一个具有真正挑战意义的项目。
库哈斯将如何通过CCTV新大楼向中国人诠释和解答他的建筑理念？
年轻时当过5年记者，曾经采访过费里尼的库哈斯，对付记者显然很有心得。他的回答十分简短，很多时候采用迂回的方式，回避正面作答。
记者：你怎么会想到参加CCTV的竞标？
库哈斯：我在哈佛教了五年书，我的学生做了一个课题：中国城市的进化。在我的那本《大跃进》里，我们提到了广州、珠海、深圳、香港和澳门，提到了城市的发展，又看到了它们的发展是多么迅速。我们对中国已经研究、关注了很久。当时我们的时机没有成熟，现在中国有这么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需要什么样的建筑，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加竞标的原因。
CCTV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有着与众不同的活力，具有比较独特的地理条件和环境。大建筑和摩天高楼现在被定义得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在解读摩天高楼的时候，并不是追求有多高，而是看它有多少内涵和活力。我们做设计并不是说每一样都要不同，我对形式不感兴趣。
我们做这个方案，并不是占用了空间，而是创造了空间。我们给这个城市创造了这个空间环境，我们定义了这个地区，这是我想要的。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建筑，还有建筑的周边。
记者：你知道对你的设计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吗？
库哈斯：当然知道。这很好，知道不同的意见，对方案会有补充和完善。只有令人厌烦的建筑，才只有一种声音。建筑是需要争议的。
记者：对CCTV方案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城市环境的破坏、不够美观，以及造价过高。
库哈斯：对环境的破坏，纯粹是无稽之谈。我们的工程师会尽最大的努力让这幢建筑表现出正常的工作状态，另外，我们在大楼内部研究设计了许多感应设备，能够最大程度地节约能源。谈论美与丑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关键就看你是从什么观点来看了。造价太高我无法反驳，因为它的造价确实是高昂的。
记者：你把演播室全部放在地下，是出于什么考虑？
库哈斯：演播室不需要采光；另外一个原因，可以和地面交通隔离，在室外腾出更多的步行空间。甲方对这个方案感兴趣，觉得很合理，认为是放在了合适的地方。
记者：CCTV是你最重要的项目吗？
库哈斯：是的，绝对是这样的。这个项目甚至改变了我们的一些工作方式，我们在中国花了很多时间，把它当成一个课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工程项目来研究。
记者：你中标以后，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欧美的建筑师会更看重中国市场吗？
库哈斯：美国建筑师在中国已经做了很多建筑，摩天大楼起源于美国，所以很多项目都给了美国人。欧洲的建筑师在中国做这么大的项目还是第一次，对我来说，让中国的年轻一代对欧洲的文化和思考方式产生兴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记者：这样大的项目在西方多不多？
库哈斯：不多。不过，我的事务所也做住宅设计，做各种尺度的建筑，你知道我写过一本书《小，中，大，特大》，对各种尺度我都有兴趣。
记者：你在当建筑师之前，当过记者和剧作家，这对你做建筑有什么影响？
库哈斯：我还拍过电影。这些经历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对于很多建筑师来说，他们的职责就是创造美丽的形式，而在我看来，是将建筑与文化以一种有活力的方式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和其他建筑师的差别。我乐意用记者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观察我们的周边环境，然后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机参与其中，这就是我要做的。
记者：CCTV新大楼建成之后，你或许会成为在中国最知名的荷兰人，这是不是很棒的一件事？
