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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保幽燕 万里定乾坤——记保定的前世今生

刘会芬名师工作室


作为一座千年古城,保定的建筑样式、道路规划、风土人情乃至一草一木,都透露着历史的气息。生于斯,长于斯,我自然也对保定有着深厚的感情。保定不大,建城史也没有西安、南京、北京久远,可是它的发展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让人聊起来却是说也说不完。

保定位于华北平原,处在河北省中部地区,与北京、天津成黄金三角,互为犄角之势,自古是“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地连四部、雄冠中州”的“通衢之地”。

相传5000多年前,保定曾是“尧”的故乡。部分学者的研究,认为陶唐部落曾在唐县、望都一带生活,后来才迁徙至太原、平阳。后来到了殷商时期,保定成为北燕之地;西周至战国,保定又成为燕赵之地,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和古中山国都城便有一部分处在保定境内。秦王扫六合,建立了大一统王朝,分天下为36郡,改河北中北部为上谷郡,保定位于其中,这也是后来保定别称“上谷”的原因之一。

北宋时期保定原名保州,是随着军事重镇发展起来的地域性政治中心。太平兴国六年(918年),始设保州,保州作为宋辽作战的前线,自然承担起了军事垦殖和军队驻扎的重任。除此之外,保州气候适宜,且全新世古白洋淀面积广阔,水草丰美,是较为合适的养马场。于是,保州便借地理位置之优势,获得了国家的重视和关注。

到了元朝,元太祖二十二年(公元1227),张柔修筑土城墙,疏浚护城河,引一亩泉河水入城,既起到防御作用,又改善了城中水质,并利用水能在城外建水力石磨,奠定了保定城的基础。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改保州为顺天路,下辖7州8县,逐渐成为了地区性的政治中心。此后,顺天路便大兴土木,建衙署、民居、庙宇、道观、酒楼、园林、学校,成为燕南一大都市。至1276年,元朝改顺天路为保定路,属中书省直辖,“保定”之名自此始,取其“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

元明更替,明朝虽然部分承接元制,但也适当做出了调整,始设13个布政使司,相当于13个省级行政区域。1368年,也就是明朝刚刚建立时,明朝将保定路改为保定府,属河南布政使司;1369年时,又将保定府改属北平布政使司;1421年时,永乐皇帝又将保定归属京师,此时的保定府治为清苑县,领3州17县:祈州(领深泽、束鹿[今辛集市]二县)、安州(领新安[今安新县]、高田[今高阳县]二县)、易州(领涞水一县)、清苑县、满城县、安肃县(今徐水区)、定兴县、新城县(今高碑店市)、雄县、容城县、唐县、庆都县(今望都县)、博野县、蠡县、完县(今顺平县)。明代的保定府辖区与今日保定市相比,东南部多了深泽、束鹿二县,西南部少了曲阳、定州、阜平三县部分地区,西北部没有涞源部分地区,北部没有包括涿州部分地区,其余部分均在现代保定市所辖区域之内。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大宁都指挥使司也迁至保定,保定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保定巡抚、保定总督、保定总监军等官职相继设立。后隆庆年间,张烈文等三任知府将土城逐步改建成砖城,并对城楼进行了加固,根据当时条件、地利以及战略需要,定下了城池的形制,保定城基本呈方形,只有西南角向外呈弧形凸出500米,整个城池形似足靴,故有“靴城”之称。由于有蒙古族人的边患袭扰,加之后来农民起义军进犯北京之情形,所以保定的军事意义不言而喻,其拱卫京师,是天下第一要镇,“保定”之名更加名副其实。

    

清朝时的北京和明朝已大不相同,清朝时的京师基本不再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北京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天下之中”,对周边城市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保定。保定从一座府城变成了直隶省的省会城市,进而影响到了其他相邻城市的地位变化。

清康熙八年(1669年),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城后,保定开始以直隶省省会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自雍正二年(1724年)起,保定的直隶巡抚升至直隶总督,并由直隶总督管辖全省。保定的集市贸易开始兴盛起来,集市分布在各个街道,开设了布、谷、鱼、果、蔬、盐、灰、煤炭、芦苇、牛羊、骡马等十多个专业集场。除此之外,保定也承担起了直隶省的行政管理、征收赋税和司法审判等职能,承接了一部分由北京扩散出来的政治、文化、教育、经济职能。自此保定不仅仅有着拱卫京师的职责,也充当着政治辅助的角色。

省会城市自然不会含糊了自己政府的办公驻地建设,所以直隶总督署的修建成为了保定市政建设的重中之重。以直隶总督署为核心的各级行政机构及军事机构在保定城多达几十个,如布政使司署、按察使司署、分巡清河道署、新道署、保府署、清苑县旧县署、清军同知署、水利通判署、按司狱署、保定营参将署、军器大库、府学、县学、典史署等,保定城内宫衙林立,号称七十二衙署。从此处也可以看出,保定的城市职能中,政治职能地位越来越高。

