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7月13日是沈仲章先生诞辰118周年纪念日。
鲍勃·迪伦（Bob Dylan）曾有句歌词：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在阅读《沈仲章生平计略》时，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一直萦绕在耳边。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汉子？如中国著名学者金克木所言："他一生好交朋友，却从来不说自己的事。"
感谢林友仁和刘立新在1987年撰写了有关沈仲章先生的生平，沈仲章先生的女儿沈亚明后期加按简注。希望读者在读完这篇文章后，会有自己的答案。
本文系亚明授权发布。
【按者小引】
《沈仲章生平纪略》原载《音乐艺术》1987年第2期。在原文后记内,作者林友仁和刘立新如是言:“留待知情者和有识之士来补正。” 承林刘之女林晨惠寄可编辑文稿,谨在此怀着对两位作者的感激和钦佩,重刊此文,并以加按简注方式,分享相关情况,纪念父亲沈仲章、此文作者林友仁、刘立新以及文内言及诸先辈。
林刘之文写于1987年,资料多源。当时众多前辈亲历者和知情者健在,录下他们的记忆,很是珍贵。两位本人也与沈仲章多有直接交往,我懂事不久,即见林友仁先生来我家参加古琴活动,用我的小书桌当琴桌。我也可算知情较多之人,年幼常听父亲忆旧,尤其集中于1966年-1973年,几近每天;年长后又请父亲系统口述生平,于1985年3月-10月每周半天,留有笔录。
林友仁和刘立新于文末解释,成文匆促,恐有错误,并“真诚地希望沈先生的亲属”有相应努力。原文绝大部分信息符实,按语恕免处处呼应,仅补我知信息。
另有两点也在此总说,以下不注。其一有关正文:凡疑笔误或排版之误,我先核对知网所存电子版刊发稿。若可依刊发稿订正,不另注。若刊发稿与林晨赐阅之稿一致,原则上不擅改而加按备考(仅改明显排版之误)。其二有关按语:林刘两位特别提到,可能“沈先生某些活动的年代不准确”,故而按语偏重核查时序。文内所记事件,大都我也有所知。顺序名称对应等稍有参差,这是口述史常见现象,谨加按录我留存信息供参考。
尤需强调:前修未密以促续探,乃研究必经之途。我的按语也写得匆促,亟盼指正。
鸣谢林晨允许我为《沈仲章生平纪略》加按,收进拙文集《众星何历历:沈仲章和他的朋友们》(中华书局2022),并同意我分享于此——刘林正文同《众星》文本,按语小改。
才华横溢的学生时代
沈仲章,曾用名锡馨,笔名亚贡、亚工,1905年7月13日生于苏州,祖籍浙江吴兴。
[亚明按:1987年首刊作1904年。据父亲本人和户口簿记载,生年应是1905年。这一年之差,猜测源自有的亲友根据虚岁寿数倒推。父亲笔名之一Argon,友人分别写作亚贡、亚工等。]
沈先生因家境贫寒,刚读到小学五年级(13岁)便中途辍学。为谋生活,他即离家来到上海英商开办的祥泰木行所属的小木行当学徒。由于他聪明机灵,被老板选到总行的写字间印刷信件,学习英文打字。沈先生天性好学,他经常从字纸篓里翻出英文信件阅读。久而久之,他的英文大有长进。人们不会想到,沈先生那样精通英文,竟是从字纸篓里练得的基本功。少年时代的沈先生非常喜爱音乐。学徒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二胡和乐理。
[亚明按:13岁为虚岁,实足11岁半。父亲少年无师自通会一点儿二胡,初学乐理大概是在唐山大学。]
1923年,他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试着去投考唐山交通大学。唐山交大,在国内向以难考著称,它是各地著名中学的高才生竞争最激烈的一所大学。象沈先生这样一个没念过一天中学的学生,照例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而当他向一位担任招生的外籍教授,谎称读过某所有名的函授学校时,外国教授为他一口流利标准的英语所折服,于是顺利通过报名一关。唐山交大的入学试题,主要偏重于考生智力的侧验。沈先生终以过人的聪颖才智,被唐山交大土木工程系录取。入学的第一年,由于沈先生的刻苦学习,成绩从不及格到及格,后又跃至前茅。
