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攻济打援，决战淮海
当我外线兵团苦战豫东、攻克古都开封、连续围歼援敌取得重大胜利，终于“爬上了山头”的时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悄悄地进入它的第三年。这时，整个战争形势已经出现急剧变化。从军事力量对比看，我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增至280万人，部队战斗力特别是对城市的攻坚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蒋介石集团则相反，其中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60万人，虽然在总的数量上略高于我，但能用于第一线的正规军只剩下170万人，而且士气低落，战斗能力有很大下降。同时，解放区空前巩固和扩大。东北地区已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土地得到解放，华北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西北和华东失地已基本收复，中原新解放区也日渐巩固。老区土地改革和新区各项政策更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农业生产力也有所提高。而穷兵续武、屡战屡败的蒋介石，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以主权换取美援，在政治上、经济上更加疯狂地对人民进行镇压和掠夺，更激起其统治区广大群众的抵制与反抗。
在这期间，敌人在军事上也被迫改“分区防御”为“重点防御”，裁并绥区，扩编新的机动兵团，加强各重点战略城市的兵力与工事等措施。在华东和中原战场上，敌以其精锐主力分别集中徐州、信阳地区，并加强济南、郑州等要地的防御。
根据新的形势，军委决定第三年，我军仍继续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地区作战，争取歼敌一百个旅以上，以取得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要求华东我军再歼敌四十个旅，并于1948年八九月攻克济南，尔后南下，协同中原野战军打几个大仗，争取今冬明春夺取徐州。
揭开战略决战序幕
济南战役是在1948年秋季，我西兵团取得豫东战役胜利和东兵团攻克充州之后，华野全军集中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攻城与准备打援的作战。当时敌人在山东全境只剩下济南、青岛、烟台、临沂等孤立据点，但蒋介石仍以王耀武指挥的十万重兵固守济南，同时准备从徐州集中第二、七、十三这三个兵团十七万人北援，以挽回颓势。王耀武利用济南东、南多山的地形，全面组织防御部署，构成三线阵地，进行要点设防，不断加固工事、障碍设施，准备长期坚守。我东兵团在山东分局、济南市地下党组织积极协助下，对敌人的防御部署、设施，于解放昌潍、兖州之后，早已进行了调查，并绘制图册供参战部队使用。对守军吴化文九十六军的争取工作，一直在抓紧进行。
那时，陈毅仍在中原，华东野战军由;粟裕负责。党中央、毛主席和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以及许世友都非常重视这次战役的组织部署，总的着眼点:既保证以足够的兵力攻城又兼顾打援，力求攻城与打援双胜利。为此要求攻城与打援都要保持有强大预备队，视情况发展灵活转用兵力。为加强全战役兵力，中央批准了粟裕增调苏北兵团参战的建议。这样，在攻济打援战场上，我们集中了十五个纵队，总兵力达到三十二万人。华东我军第一次在数量上完全超过了当面的敌人。为保证攻城作战，除东兵团的九纵队、十三纵队、渤纵、鲁中南纵队外，还增调富有攻城经验的三纵队和十纵，并确定攻城集团统一由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指挥。整个战役由粟裕指挥。在兵力使用上，打援略多于攻城兵团(总兵力的56%约18万人组成打援、阻援集团;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为此中央军委专电许世友同志阐明(攻城)目的与手段(打援)的辩证关系，以求共识。
“攻济打援”当时是一种新战法，它与我军习惯的“围城打援”、“攻城阻援”、“弃城打援”等明显不同。按照粟裕司令的说法:“是在新条件下的新战法，特点是在保证有足够的兵力攻下济南的前提下，以大部分的兵力用于打援，求得在攻济的同时，歼敌援军一部，这是达到攻济目的的必要手段。”
当粟裕最初与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同志讨论攻济打援时，他们联名向军委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
一、集中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豫东地区，截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求得于运动中首歼五军，继而扩大战果;
二、主力首先攻占济南'对援敌仅以必要之兵力阻击之;
三、攻济与打援同时进行，但应有重点配备与使用兵力，即战役分为:第一阶段以两个纵队(当时还未打算调苏北的两个纵队参战)抢占济南机场而巩固之后，在济南守敌反复争夺机场的战斗中，尽力歼灭其反击力量，以削弱其守备兵力;同时以其余十一个纵队打援，则兵力足够歼敌援兵之一路或两路，只要援敌被歼，则攻济就有保障。第二阶段于歼敌之主要一路后，以一部任阻击，而将主力转到攻济南。
这三个方案，各有利弊，我们在上报中倾向于第三方案。
8月12日军委和毛主席复电批准了第三方案。同时预计了三种可能。