保定的文化教育色彩在清朝也得以发展壮大,其中鼎鼎大名的莲池书院的建立给保定披上了浓墨重彩的文化外衣。雍正十一年(1733年),直隶总督李卫遵照朝廷谕旨(当时的皇帝要求全国各省建立属于自己的书院),按照传统书院的规制,以具有浓郁保定文化特色的古莲花池为址,建立书院,并将其命名为“莲池书院”。自1733-1904年,170年间保定的莲池书院一直是享誉全国的教育及学术重镇。书院多次聘请学界名流、大家来此执教,同时广泛收藏典籍置于万书楼,吸引全国各地的学子慕名而来,以至于出现了弟子应门的情形。名士辩论交流,学子碰撞思想,书院得以培养出无数有识之士。如王发桂、 胡景桂、 贺涛、刘若曾、冯国璋、王树楠、傅增湘 、高步瀛等人,皆是莲池书院培养出的文人高士。《畿辅通志》共300卷,体例庞大,是研究清朝河北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也是编纂于莲池书院。清朝皇帝历次亲临保定,到莲池书院临幸巡视,在此赋诗作画,好不快活,这也使得保定名声更加远扬。值得注意的是,直隶总督以及莲池书院虽然给予保定无限风光,但却也存在着先天不足,这影响了保定未来的命运。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区域城市体系中,保定区域内的经济功能相当有限,其经济腹地也十分狭小,而且与周边城市联系也较为薄弱,城中的商业、手工业都是为了官僚阶层和统治需要而服务的,长距离的贸易几乎没有任何发展。

           

       

清朝末年,保定的光彩伴随着政治地位下降而逐渐黯淡。同治九年(1870年),由于大清帝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以政治策略势必发生变化,清政府决定裁撤三口通商大臣,将洋务海防事宜交由直隶总督。这对于保定来讲本事好事,然而清政府同时谕令:将通商衙署改为直隶行省,每年海口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即使是冬季封河,直隶总督返回保定,也只有短短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虽然名义上,保定天津皆为直隶省会,但实际上保定的地位相较天津却是天差地别。李鸿章坐任直隶总督时,他认为天津的客观环境更有利于他与各国公使协商交流,于是将办公驻地移至天津,并在天津修缮了直隶总督衙署。自此,李鸿章的驻地便一直居于天津,几乎没有返回过保定了。保定的政治地位下降,其官僚衙署集团也必然转移,为官僚服务的手工业者、商人以及工匠、亲属也纷纷离保而去。至1900年,保定只有10万人了,然而保定并非一蹶不振,清末新政至辛亥革命期间,保定相继建立保定高等学堂、直隶高等农业学院、直隶师范学堂、保定医学堂、直隶法政学堂等教育类院校;在军事学堂上保定相继建立了行营将弁学堂、北洋武备速成学堂、经理学堂、军械学堂、保定军官学堂等,其中的保定军官学堂即为后来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

民国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保定的政治地位如过山车一般大起大落。1913年12月 ,直隶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裁撤了保定府,设置了范阳道,结束了保定240多年的直隶省会历史。此时的保定成为了天津直隶省会的管辖之地,政治地位一落千丈。1914年,范阳道被改为保定道,管辖范围涉及清代的保定、正定以及易州、定州、深州,共计40个县。保定地位虽在下降,但总体而言,民国前期保定政治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曾一度是直系军阀的大本营,曹锟以保定为长期居住地。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南京政府废除直隶省,建立了河北省,省会定在天津,清苑和满城升级直属河北省,此时的保定则归属了清苑,成为了清苑县的一个区。1935年,由于天津升级为直辖市,河北省省会重新搬回保定,保定再次成为全省政治中心。抗日战争期间,保定以其浓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怀和任侠好义的气质征服了全国民众,比如说王二小、佟麟阁、狼牙山五壮士以及小兵张嘎等。除此之外,保定冉庄积极利用战略形势和当地特色开展了地道战,与日军斗智斗勇,强力地支援了民族抗日活动。

         

   

1948年11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了保定,随后,又建立了河北省人民政府,保定则成为了河北省省会。一五计划期间,在苏联的支援下,保定又展开了工业化建设,建设了乐凯胶片厂、化纤厂、造纸厂等知名工厂,推动了保定的发展,但是整体来看,保定市的工业基础依然较为薄弱。1952-1954年间,河北省省委曾多次商议迁省会至石家庄,理由便是保定建设工业的条件缺乏,以后成为工业城市的可能性极小,而石家庄作为铁路交汇处,未来必然是全国重要工业城市。本来迁省会之事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是却因为1955年响应国家集中一切力量完成一五计划的号召,反对一切浪费,因此省会搬迁工作无疾而终。1958年2月,为了适应河北和天津两个地区在经济建设中工业和农业的密切配合和发展,便利国家行政工作的进行,国务院决定将天津变为河北省省会。随后河北省省委也商议认为保定相比天津的工业化水准仍然稍显落后,不符合农业、工商业大跃进的需要。省会搬迁至天津,自然推动了天津的发展,但是却滞后了保定的前行,迁走的职工及家属约有3万余人,占到保定市总人口的15%左右,使得保定的购买力下降了17%左右。由于顾客减少,保定的纱布业、百货业、饮食业、理发业、洗浴业、文化娱乐业等行业从业人数由8125人下降至6000人左右。 