[亚明按:该校校名历经变更,父亲在校时为(交通部属下)唐山大学。报考时所遇是华籍教授,但以英语交谈。]
1926年,他因参与、组织该校学潮,要求校方驱逐态度蛮横的外籍教授而被开除。随后,学校当局念他成绩优异将他召回。但同时参加学潮的学友既被除名,他也就不愿单独返校。当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思想自由”、“兼蓄包容”的学风,允许学生自由转系,跨系听课,这与沈先生的天性非常合拍。在这个广阔自由的知识天地里,他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各门学科的养料,充分施展了他的天赋才智。1926年至1933年间,他入物理系,转哲学系毕业,又转经济系肄业。1932年,他同时考取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至1934年肄业。在北大,他的学习广泛涉及数、理、文、史、哲、外语、宗教、音乐、戏剧、语言等学科。他曾从徐志摩学诗,从陈寅格等学历史。他学了法国文学,就参加法国戏剧的排练。他曾和张瑞芳等在天桥同台演出,还曾和邵乃偲等演出《茶花女》,在剧中饰亚茫。他学过佛学,能熟练地掌握梵文,曾应德国人之邀,将复杂的梵文佛经译成德文。他精通英语、法语,通晓意语、世界语、拉丁文、阿拉伯、印尼、马来西亚等十多种语言文字。沈先生以博学多才、资质聪慧、热情潇洒,成为当时北大十分引人注目的学生。
[亚明按:毕业与肄业的实际年份大致不差。但父亲曾通知校方,他尚未修党义、军训等规定课程,不能算毕业,故不详最后如何录档。《茶花女》剧中,父亲的保留角色是亚芒之父。张瑞芳初登台时,沈仲章已转向编导,也许未曾同台演出。但父亲与张的第一个男友相熟,参与辅导张瑞芳,估计曾“同台”排演。父亲关照子女,不能说他“精通”或“熟练地掌握”任何一种外文。父亲跟随钢和泰学习梵文,除了课堂还入室授受。钢和泰曾推荐沈仲章,协助德国学者翻译佛经。]
在北大学习期间,沈先生并没有放弃对二胡的练习,从他西斋宿舍的窗口,经常传出富有江南风味的琴声。他拉的《梅花三弄》韵味很浓。他根据刘天华的乐谱自己处理的《病中吟》,也别具特色。当刘天华先在得知这样一位自学二胡的青年时,大为惊叹。在当时国乐处在口传心授的情况下,竟有人未经亲授而能拉《病中吟》,实在不可想象。通过刘天华的学生萧伯青的引见,沈先生认识了刘天华先生。他们一见如故,十分融洽。从此,沈先生成为刘天华先生的正式学生。
[亚明按:见师前读谱自学《月夜》,拜师后刘天华细讲亲授《病中吟》。]
1927年,北大音乐传习所被迫停办后,虽经师生多次斗争,但传习所终究未能恢复。1930年,由萧伯青、沈仲章等人发起,正式组织了“北大音乐学会”。校方腾出十余间原校医室作为会址,每月拨300元作活动经费(假期除外)。音乐学会聘请刘天华、杨仲子、张友鹤、赵丽莲等名师任教。“北大音乐学会”,虽然是学生业余社团,但实际上它承担了前北大音乐传习所音乐教育的任务。这时,沈先生一面向诸城派琴家张友鹤学习古琴,一面继续向刘天华先生学习二胡。沈先生视奏很快,音乐理解力很强,所以每当刘天华创作了新曲(如《烛影摇红》等),总是首先让沈先生试奏,以检验沈先生的理解是否符合原来创作意图。沈先生成了刘天华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当刘天华先生教完了自己的二胡曲后,沈先生的二胡已具相当水平,于是建议随他学习小提琴。1931年,萧伯青毕业离开北大,沈先生便担负起“北大音乐学会”的主要组织工作。
[亚明按:父亲曾说,北大音乐学会沿用原音乐传习所旧址。不过,该学会历时近十年,其间可能搬迁。]
1932年,刘天华先生突患重病去世，沈先生因失去一位良师益友而悲痛欲绝:“提琴甭提了!二胡拉倒了!”
