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上期）
比较一下曹丕、刘备、孙权三人称帝时的祭天文告，可以发现三人的称帝理由各不相同，也因此出现三种不同的称帝形态。
——曹丕认为汉室气数已终，魏家有受命之符，汉献帝自愿将帝位禅让于我；
——刘备认为是曹丕篡汉，自己担心汉室会埋没，主动承接帝位，“祚于汉家，永绥四海”，以汉室继承人自居；
——孙权认为天意已经抛弃汉室，刘氏已经绝祀，天下已经没有皇帝了，而各种祥瑞显示上天希望我来担任皇帝，我不得不接受。
三种不同的称帝形态：曹丕禅让，刘备（自称）继汉，孙权自立。相比之下，孙权最不具备合法性，要想得到曹魏的认可是不可能的，估计孙权也没这么想过，关键是要得到蜀汉的认可，才能联手对抗曹魏，否则就会受到曹魏、蜀汉的围攻，为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在此之前的历史长河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天子或皇帝的政治格局，战国时期曾经出现过秦国为西王，齐国为东王的局面，但那只是诸侯王级别，与天子或皇帝不可同日而语。
这时的主流思想观念仍然是“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只能有一个皇帝，其他称帝的都是乱臣贼子，如果蜀汉坚持“汉贼不两立”的立场，孙权就不光是有麻烦，而是很危险。
孙权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充分显示出其高超的政治智慧。
首先，孙权在称帝文告中大肆诋毁曹氏篡汉，对（蜀）汉政权却只字不提，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为今后和（蜀）汉政权平等结盟留下余地。
其次，破天荒地提出了“并尊二帝”的思想，类似于今天互相承认主权，很超前吧？
蜀汉能否接受孙权的这个新思想呢？
当东吴群臣以并尊二帝来通报孙权称帝的消息时，诸葛亮正在第三次北伐中。非常幸运的是，孙权的思想得到了同样富有政治智慧的诸葛亮的理解和支持。
前面说过，（蜀）汉以汉室继承人自居，曹丕禅汉尚且被（蜀）汉认为是“载其凶逆，窃居神器”，靠武力偷取了汉室江山，没有合法性，因此才要北伐中原，兴复汉室。
孙权称帝，更是乱臣贼子，因此（蜀）汉政权内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继续与孙权联盟已经没有意义，名义上和体制上都不顺，应该表明（蜀）汉的正统立场，和孙权绝交。
绝交，还是不绝交，是对诸葛亮政治智慧的一大考验。
从理论上说，应该绝交。“天无二日，土无二主”“汉贼不两立”，作为汉朝继承人，怎么能承认一个异姓政权呢？而现实中则不能绝交，一旦绝交就会两面受敌，以（蜀）汉国力来说，无论如何都没法应对这种不利局面。
绝交相当于自掘坟墓。
诸葛亮顶住压力，耐心细致地给群臣解释，从其所说来看，诸葛亮确实是个优秀的政治家。
首先，诸葛亮承认孙权称帝是僣逆，是乱臣贼子。这个角度仍然是以（蜀）汉为正统，顺应群臣的思想，之所以不与他计较，是希望和他形成掎角之援。
在这个基础上，诸葛亮分析了和孙权绝交的弊端：“现在绝交，他一定非常痛恨我们，会找机会进攻我东部。我们和他交战，必须完全战胜他，吞并他的领土，才能重新北伐中原，而东吴人才济济，将相和睦，不可能很快被打败。双方僵持不下，就会让曹魏得利，有机可乘。这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然后以古为鉴，说服群臣：“以前汉文帝对匈奴低声下气，先帝优先和东吴结盟，都是因应形势变化而采取的变通之道，深谋远虑，而不是逞一时的匹夫之愤。”
再消除群臣对孙权是否助力北伐的担忧：“现在大家都认为孙权的最大利益是鼎足而立，如今已经实现，不会和我们并力北伐，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说法。为啥呢？孙权智力不够，只能划江自保。孙权不能过江北伐，就像曹魏不能渡江南征一样，并不是力量有余而不取利益。”
最后谈联盟的好处：“如果和东吴联合北伐，东吴上策会分裂魏国土地作为后面扩张的基础；下策是抢略百姓以扩大国境，在我们内部之间显示武力，不会一直端坐不动。现在能让孙权就地不动并且和我们保持和睦关系，使北伐无东顾之忧。曹魏留在河南防备东吴的军队不能全部调往西部阻拦我们，能得到这样的好处，已经足够。因此，孙权的僣逆之罪，不方便明言。”