1966年,美国扩大了侵略越南的战争,中苏关系也日益恶化,战争危险日益加剧,国际形势趋于紧张。天津作为沿海城市,自然是面临极大的威胁,一旦打起仗来,天津极有可能成为主战场。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更好的掌握全省局势和战略需要,河北省省委经过决议,又将省会搬迁至保定。然而此次迁回保定,实质上并没有留下什么有用的财富。其一,1958-1966年间,河北省委在天津新建诸多高校,如河北轻工业学院、河北纺织工学(现天津工业大学)院、河北财经学院(现天津财经大学)、河北工学院(现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工商学院(现河北大学)等,这些学校除了河北大学迁往保定市,河北工业大学划归河北管理外,其余都划归了天津,大批的教职员工及学子也留在了天津。其二,仅仅两年后,河北省省会就又迁往石家庄。这之中的原因较为复杂:首先,省会刚从天津迁往保定,各项工作尚未安定,容易搬迁;其次,保定内部各派矛盾激化,冲突四起,影响了省委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最后,省人大委员会被非法夺权,河北省政府进入了无政府状态,对比之下,石家庄则更适合建立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次省会搬迁后,保定长期陷入低迷状态,发展较为缓慢。唯一值得庆幸的便是保留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人民尚可安居乐业。

       

  

2015年5月8日,国务院批准保定市新市区更名为竞秀区;同意撤销保定市北市区和南市区,设立莲池区;撤销保定市满城县、清苑县、徐水县,设立满城区、清苑区、徐水区。保定市的行政区划由3个区、18县、4个县级市的格局,变为5个区、15县、4个县级市的格局。至此,走过悠悠岁月的保定城成为京津冀地区中心城市之一。

 

现在的保定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早已插上了快速腾飞的翅膀。雄安新区的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从便利百姓生活,到繁荣城市发展,领导及千万民众正在从方方面面,改变古城百姓生活,优化保定这座城市。一座“品质生活之城”正在逐步显现。 

◎文物志:保定城

    相信这张照片保定人都不陌生,这就是位于动物园北侧,保定仅存的一段古城墙(南城墙)。那么保定的其他古城墙都去哪儿了?保定的城墙是什么时候建的呢?作为保定人我们了解了解保定建城和拆城的历史。

●宋代:始建保州城

宋淳化三年(992年),李继宣知保州,筑城关,浚外濠,葺营舍,疏一亩泉河,造船运粮,保州始成都市。因处于宋辽边界,宋、辽多次在这一带发生战争。金代末年,保州城在战乱中成为废墟。(注:此时保定名为保州)

●元代:重建保州城

元太祖(铁木真)二十二年(1227年),张柔主持重建保州城池,重新划市井,定民居,建衙署,筑寺庙,造园林,修筑土城墙,疏浚护城河,引一亩泉河水入城,既起到防御作用,又改善了城中水质,并利用水能在城外建水力石磨,奠定了保定城的基础。新建的保州城,成为京师门户,为燕南一大都会。(注:元太宗(窝阔台)十一年(1239年),以保州为顺天路治所。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改顺天路为保定路,寓“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保定”之名自此始。)

●明代:改建保定城

明建文四年(1402年),都督孟善加固城墙,以砖石砌城,筑女儿墙堞口3710雉。隆庆年间(1567~1572年),张烈文等三任知府将土城逐步改建成砖城,加固并增筑城楼,从战略防御出发,根据当时条件和地利,确定城的形制,城周基本呈方形,唯西城南部向外呈弧形凸出500米,整个城池形似足靴,故有“靴城”之称。

如图所示,确似足靴

●现代:改造与保护

1948年11月保定解放时,古城墙及南城门正楼基本完整。为了现代化建设,1950年拆除四门瓮城,1952年至1954年陆续拆除东城、南城、北城城墙,1956年开始拆除西城城墙。现仅留下南城墙一段遗址,这段遗存的古城墙虽短,但它记录了保定古城的历代沧桑,是研究我国古代城市建筑和城市防御战争的宝贵实物资料,也是历史名城的象征。因此,于1984年6月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图为南城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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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秀良、魏占杰:《幽燕六百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王会昌:《一万年来白洋淀的扩张与收缩》,《地理研究》,1982年第3期。

4、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第一编.第二章.京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5、[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卷2.保定府.沿革)

6、张慧芝:《天子脚下与殖民阴影:清代直隶地区的城市》,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

7、刘志琴:《近代直隶省会保定的城市功能演变——以直隶总督、莲池书院、保定军校为例》,《河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8、《历史文化名城保定》编委会:《历史文化名城保定简志》,2005年版。

9、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赵金辉:《都南屏翰:清代保定城市发展研究(1644-1911)》,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11、张利民:《城市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12、冯世斌:《1952-1968河北省省会变迁始末》,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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