[亚明按:1987年首刊排版误作1923年。]
对中国民族音乐有杰出贡献的作曲家、二胡演奏家、音乐教育家刘天华先生的早夭,给当时的文化艺术界震动很大,人们痛惜这位大师过早地离开人世。“为留死者之精神,动后人之怀想”,由刘半农、杨仲子、曹安和等人组成编委,筹资、编辑、出版《刘天华先生纪念册》。其中陈振铎和沈仲章对整理刘天华遗稿,校对英译稿等出力最多。纪念册中,收录了沈先生记录的《悲歌》演奏谱(注有弓法、指法的五线谱)。这份谱子,便是现存的两种《悲歌》谱本之一。刘天华先生逝世之后,北平艺术学院音乐系邀请沈先生去顶替刘天华先生的二胡教席,但他留恋自由自在的学生生活,竟出人意外地考取了北平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声乐专业,以此推托了聘教的遨请。沈先生具有良好的男高音的嗓音,音域宽,穿透力强,深得意大利籍女声乐教师的欣赏。他学习美声唱法进步很快,在和刘海皋等人演出的四重唱中担任男高音,并获得好评。沈先生很得意自己的声乐才能,以至在他工作以后,仍不忘练声。
[亚明按:父亲在艺专学习声乐,也进修导演编剧以及音乐学等。不清楚校方档案所录他考的是什么专业,但案卷常不易记录沈仲章的实际情况。刘海皋(槁/稿)为刘诗昆之父,我不确定末字,亦不详此名通行范围。父亲与友有时另约称呼,不同于外间通用之名。]
1935年6月,为纪念刘天华逝世三周年,刘北茂和刘天华的得意弟子陈振铎、沈仲章、蒋风之等人在北京协和礼堂举行《刘天华作品音乐会》。沈先生为这场音乐会精心编写了说明书,并演奏了他最有心得的刘天华的二胡曲。从此,他不再演奏二胡了。
[亚明按:父亲基本不再登台,但偶有破例,因特殊情况而临时出场。]
沈先生曾经刘天华先生的推荐,向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刘半农先生(刘天华的胞兄)学习现代语言学。他灵敏的听觉和准确的语言模仿力,深得刘半农先生的赏识,以至当刘先生和沈先生在方言发音不同时,刘先生便会怀疑起自己而重新发音。1934年,沈仲章先生终于结束了如万花筒般绚丽多采的学生生活,踏上了人生新的旅途。
[亚明按:也许1933年。我多次替父亲填写履历表等,凡对他先到位做职内事,后被“追任”的职务,父亲一般取偏后、确定“正名”的年份。对这处讨论,我记忆相当清晰:父亲大概在1933年已由学转教,但他说宁可算晚一点,“就写1934年。”]
抛名弃利，创业建功
沈先生自北大毕业后,即担任了北大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助教,作刘半农先生的助手。同时又在世界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指导下深造,成为我国早期从事实验语音学研究的的学者之一,为我国第一个实验语音研究室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奠基性的工作。沈先生对方言、语言的研究,是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他曾到广东汕头等地,和渔民一起出海,共同劳动,在生活中用腊筒录音把谈话记录下来,然后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研究。由于沈先生语言的天赋,在和乡民接触中常被误认为是方园几十里内的老乡。沈先生在一次偶然的旅游途中,在河南巩县遇见了正在进行古乐器考察的刘半农先生。因他的听觉特别好,刘先生便邀他一起工作。这样,他就跟随刘先生又学起考古了。后经刘先生的推荐,兼任了由中外学者联合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干事,具体担任秘书及译述的工作。当时,有些外国学者想将“居延汉简” 带到国外去研究,沈先生和中国的学者一起,根据中国的法律,运用熟练的英语,同外国学者据理力争,维护了“居延汉简” 等珍贵文物的主权。