库哈斯：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我是欧洲人，而且CCTV的方案是群体工作的结果。你看到坐在那里的那些人，比如那个日本人，他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记者：你怎么评价自己？
库哈斯：你知道我当过记者，作为一个记者，我并不关注自己，关注更多的是别人。我并不在乎我自己是什么，我在乎的是这样一个有潜力的年份，我能够在这一年做什么？创造些什么？
记者：你对中国出现如此之多的丑陋建筑怎么看？
库哈斯：我不关注美与丑，我感兴趣的是它们是如何建起来的。它们有这么多类型，它们记载了历史，这就足够了。历史性是最重要的，我不在乎它们好或坏。
记者：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你的建筑将起到什么作用？
库哈斯：这是个好问题。建筑在外立面上看起来越来越相似，但我想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是这样，比如说建筑的尺度、内涵、塑造空间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把纽约世贸中心搬到中国，找一个特殊的地段建起来，在不同的文化、政治背景下，它们还是会很不相同。
记者：在你眼中，21世纪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纪？
库哈斯：我不太展望未来，有些人假装对未来的50年有一个期待和认识，我对此并不感兴趣，现实已经充满幻想，没有必要去展望未来。当然也可以这样认为，在19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的美国，经济和政治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个世纪也许是在这里。
库哈斯与荷兰性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早上，一位在库哈斯的大都市建筑事务所（简称OMA）工作了数年的日本年轻建筑师U君像平常一样去鹿特丹的办公室上班。在经过门口布告栏时，他看见一张告示，上书：“明天下午下班后公司将举行告别聚会……”于是想：不知是哪个倒霉蛋要莫名其妙地被OMA开掉了。他好奇地凑近了一看，大吃一惊，公司要“欢送”的这个倒霉蛋正是他本人……
上面这一幕是诸多围绕库哈斯和他的大都市建筑事务所发生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之一。但对于荷兰人来说，这件事虽不合常理，但也算不上骇人听闻。荷兰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度：它几乎没有历史，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空间向量上。作为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它的国土却有几乎50％低于海平面。它的历史就是一部和洪水斗争的历史，这导致荷兰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讨论的缺失，实用主义决定一切。
洪水威胁下的荷兰社会中并没有真正的“敌我矛盾”。人人都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也必须尊重他人的这种自由，哪怕它会导致一些古怪、不合常规的行为。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荷兰的足球大师克鲁伊夫会毫无愧疚地在世界杯前宣布退出荷兰国家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会是什么情景），而在这之后他居然没有被荷兰人民的唾沫淹死。库哈斯正是借用了足球术语“突然死亡”来形容荷兰人的率性而为何反复无常。作为荷兰人，他自己无可避免地也打上了这一烙印。而开头那一幕无疑是这种毫无征兆的“突然死亡”的最好的例子。
库哈斯生于1944年。他最初的职业是记者而非建筑师。从19岁开始，他为荷兰的《海牙邮报》主持名为“人、动物和东西”的闲话专栏，并为该杂志的文化专栏撰稿。业余时间他和一群朋友从事电影剧本创作。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一样，在成长阶段，库哈斯深受上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变革时期的文化思想影响，也正是在著名的“五月风暴”发生的1968年，他放弃了记者的工作，去伦敦学习建筑。