孙权敢于向蜀汉提出并尊二帝的主张，也是基于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蜀汉和东吴所处的政治、军事环境几乎完全一样，都没有实力两边作战，都需要联手对付曹魏，特别是当下蜀汉正在倾力北伐，更不愿意东部出现战事，最终只能选择承认孙权称帝，并和东吴结盟。
诸葛亮说服群臣后，立即派卫尉陈震赴武昌庆贺孙权登基，同时隆重地举行了作为两个国家之间的结盟仪式，并平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四州属于吴；并、凉、冀、兖四州属于（蜀）汉，司隶校尉部以函谷关为界中分。（这个平分有点自娱自乐）
盟约中明确提出双方共同的战略目标是联合灭掉曹魏，约定自今日起，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一致，无有二心。如果有加害（蜀）汉的，吴国就讨伐他；如果有加害吴国的，（蜀）汉就讨伐他。各自守卫自己分内的领土，不互相侵犯。并将此盟约传之后世，始终遵守。
后面的发展也确实如此，直至（蜀）汉于263年灭亡，三十多年间，双方从未违约，有效地维持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一份盟约能够维持三十多年不变，在古代史上的汉人政权之间结盟中算是个难能可贵的奇迹。
联盟达成，孙权不再担心来自（蜀）汉的威胁，又从武昌迁都回到建业。太子孙登留武昌掌事，留陆逊辅佐，以骠骑将军步骘接替陆逊都督西陵。
第五节 无奈的丞相制
孙权建国称帝后，实行的是丞相制。远有曹操任丞相专权，近有诸葛亮任丞相专权，孙权为什么不像魏国曹丕那样废除丞相制由自己直接集权呢？
这是由吴国特定的环境所决定的。
江东孙氏集团崛起之时，其活动区域和关注重点主要都在北方，集团成员也主要由孙氏家族或亲戚与北方人组成。孙策接替孙坚时，中原大地已落入袁绍、袁术、曹操、刘表等豪强之手，要想进去占据一席之地已经非常困难。
凭着自身的敏锐和能力，再加上张纮的建议，孙策及时地调整战略方向，转而向南发展，迅速占领了江东六郡中的主要地区，搭上了争夺天下的末班车。
孙权接替兄长之位后，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与江东世族集团相处。
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结构是以宗族为单位，形成独具特色的宗法制度。和平时期聚族而居，虽然有官府的管辖，但宗族内产生的矛盾和纠纷只要不是严重的刑事案件，还是更多地在内部解决。
战乱时期，朝廷失去了管辖地方的权力和能力，社会呈现出混乱无序状态，民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只得依靠宗族力量来保护。离族而居的单个家庭，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乱时期，都更容易受到欺负和伤害。
三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民众以族群为单位活动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右北平人田畴，率领宗族避乱徐无山中，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自制刑律条令之法、婚姻嫁娶之礼，自办学堂，俨然一个独立王国。谯国许褚聚集“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颍川荀彧为避战乱“独将宗族至冀州”。山阳巨野人李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原徙诣魏郡。”吴郡陆逊，本来跟随从祖父陆康在庐江，孙策奉袁术之命攻打庐江，陆康就让陆逊为族长带领全族人回到吴郡。