[亚明按:父亲该团任职分两阶段:先以秘书兼翻译身份参与谈判,实际上直接出场,援引国际法规进行辩论;后受聘为理事会干事,操办一应日常事务,亦含秘书翻译之责,并肩负长期学术项目,如译述斯文·赫定专著等。]
1934年,沈先生随刘半农先生赴蒙绥地区进行考察。考察的重点是语言和民歌。同行的还有白涤周和周殿福等人,因为沈先生爱好音乐,所以负责民歌、民谣的收集。他出入北国大漠和荒僻的地区,用原始的腊筒设备,录制了近20筒蒙绥地区的民歌音响。沈先生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为了搞清黄河船夫有无号子,他跟随纤夫徒步行走了整整一天。
[亚明按:“近20筒”这个信息很重要,我也有类似印象,但一直担心记错。]
自蒙绥考察返回北平之后,刘半农先生突然逝世。在两年之中,沈先生竟失去了两位恩师,心情不胜悲痛。为了纪念刘半农先生,他筹组“'光社’刘半农摄影作品展览”,其中也展出了他的摄影作品,以资纪念。
[亚明按:刘半农生前与沈仲章商定以“光社”名义举办二人合展,我不清楚刘去世后情形。]
沈先生语言学研究方面所显露出的才华和非常的工作能力,为胡适之所器重。在一次胡适之主办的周末沙龙的聚会上,胡为沈先生设计了未来前途的两条出路:一是去美国随赵元任从事语言学的研究;一是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做胡的助手。当然,胡适之迫切希望有沈先生这样博学多才、精明能干的有为青年协助工作。在这前程似锦的两条路中,沈先生选择了前者。以后,胡适之为他联系好了在美国学习的大学。
[亚明按:胡适赴美任大使前,多次鼓励沈仲章出国,但似未作具体策划。此段言及“两条出路”,大概是1940年代初胡适为沈仲章所设计。1941年晚秋,办妥哈佛录取手续。我处有封王重民代表胡适致沈仲章函,议及留美事宜。]
正当沈先生潜心于学术研究,行将赴美留学之际,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凌辱和灾难,战争,也改变了沈先生的人生道路。北平沦陷,存于北大的稀世国宝“居延汉简”面临被劫的危险。北大的师生纷纷避难,离开了北平。在这紧急的关头,为了抢救“居延汉简”,他推迟了美国之行的计划,以强烈的爱国热情,非凡的胆略,过人的才智,越过日本兵的层层封锁,道道关卡,编演了一幕出生入死,惊心动魄,具有传奇性的史剧,只身完成了“居延汉简”的安全转移(详见《团结报》)。
[亚明按:有关赴美参见上按。但父亲在战前,也曾另有出国留学打算。]
1938年,两箱木简抵运香港。沈先生原打算即去美国,以继续他的语言学的学习和研究。正当此时,从事文物考古的同学要求他留在香港,共同完成“居延汉简”的出版工作。出于对汉简的特殊感情,他再次改变计划,接受了北大派驻香港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辑的任命。他全力投入拍摄及编印《居延汉简》图册的紧张工作。为了清晰地拍摄汉简的图像,他认真地研究了国外有关运用红外线照相的技术资料,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掌握了这个摄影的新技术,成功地运用于汉简的拍摄,成为我国最早采用红外线技术照相的摄影家。接着,他通过照片剪贴、编号、排比、编写索引等大量工作,终于完成了《居延汉简》图册的全部排版任务,只待刊印出版了。在香港期间,沈先生还热心地帮助过北大师生、学者、爱国志士及新四军干部越过日伪封锁线,从敌占区偷渡到国外或大后方。他曾利用在港的社会关系,帮助音乐家举行爱国募捐的演出。卫仲乐先生等在香港的义演,就曾得到沈先生的支持。