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库哈斯是个激进的左派青年，那就大错特错了。
实际上库哈斯效力的《海牙邮报》是一个右翼刊物，其创办人公开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辩护，这在当时的欧洲是很少见的。库哈斯本人有一次遭遇街头抗议者纵火，被困在办公楼里险些丧命，这使得他对街头暴力深恶痛绝。库哈斯虽然怀有改造社会的理想，但他的政治立场充其量属于西方社会中间稍偏左的社会民主党。70年代后期他对当时美国的卡特政府表示过赞许之意，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的政治倾向。库哈斯的世界观毫无疑问地深深植根于荷兰的土壤。
在库哈斯的建筑思想中，实用主义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他羡慕美国式的都市文明，对以纽约曼哈顿摩天楼为代表的稠密、拥挤的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和风景赞赏有加，认为20世纪正统的建筑史排斥这种新的城市和建筑现象是掩耳盗铃和迂腐的偏见。如果我们注意到纽约实际上是由荷兰人发现和规划建设的（它最早的名字是新阿姆斯特丹，而不是“新约克”），那么库哈斯所谓“拥挤的当代文化”的建筑理论中的荷兰情结就昭然若揭了。
如果带着这种认识回过头来讨论库哈斯的CCTV新楼方案，我们所关注的就不应该仅仅是方案本身，而是他的理论对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模式和建筑实践的意义。在中国当代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意识形态的讨论几乎已被剔除干净，库哈斯的荷兰式的实用主义，他所宣扬的全球化和建筑实践追随资本逻辑的做法到底能为我们带来些什么，值得认真思考和对待。
在这次的央视新总部大楼的设计中，库哈斯没有对任务书，对选址，对混乱不堪、充满投机色彩的城市规划和周边环境提出任何质疑，而是规规矩矩地像个小学生那样回答任务书提出的问题：如何塑造一个标志性的高层建筑？他给出了他的答案。他的方案看上去很美，或者用中国人惯用的说法“很震撼”，在纯粹建筑设计的意义上库哈斯取得了成功。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库哈斯设计方法中的荷兰式的理性，他只关注项目计划和任务书所供信息的完整性，而没有对这些信息背后的涵义和正当性表示任何怀疑，比如如此超大规模的项目将对城市基础设施和相邻地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政府所有的传媒机构是否需要通过摩天大楼的形式来为自己塑造独一无二的行业标志？等等。这种看似科学的保持价值中立的设计方法，在中国目前毫无批判性可言的建筑实践中显得极为苍白和缺乏说服力。实际上库哈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对中国珠江三角洲城市发展所做的调研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库哈斯对深圳、珠海早期发展中单纯追求速度并不介意，甚至对城市规划由于远期目标不明确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十分欣赏，并从方法论的高度加以总结。但在他提供的材料中，社会学方面的信息却是一片空白，这导致了他的研究严重背离中国的现实。事实上珠海现在正在为早期的高速发展和目标不明确付出代价。
最后我们也应看到，库哈斯虽然在中国做建筑，他的脸却是朝向欧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求他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也许有失公允。这些问题是我们而不是他必须要回答的。
主要著作：
《癫狂的纽约— 一部曼哈顿的回溯性的宣言》(1978年)，此书为库哈斯运用社会学研究建筑问题的开端；
《小、中、大、超大(S，M，L，XL)》(1995年)，此书为库哈斯及同事运用现象学的种种知识思考建筑概念的纪录；
《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2002年)，此书为库哈斯在成为哈佛建筑和都市研究院的教授后研究建筑和都市状况的研究成果，他以“城市项目”为单位，包括对中国珠江三角洲五座城市的研究；
《哈佛购物指南(The Harvard Design School Guide to Shopping)》(2002年)，此书研究了购物和零售消费在城市中所起的作用。
