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业信托争议解决之：请求权基础的界定

何为请求权基础？请求权基础是指产生请求权的法律基础。进一步而言，即当事人提出要求相对方履行某种义务时的法理依据。

民商事争议解决中，根据当事人主张的请求权内容划分为：（1）债权上的请求权：赔偿损失请求权，基于合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的请求权；（2）物权上的请求权：确认所有权，排除妨碍请求权，返还原物请求权，恢复原状请求权。显然，本文讨论的营业信托请求权基础，也涵括在上

  

述范围之内，但具体是何种请求权，则直接影响到案件初始走向、权利义务的界定以及责任的分配。

实务中，投资者购买信托产品只为赚取投资理财收益，目的只有一个，即到期按约定的标准还本付息，而一旦到期后未能如期兑付，则意味着信托公司已经构成违约的客观事实。而通常合同中大概率会存在所谓“延期条款”，此时信托公司多会以“延期条款”主张自身并未构成违约。那么委托人此时若要进入司法程序向信托公司提出主张，请求权基础的依据是什么？

显然，信托合同是认定双方存在信托法律关系的基础，也即认定委托人及受托管理人彼此身份关系的基础法律文件，并且合同中有相当部分条款约定了信托产品的运营依据。那么投资者可否直接依据合同要求信托公司支付到期的本金加信托收益？法律上显然是可以的，但实际意义却是不存在的。在此之前，笔者曾撰写多篇文章来详解信托违约后“自救”与诉讼之间的关系。信托公司作为受托管理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是法定义务，信托产品违约后受托管理人积极履行底层资产追索变现是其法定之职责，并且底层资产收回金额与实际投资本金之间存在差额的，该部分商业风险由委托人来承担，受托管理人并不会为此付出额外成本。而受托管理人之所以具有”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法定义务，是因为委托人支付了约定的信托管理费用等对价。因此简言之，依据信托合同约定，不论信托产品违约与否，委托人都天然具有对信托底层资产回款后的受偿权，该受偿权不因起诉与否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受托管理人对底层资产的处置速度，往往也不因是否被起诉而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故若依据信托合同起诉信托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也即将“合同之债”作为唯一的请求权基础，则显然属于在非诉讼领域的原地踏步，不能达到让信托公司用自有资产来弥补委托人损失的目的。

那么信托委托人是否还有其他可用的请求权基础来维护自身利益？答案是肯定有，并且在金融法律体系里，具有完整的逻辑链条。《九民纪要》明确了金融案件裁判标准的八字方针，即“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翻译过来即是：要投资者自负商业风险责任的前提，一定是发行方、销售方等主体尽到了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要求履行的责任，否则，投资者可以主张赔偿。

进一步而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22条：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委托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并有权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或者予以赔偿；该信托财产的受让人明知是违反信托目的而接受该财产的，应当予以返还或者予以赔偿。提取本条款之核心要义，即“因受托人的过错而导致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委托人可以提出以下要求：撤销处分行为、恢复信托财产或者予以赔偿。”

至此可以清晰地看出，《信托法》直接赋予了委托人在信托财产被受托管理人侵害而导致损失后主张赔偿的权利，显然该赔偿资金的出处不再局限于信托资产，而是需要信托公司因过错责任而自掏腰包进行赔偿。而委托人所依据的请求权基础，也不再宥于有限的合同条款，而是以《信托法》第22条作为主张财产侵权责任的请求权规范，也即请求权基础。

实际上不止信托案件，凡是属于资产管理类产品之中，均存在受托管理人应履行管理职责的义务，如私募基金、普通理财以及其他财富类产品。在基本法律关系被框定的前提下，请求权基础也会因不同的诉讼请求而明晰。显然，理清法律关系以及理清请求权基础是处理案件的核心前提，否则就会构成无源之水，路虽然走了很远，抬头发现只是画了一个圆。近期有人咨询能否直接绕开受托管理人而净值向底层资产方追究责任，这个问题经常困扰许多投资者，笔者也会在下篇文章中展开详细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