[亚明按:事件皆有,时序需核。小补几点:(a)1938年初,汉简抵港。因公认沈仲章善跋涉,北大召他速速归校,带队徒步迁移。但多位知名学者主张,汉简事更艰难且无人可替,非得沈仲章一手包办到底。父亲无法分身两处,据闻最后迁校是军方派人护航。(b)西南联大成立,任命沈仲章为“文学院院长助理”。父亲被留港无法赴任,联大为他留职但不能发薪。(c)我在《众星》及若干拙文言,沈仲章在港期间身份是“中研院特派员”——特借此机会更正。最近获悉,傅斯年口头授职,并未落实,不能作数。(d)回头再看原文所写“接受了北大派驻香港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辑的任命”——可能。毕竟,1987年尚有不少第一代知情者。(e)1935年前,父亲已在北平试用红外线拍摄汉简。(f)1941年12月前,父亲为汉简图册扫尾未能赴美。(g)父亲抗战期间助人转移,大致可分1937夏秋平津阶段、1938-1941年香港阶段和1942年后沪苏阶段。掩护新四军干部发生于沪苏阶段。]
1942年,为联系商务印书馆的刻字工,只身来到已成为“孤岛”的上海。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沈先生数年心血拍摄编辑《居延汉简》的照相板、书稿全部在香港毁于大轰炸之下。“居延汉简”原物又第二次避难,存放到美国国会图书馆。这时,沈先生赴美的计划已成泡影。就此,他留在上海协助徐森玉先生(原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从事京沪战区的文物图书的保存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北京图书馆转移在上海的数十箱宋版善本等图书。这些书籍,在抗战胜利后,如数归还到北京图书馆。
[亚明按:父亲于1941年晚秋到沪出差。1940年春汉简拍摄完毕,夏间运美,父亲留港继续编辑图册。汉简照片与版图并未“全毁”。据科学院考古所,至少有一部分经郭沫若之手转到该所,收于该所出版物。中研院史语所1957年出版的《居延汉简·图版之部》,所有图版皆为沈仲章香港所摄所编排。2014-2017《居延汉简》(壹)(贰)(叁)(肆)内的“反体照片”,都是沈仲章摄。]
抗战胜利时,他担任接收清查工作,任专员。在上海多伦路202弄2号的十几间大房子里,存放了从汉奸手里接收下来三十多万册书籍,其中许多名版书都价值连城。有些人以重金贿赂,想从他手中捞取珍贵的古书。沈先生不受金钱利诱,痛斥这种卑劣的行径。他严肃地进行登记工作。对于外文书籍,他一一用英文打字编出目录。只要从他手中经过的书,无一遗漏,都完整地保存好。这些书,大部分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对这样繁重、细致、责任重大的工作,沈先生完全是在没有报酬,自己贴钱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使到今天,人们也难以探测这种思想境界。
[亚明按:当局委任沈仲章为粤港区负责接收的正职,名分地位皆高,但父亲坚辞。在江南接收的书籍分归全国各大图书馆。我不清楚专员任职有无名义上的报酬,但当时父亲助振铅笔工业已获成功,自己经济状况也不错,而他常做自己贴钱之事。比如清点陈群藏书时,有些成套图书被陈氏家人卖出一部分,正巧被父亲从旧书店买到,便无偿补入以配齐全套。读到“难以探测这种思想境界”,感慨良久。]
1946年,沈先生应邀担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委员,并短期赴台湾从事国语推广工作。1947至1949年间,他参与了苏(州)嘉(兴)公路一座桥梁的设计,当中国铅笔厂、上海铅笔厂制笔所需的进口材料中断,整个行业面临倒闭的时候,他应聘寻找并采购能够制笔的国产木材代替进口木材,使上海的制笔行业从濒于崩溃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亚明按:沈仲章在北大最后定向是语言学,因此受邀参与推行国语。父亲在唐山大学读土木工程,于1932-1933年参与验收苏嘉公路,但不排除1947后又有相关活动。他上大学前,在木材业当了六七年的学徒,熟悉木材。]