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
二、打一个大的歼灭战，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
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又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
同时，又指出我们第三方案的弱点是只以两个纵队占领飞机场，但如我不真打济南，则敌也就不会真援，那时我再中途改变计划，则已丧失了一部分时间。目前应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既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为目的，即争取上述第二项结果，这样比较稳当。
攻济打援这一新战法，开始并未为华东所有高级指挥员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在讨论中，不断有“攻济打援，到底哪是重点”、“在兵力分配上，如何确保重点”等问题的提出。这些同志习惯于老经验、老战法，把毛主席提倡的“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二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这一军事法则绝对化，正如陈毅同志说的，这些同志不懂得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发展的，它不拘泥于过去的经验，而采取并视情况灵活使用兵力的新战法，因而他们主张作战部署和兵力使用的重点应侧重于攻城。担任攻济总指挥的许世友司令员更是这样。为此，毛主席在9月11日电文中，对此作了特别精辟的论述:“即目的与手段应当联系而又区别”。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若以少数兵力打援，而援敌又多，不能歼其一部，则攻济必不成功。毛主席从全局高度辩证地讲清了问题，从而统一了高级指挥员的战役指挥思想，许司令员没有意见了。
据可靠的侦察情报，我们得知济南守敌以烁口、马鞍山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守备东区的是中央军，守备西区是杂牌军吴化文部。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东区是济南守敌的重点。也正因为这样，开始有不少人主张我攻城的重点也应放在东线。许司令也是其中的一个。粟裕同志考虑到西区守敌六十九军军长昊化文，内部一直有我工作人员，在新的形势下，有可能促其战场起义，从而便于我在敌防线上打开缺口;同时，敌飞机场在西区;打下机场，就切断了敌空中补给线，这在物质上，精神上对守敌都是强大的打击。另外在实际地形上，西面比较开阔便于展开较大兵力。所以，攻城重点最后确定在西线。
按照首长意图我们把攻城部队分为东、西两个集团:以三纵、十纵两个纵队、鲁中南纵队及冀鲁豫军区一部组成西集团，由十纵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指挥;以九纵队、渤海纵队及渤海军区一部组成东集团，由九纵司令员聂凤智、政委刘浩天指挥。此外，以第十三纵队为攻城预备队。另以特纵组成两个炮兵群，分别配属给东、西集团。
原定在东线担任助攻的聂凤智司令员，战斗积极性特别高，他在战前给所属九纵队各师下战斗文书时，擅自把上级交给的“助攻”任务，改为“主攻”，并要求部属必须以“主攻”的精神，来执行“助攻”任务，要硬攻、狠攻、强攻，并争取一开始就把王耀武的阵脚打乱，使敌人弄不清我主攻在哪里。
9月16日夜，我军全线展开攻击。西集团迅速前进，攻占了藤槐树屯、杜家庙、琵琶山、中宫、双山头等据点，包围了长清，前锋直指飞机场。王耀武当即判断我主攻方向在西，慌忙把总预备第十九旅西调，以加强西区防御。想不到在我东集团各部攻占韩仓、卧牛山、冻口、祝店等地的同时，主力第九纵队以突然勇猛动作，一举攻克茂岭山、砚池山、回龙岭等要点，并歼敌七十三师一部，使王耀武大为震惊。茂岭山是济南城东屏障，地势险峻，工事坚固，王耀武估计至少能坚守半个月。城东屏障的迅速失落，迫使他不得不把刚西调来的总预备队第十九旅调到东面来，同时，以主力第十五旅和刚空运来的第七十四师一部向我反击，并把飞机场以西之第二一一旅调入市区，以加强主阵地的防御。这样，极大有利于我西集团继续分路猛攻。面临覆灭命运的吴化文部队在我敌工人员敦促下，举行战场起义，我西集团乘势疾进，直扑敌商埠阵地。
由于东西集团参战部队积极配合、英勇奋战，连续进攻拼搏，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从而取得了以八个昼夜全歼十万守敌的最佳战果。
当我攻济十分猛烈之际，蒋介石一再严令督促敌邱清泉、李弥、黄百韬兵团迅速分路北援，但他们鉴于豫东战役区寿年兵团被歼，邱清泉兵团被阻，黄百韬兵团受重创的教训，加上我们预有准备的夹运(河)而阵的重兵部署而未敢北上。中央军委、毛主席“攻济打援”的巧妙安排，使我华东在战略决战一开始，就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济南战役的胜利，使山东解放区几乎全部解放，使华北二华东、中原战场连成一片，蒋介石进攻解放区重要基地徐州及其守备兵团，面临着被动挨打，岌岌可危的窘境，尽管他还要作垂死挣扎，但最后的败局已定。等待他的是即将南下驰聘淮海、徐州、中原战场的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人民解放军铁拳锤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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