主要作品：
Villa DallAva别墅 ，1991年，法国巴黎
毫无疑问，雷姆·库哈斯对希望生活在这座玻璃盒子里面的主人们产生了好奇心。而所有的以上片段只是这种好奇心贯穿于整个漫长的建筑构造过程中的一种故事性的积累。
理工学院麦考密克校园论坛中心，
2003年，美国芝加哥
一条隔音的不锈钢管道将高架铁路穿过校园中心上方的路段包围起来，从而释放出高架铁路周围无人地带的潜力。这条封闭的轨道“钢管”还是构成校园中心和IIT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鹿特丹现代艺术馆，1992年，荷兰
乌特勒支大学教育馆，1997年，荷兰
这是一座极具创意的建筑，Koolhaas以非常规的处理手法传达其设计理念。他利用两块卷合互扣的巨型混凝土板，蛇行的贯穿整栋建筑，并将地面、墙面、屋顶连成一体，创造出充满连续性与流动性的空间。
立面图
波尔图音乐厅 （Casa da Musica音乐厅），2005年，葡萄牙
这座音乐厅的设计并不希望挑战传统设计形式中的声学优势，而是希望从另一方面来改进传统的设计：重新定义室内空间和室外公共空间之间的界限。
台北文化艺术中心（TPAC），2014年，台北
OMA的方案由三个剧院组成，每个剧院都是独立运作的，它试图打破表演艺术中心仅仅包含一个大礼堂、中型剧院和小型黑匣子的常态。
OMA 认为“当代艺术是没有理由萧条的”，TPAC 是一个尝试剧院内部运作的机会，由此得到了一个动态的外观。因此，TPAC的三个剧院插入到一个中央立方体中，将舞台、后台和服务空间组合成一个单一的、有效的实体，使舞台可以为不可预见的场景进行修改或合并。
建设中
波尔多住宅，1998年，法国
他让房主的轮椅成为设计的核心点，让结构服务于功能。让这座避世的房子陪伴着房主，静静在远处眺望着美丽的波尔多。
地下室
一层
二层
三层
荷兰驻德国大使馆，2003年11月，德国
设计作品参选时，评委对它的评价是“空间宽阔、综合性强、富于创新、惊喜无处不在”。
卡塔尔国家图书馆，2018年，卡塔尔
图书馆外观是由两片从中间拉开的方形平板组成，平板沿着对角线对折，形成一个壳状的容器。
西雅图图书馆，1999年，美国
这座新落成的建筑对“图书馆”进行重新定义或重新使用，让它不再仅仅围绕着书本，而是作为一个信息仓库，在这里一切媒体（新的和老的）在一个新的平等机制下予以呈现。在一个信息可以随处获得的时代里，只有让一切媒体同时展现，并使其展现和交互性实现专业化，才能使图书馆焕然一新。它构建出这样一种建筑概念：将现实世界的空间刺激和虚拟空间的图式清晰合二为一。
中央电视台新楼，2002年，北京
OMA不想建造一个由功能各异的建筑物组成的杂乱楼群——即将演播厅和制作设施与行政管理和创作部门分开；相反，他们建议将与电视有关的功能集中在一个建筑中，这样，每名员工总是能够了解其同事的工作性质，从而形成一个互相依存的链条，以促进团结、减少孤立，加强协作、减少对立，建筑物本身促进了电视台的凝聚力，并向世界昭示出一个坚强有力的新形象。
深圳证券交易所营运中心，2011年8月，深圳
建筑底座被抬升至36米形成一个巨大的“漂浮平台”，顶部建立一个“屋顶花园”；腰部由一条鲜亮的红色光带“缠绕”，整体造型犹如一个漂亮的烛台。这座有着46层的大厦外观为立柱形，建筑立面由方方正正的玻璃所覆盖。
米兰 Prada 基金会新总部，2015年，意大利
在意大利米兰将一座始建于1910年的工业园区改建成为全新的Prada基金会新总部。这座古老的工业园原有7栋仓库与实验室建筑与中间的一个孤零零的院子。OMA大刀阔斧将其整合改建，并新增了3个建筑主体，包含博物馆临时展览区，电影院，以及一个10层高的画廊，最终总面积达到18900平方米，公共面积12300平方米，私人区域6600平方米。
米兰 拉戈伊萨尔科地区 Prada 基金会Torre大楼，2019年，意大利
塔楼的灵感来源于白盒子，以最大化的抽象空间减少对展品产生的干扰，毕竟作品才是真正的主角。
这座塔楼是占地19000 平方米的建筑综合体中唯一可以从远处被看到的部分，仿佛城市肌理中的地标。塔楼60米高，共9 层，由定制的白色清水结构混凝土构成，其骨料不是传统的灰色砾石，而是更为明亮的白色卡拉拉大理石。
门厅，上面有个巨大的反光镜
电梯
电梯
那克瑟斯住宅，1991年，日本福冈
在设计中,库哈斯们希望引入一种新的住宅类型—既非传统的单元住宅楼,也不是他们曾经在欧洲尝试过的独立式住宅,而是一种可以放在现今日本经济条件(土地、资金、房地产开发等)下来认识和被接受的住宅类型。该项目由24套住宅组成,每户3层高,每12套拼装在一起构成一个大体块。与这种拼装带来的紧凑感相对的是,每户都有一个贯穿3 层的私人的垂直院子, 将光线与更开阔的空间感引人户型的中心。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