鞠躬尽瘁，他在"无我"中永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势如破竹,越过长江,直逼上海。一场激战,上海解放了。这天,沈先生的摄影机摄下了解放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上海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也开始了沈仲章先生新的生活。
[亚明按:估计在最初几日,不一定为“解放”当天。]
沈先生没有一个确定的单位,但他以史学家高度敏锐的眼光,关注于民族民间音乐、古代文物资料的保存与收集。他的视线投向了当时政府文化机构没有注意到的角落,并自觉地为抢救民族文化做了大量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1950年至1954年间,他自费在上海、江苏、四川地区,访录了吴梦飞、谢一尘、樊少云、林石城等各种琵琶流派的传统曲目;到苏锡乡下收录了万和堂的苏南吹打音乐;又去成都录制了四川霸派名琴龙琴舫传统琴曲。他对于因政治历史问题而落魄的人,或是性格怪异难以接近的人,只要他们的演奏有艺术价值,总是冒着风险,以自己的真诚感动对方而达到目的。沈先生尊重保存着祖国民间音乐、身怀技艺的老艺人。他和民间艺人接触,首先不是去索取,而是交朋友。他常请民间艺人吃饭、喝酒,和他们交谈。沈先生不只为他们录了音,而且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亚明按:疑“名琴”后该有“人”字。对于古琴及民族音乐,两位作者是界内人士,有多途知情。我也见过一些早年书信、照片和笔记,听过父亲零星忆旧,皆可支持作者所言。]
1955年,当沈先生得知上海收藏家龚氏要出让宋代大画家米友仁《云水墨戏图》卷和元代画家黄公望《天池石壁图》轴的真迹后,他几乎倾其蓄,以2万元的巨款收购下来,并立即无偿地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而自己仅拍了两张照片留作纪念。为此,沈雁冰亲笔签署颁发了褒奖状。去年,当人们从故宫博物院60周年院庆专刊《艺苑掇英》,欣赏到《云水墨戏图》这幅稀世古画时,大概很少人知道沈先生所付出的代价和倾注的无私的精神罢。
[亚明按:1987年记录的捐图耗资与年份,很具参考意义。现经探讨,单《云山墨戏图》一图,花费约两万。为购赠的商谈跨越多年,具体成交年份有待确定。近获友人参比各类纪录,可能是1956年。黄公望轴另费资金,详情待考。已见记录,父亲一次捐款八万元,四万给故宫博物院,两万给考古所和民族音乐研究所,两万给苏州文管会。]
1956年,他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一届音乐周”的观摩、座谈活动,并现场为民乐的演奏掌握音响效果。当音乐周结束的前夕,代表们期待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留影的时候,他放弃了常人认为的终生莫大的荣幸,随查阜西领导的民研所赴湘西苗族、土家族生活的地区,参加民歌、民间音乐的采访录音、记谱、记音、译注的工作,还拍摄了6盘16毫米彩色电影资料,记录了当地的民俗歌舞、傩舞等。后又在音协的赞助下,自费赴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访录了古琴音乐。他所进行的这许多活动,正是现在民族音乐学家所称的“田野工作”,也是他早在1934年去蒙绥考察采访民歌的继续。可以说,他还是我国较早从事民族音乐学实践的学者。