与北方宗族势力相比，南方宗族势力受文明程度和地理环境的限制，更多的是满足于割据一方“占山为王”，缺乏北方宗族势力在大一统思想熏陶下形成的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地理环境上，北方一马平川，便于征伐和统一。南方丘陵地带居多，再加上江河湖泊纵横，划分出无数的山地小岛，难以征伐统一，终吴国之世，江东山越都在不停地造反作乱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三国群雄争霸时期，逐鹿中原的各方豪强势力几乎全部出自北方，连西北边陲的董卓、丁原、吕布都活跃在中原大地上。南方则只有一个孙坚。并不是南方宗族势力没有实力逐鹿中原，孙策入吴时，“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处处屯聚，”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之所以居守不出，孙策一语中的“虎等群盗，非有大志。”
成点状发展的江东世族在各自势力范围内逐渐壮大，吴郡有顾、陆、朱、张四姓，三国时达到鼎盛时期。”晋陆机《吴趋行》诗中所言：
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
八姓未足够，四姓实名家。
据曹道衡、沈玉成先生考证，江东世族大致有十九姓，分别为：
吴郡：吴县，上面提到的四姓外还有钱塘徐氏；
会稽郡：余姚虞氏，上虞魏氏，山阴孔氏、谢氏、贺氏、丁氏；
吴兴郡：武康沈氏、姚氏，乌程丘氏；
义兴郡：阳羡周氏、许氏；
丹阳郡：秣陵纪氏、陶氏，句容葛氏。
这些宗族势力虽然可以依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维持生存，但前提是没有更加强大的外来势力的干扰和入侵。面对强大的外来势力，单个的宗族还是显得渺小而脆弱，因此，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权来保护自身安全，通常形式是依附于某一强权，就像很多北方世族在战乱初期纷纷依附于当时最强大的袁绍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北方世族依附于袁绍除了求得自身安全外，还有建功立业的志向和愿望。南方世族则更多的是只要自身安全，避免承担过多的赋税就心满意足了。如华歆任豫章太守时，海昏上缭宗族“唯输布于郡耳，发诏一人遂不可得”，只承担输布的赋税。当庐江太守刘勋借粮不成想来抢时，“宗帅知之，空壁逃匿”，干脆一走了之。
孙权承父兄基业进入江东，成为江东地区最强大的势力，江东世族大多从反抗转变为顺从。孙权用联姻、招抚等形式与江东世族建立联系。受封为吴王后，又采取丞相制来笼络安定江东世族。
孙权任吴王时的第一任丞相是孙邵。黄武初年（222年）孙权设立丞相官职，以青州北海人孙邵（一作“劭”）为相。令历代治史者困惑的是，孙邵为吴第一任丞相，居然在《三国志》中无传，这确实费解。只能从《三国志》相关人物传记和《吴录》《建康实录》里找到一些零星史料。
孙邵最初为北海太守孔融的功曹，孔融称其为“廊庙才”，后随扬州刺史刘繇到江东。刘繇被孙权打败后，孙邵跟随孙策、孙权。
能够见到孙邵事功的就是曾数次向孙权建议向朝廷进贡。曾任庐江太守。这点很重要，孙策打败原庐江太守刘勋后，任命李术为太守，李术不服从孙权的管制被孙权灭掉，由孙河领庐江太守。
孙邵任庐江太守应该是在孙河被妫览、戴员杀害后升任的。当时太守一职很少授予宗室以外的人担任，孙邵能任此职，说明深得孙权信任并有一定能力。赤壁之战后，刘备表孙权为车骑将军，孙邵又升为车骑长史，其作用已几乎相当于丞相。孙权称吴王后任孙邵丞相，加封威远将军、阳羡侯。
第六节 暨艳事件
在孙邵为相期间，孙权曾经尝试过另一种形式的中央集权，即东汉时期出现的以尚书台阁为权力决策和行政执行中枢，君王直接控制尚书台阁从而实现更大限度的集权，和明朱元璋取消丞相设置六部实现集权有些相似。
具体做法是：让选曹尚书暨艳和选曹郎徐彪进行了一次吏治改革。
选曹尚书是主管官吏选拔任免的重要部门，相似于后世中央六部之首的吏部。暨艳，字子休，吴郡人，其吴郡老乡时任选曹尚书的张温以暨艳为选曹郎，后升任尚书。
暨艳看见朝廷机构设置混乱，人员也大多不能胜任其职，就想加以整顿，选择整顿的目标是三署中的清贵郎官（汉五官署、左署、右署之合称，各置中郎将以统领，如曹丕曾为五官中郎将）。
暨艳这次整顿非常严格，合格的不到十分之一，不合格的一律降级使用，有些被连降几级，有贪污违纪等行为的全部降为军吏，集中在一个军营里管理（非正式监狱）。