[亚明按:1956年音乐周后,父亲赴西南地区访录古琴与宗教音乐。此事郑振铎知晓,并出具介绍信以助通行。父亲邀请吴景略同往,以琴会友。吴先生半途返京,父亲只身续行。刚到昆明不久,被查阜西紧急召回。要求沈仲章带上录音和电影拍摄器械,伴同查与沈从文的视察小队,走访湘西等地。]
人们都以为“历史是公正的”,但沈先生助人为乐、仗义相助的禀性,却遭到了历史的愚弄。
[亚明按:感叹难言。]
解放后,他受友人之托,解囊维持了即将倒闭的精艺照相器材商店。这样,沈先生摇身竟成了工商资本家。虽然他在北大学过经济学,但经商,这不是他的本愿。因此,1956年公私合营时,他率先将企业纳入国家公私合营的经济轨道。1958年,经同行合并,他成了冠龙照相器材商店的营业员。但他一心想从事的是音乐工作,尽管论当时的经济条件,即使辞职没有工资,也完全可以生活。可一个没有工作单位的人,是很难在现时社会立足的。无奈之下,他请求在单位工作半天,取点车马费,以便腾出较多的时间做他愿意做的工作。1965年,他从冠龙照相器材商店退休。
[亚明按:依车马费打折的退休工资为¥36.60,一度曾为五口之家每月基本收入。后来才有生活费及补助,见下文。]
沈先生对历史悠久、遗产丰富的古琴艺术的价值早有深刻认识。他很重视业余琴人对于 保存古琴传统所起的重要作用。从1950年直到“文革”前,他对今虞琴社这个业余琴人组织的活动,给予了有力的支持。琴社没有活动场所,他腾出自家的房间供排练使用。为了录音的需要,他付出很多心血,精心设置了隔音板。张子谦、刘少椿、姚丙炎等不少琴家,都在他的“录音室”,用他的钢丝录音机,留下了演奏的音响。为了使音量微弱的古琴获得较好的演出效果,他自费请人设计了一套为古琴专用的扩音设备,并在演出时亲自控制古琴的音响。他破戒又重新奏起二胡,为樊伯炎、鞠秀芳的琴歌伴奏,参加演出或电台录音。上海琴界的活跃与成绩,不少是得力于沈先生热心地帮助。
[亚明按:1987年春,我旁听了音乐界座谈沈仲章。出席者众,发言踊跃,樊伯炎和鞠秀芳谈了很多亲历。]
沈先生作为老一辈学者,非常关心青年的成长。特别是对于有志、有才华的青年,他总尽力提供各种学习条件,从书籍、乐谱、唱片,直至经济上的资助。现在,这些青年中,有不少已成为某些学科有成就的专家。
文化大革命,沈先生是当然的冲击对象。在里弄,他被监督改造了十年。而他对青年的关心培养,竟成了一个“资本家”腐蚀青年的罪状,造反派强迫他交待动机。无情的浩劫,抄走了他的全部的存款。发放的生活费,仅供一家五口以青菜度日。更令人痛心的是,积一生心血收集的逾万册关于音乐戏曲、手稿、抄本,一千多张中西音乐唱片及民乐、电影资料被毁失泰斗,电影机、钢丝录音机也遭劫难。至今还有不少下落不明。
[亚明按:我家被抄走唱片不计其数,其中有一千多张为“自灌”,后被告知“还不出”。父亲为赞助音乐学院好学青年研究海外音乐资料,受了不少苦。那年头我去菜场买菜,为换口味的选择范围是五分钱青菜、三分钱冬瓜,或四分钱豆腐。后来在基本生活费外,允许从我家抄走存款中,按“需”申请小额补助,大多需以家人生病等为由(我兄长常送急症,父亲患疾在录,我也有医检资料......)。我虽最年幼,但家中贫困时期由我管账,常代父亲申请并领取补助。每次把钱交给父亲,他会预先“省”出一笔放开,专为援助“更需要”的人和事,主要用于古琴事业(引号词语取自父亲原话)。款项虽不大,在人人经济不宽裕的年头,也是维持琴业一息之濡。]
沈先生对于资料,从没有私有观念。这可以从他一生许多表现得到验证。他从三十年代以来拍摄、收集大量的音乐社团、音乐家、演奏家活动的照片,足以整理编辑成一部现代上海照片音乐史,其中一些有价值的照片,无偿地送给了北京音乐研究所。他收购的大量珍贵书籍,没有一本盖上“沈仲章藏书”的印章。他认为“书,不是藏的,而是要用的”。对于研究者,他从不吝啬,但他决不能容忍这些用以学问的书被埋没,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直到临终前,他还惦记着,当上海处于隆隆炮声中,从书店高价收购来的《东瀛珠光》这本日本正仓院收藏的皇家图册。他托付老友务必找到着落。
[亚明按:还没找到。]
“文革”的噩梦过去了。沈先生又恢复了音乐活动。他协助筹复今虞琴社的工作。1980年,他担任了琴社副社长。同时,他又被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通信编纂。
“文革”中,沈先生的房间被占了,他的工作环境和条件被破坏了,他只能用手中的照相机继续工作。他的晚年,对民族音乐的整理发掘,仍有许多设想和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1985年,他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真诚地表示:“本人愿将所有音乐方面的书谱及唱片,扫数无条件献赠给本所,公诸社会利用。此乃本人多年辛苦收藏之初衷与目的也。”现在,音乐研究所根据沈先生生前的愿望,拟筹建“仲章音乐资料室”,以实现他的遗愿,并作为对他永久地纪念。
沈仲章先生去了。但他的功绩,世人有目共睹,他高尚的品德,世人有口皆碑。
“曰富曰贵弃同敝屣风格诚高人一等/多才多艺珍如拱壁楷模羡佳士千秋”。
沈仲章先生丰卓的业绩,闪光的精神,已为自己竖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他在“无我”之中得到永生。
后记
《沈仲章生平纪略》,在沈先生家属和生前友好的帮助下,自3月29日起,花了12天的时间草成了。我们深知,沈先生漫长充实的一生,非本文所能容纳;沈先生卓著的功绩,非我辈所能评估,沈先生丰富的内心世界,非常人所能探知。因此,这篇文章的缺点是显见的了。但我们抱着不虚述、不妄评、不主观揣测、实事求是的态度,让这些缺点(包括错误,如沈先生某些活动的年代不准确),留待知情者和有识之士来补正。否则,我们的错误将是不可饶恕的。
[亚明按:作者言及“沈先生丰富的内心世界”,令人感慨,我亦有愿“探知”。]
我们真诚地希望,沈先生的亲属,曾与沈先生同学、共事的前辈,受教得益于沈先生的晚辈能撰写回忆录。这不仅是对已故的沈先生寄托我们的哀思,更重要的是,以这段真实的历史,教育我们和我们的后代。
[亚明按:惜我读文太晚,恨我加按太迟,未能在两位作者生前表示回应,辜负了他俩的真诚希望。无以推诿,谨向林友仁和刘立新在天之灵,致以深深歉意。呼应文内请求,我也盼望能听对父亲沈仲章有接触有了解的人,多谈往事,共缅先辈。]
感谢沈先生的家属和生前友好为本文提供许多宝贵重要的资料。感谢《音乐艺术》的编辑,在刊物已临排版付梓之时,腾出一席之地,敦促我们撰写这篇文章。我们想,这正是沈仲章先生事迹感人至深的见证。
1987年4月9日凌晨2时20分
[亚明按:见写稿至“凌晨”,感动。再看成稿日期,算来正是我即将返美之际,想来未能静心聚力协助两作者,羞愧。这篇1987年《沈仲章生平纪略》若存在问题,我理当分担责任。可是这次时间并不宽裕,按语也不宜多于正文,虽句句都关联大段故事,却只能信笔追补少许。种种不足,日后再思改进。同时,我也真诚地希望“知情者和有识之士来补正”。]
【按者补记】
任务压身,自定计划今日完成本篇按语。晨六时起未及旁顾,过午才查电邮。接长居美国的世交林子美来讯,他短期返华探母,在其先父林少宫书架上寻得《音乐艺术》1987年第2期纸质本,除了这篇《沈章生平纪略》,另有整页多幅纪念沈仲章的图片。子美言,将带回美国寄我保存。难道,这是作者林友仁、刘立新,以及在天先辈们鼓励我的见证?
感我至深。
2018年11月13日下午1时40分
2023年7月13日清晨小改按语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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