选曹尚书虽然权高位重，但能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官员给予处分，并自设关押官员之地，还是超出了职责范围，没有孙权的同意和支持无论如何也是办不到的。张温、暨艳甚至还向孙权弹劾孙邵，吓得孙邵赶紧辞职请罪，还是孙权下令让其复职。连丞相都敢弹劾，可见其来头不小。
被整顿的三署郎官多为朝中大臣子弟及亲属，暨艳的行为触犯了他们的利益，遭到强烈的反对。这些人四处攻击暨艳和其手下选曹郎徐彪假公济私，其中反对声最高的是陆逊、陆瑁兄弟、朱据等江东世族代表人物。从这点也可看出三署郎官多为江东世族子弟。
孙权见此路不通，为了稳定大局，只得杀掉暨艳、徐彪。孙权的集权之路受到江东世族的抵抗而失败。但孙权也借此机会废除了江东世族中张氏一门的代表人物张温。
张温，字惠恕，吴郡吴县人。父亲张允，因轻财重贤而闻名州郡，为孙权东曹掾。张温从小修养节操，容貌奇伟。孙权问朝中大臣说:“张温能与当今何人相比？”大司农刘基（刘繇之子）说:“和全琮不相上下。”太常顾雍认为不对，说:“刘基没有详细了解张温的为人。张温当今无人可比。”孙权说:“如果是这样，张允就算没有死！”
于是征召张温来面谈（面试），张温谈吐文雅对答如流，旁观者倾慕惊讶，孙权也为之改容加礼。召对完毕出宫，张昭握着张温的手说:“老夫把心意托付你，你应该明白。”孙权任命张温为议郎、选曹尚书，又迁为太子太傅，很受信任重视。
暨艳是张温引荐的，张温此时刚以辅义中郎将身份出使（蜀）汉，与（蜀）汉商谈结盟事宜回来，在豫章郡带兵。
张温到处宣讲（蜀）汉诸葛亮的德政，引发孙权的不满。孙权又厌恶张温的名声太大，受到很多人追捧，担心最终张温不会为自己所用，就起了加害张温之心。此时正好借暨艳事件来处置张温，将张温抓拿下狱。孙权亲自下令将张温贬回家乡为庶民。将军骆统上表为张温辩护求情，孙权置之不理。
张温的家人也受到牵连，两个弟弟张祗、张白，与张温一起被废为庶民。姊妹三人也受到惩罚，其中二妹本来是嫁给顾雍的儿子顾承，被官府改嫁丁氏，成婚之日，饮药而死。
西汉相权过重，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开始削弱相权。东汉自光武帝立国开始就将大权紧紧地掌握在皇帝手中，“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曹操于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六月恢复丞相制，是因为汉献帝还是名义上的天子，曹操无法在天子系统内建立自己的权力构架，只能以丞相制度来集权。曹丕禅汉后，立即废除丞相制，恢复台阁制。
曹操是实际权力拥有者，在其权力结构中，仍然是按照东汉惯常的尚书台阁为中枢，只不过是以中书之名进行。（蜀）汉刘禅时期，诸葛亮以丞相之职行使最高权力，与曹操大同小异。因此，曹魏和（蜀）汉事实上运行的还是以尚书台阁为权力中枢的体制。孙权是同时代人，有这种想法和做法顺理成章，没想到会遭到江东世族的反对。只能改行丞相制来平衡、协调、笼络江东世族。
孙权为吴王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与曹魏的关系。为了击退刘备稳固江东，孙权采取缓兵之计表面上向曹魏称臣纳贡，实际上仍然保持独立，既不遣子入质，也不允许曹丕干涉吴国内政，即所谓“外讬事魏，而诚心不款”。但这种做法不可能长期有效，曹丕不断的军事行为严重地威胁着东吴的独立生存。以在北方士人中知名度较高，又能领会孙权意图的孙邵为相，有利于协调与曹魏的关系。
孙邵死时，吴、（蜀）汉联盟已经结成，西边安全得到保障。曹叡刚即位，忙于安定内部，北方威胁减少。在相对平静的环境里，孙权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内治理，这就势必影响到江东世族的利益。为了协调平衡与江东世族的关系，孙权以江东世族代表人物之一的顾雍继任丞相之职。
这个决定出乎大家的意外，无论资历、声望，丞相之位都应该非张昭莫属，为什么不用张昭呢？下期再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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