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张志江：龙泉纪事之二十三 ——老家(中）

东街后

老明光人爱以地理方位简称地名，比如把中大街（中心路）两头称为“南头”、“北头”，以及“河下”、“后山头”、“后小街”等，“东街后”则泛指老城区东部，靠近东环路（今育才路）附近的地方，如教堂、四眼井、牛市巷、老织布厂一带都称为“东街后”。

父亲的好友王成功伯伯，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任嘉山县建筑公司副经理（木工出身，两名工人副经理之一，另一名副经理叫刘利民，瓦工出身）。听说我们家要找房子，王伯伯说他家在“东街后”有处闲房，可以借给我们家暂住。王伯伯家有十个子女，当时立和大哥已成家，二哥立平正在军事学院上学，以下的弟妹尚未成家。都住在学堂巷老宅。从1956年4月起，我们家就搬到了这里。

在方家巷电影俱乐部向东不到100米，牛市巷口拐角处，沿牛市巷西侧向南，依次是王成功家三间、王世如家三间、王强帮家三间，沿方家巷南侧向西，是王成功家两间和做面食的王大爷家三间，也就是说王成功家位于拐角，共四间房，布局是“L”形，大门向北，在方家巷。南邻王世如叔叔，是军队转业，时为县手联社干部，他的长子王和帮和我同岁又同学，南边王强帮、安帮兄弟是王叔叔的侄子，都比我大好几岁。西邻王大爷家长女叫王文霞，大我三岁，文霞姐于六十年代初当上列车员，在铁路工作几十年，退休后定居在合肥市。

我家的左邻右舍都姓王，是相处十分和谐的好邻居，四家共用一个近300平米的大院子，院子里栽有葡萄、石榴和枣树，还有一些花草。中间有一眼小井，用水极方便。西南角有猪圈、鸡圈，我家也养过猪，那小猪崽子还是我和妈妈在逢集时去小猪市买的。在不远的四眼井一带，有石姓等数家粉坊，买粉渣喂猪很方便。粉坊里有石磨，我也时常跟妈妈去推磨，把玉米、高粱磨成面粉。我还跟妈妈去郊外打过“猪棵子”，因妈妈家务事太忙，后来就不养猪了，小猪才长到100多斤就卖了。

牛市巷，顾名思义是交易牛的地方，牛粪当然也就比较多了，在那一带可以见到许多居民家墙上贴的牛粪饼，晒干了当柴火用，我家当年也是常烧牛粪饼的，可以省些柴草钱。

1957年兴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号召所有人向党交心，说实话。那时，粮食统购统销，定量不够吃，多以山芋、胡萝卜补充，我们小学三年级的同学们在班会上发言，大多数都是如此这般说法，班主任张老师把学生的话变成她的话，如实向上反映，后来竟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到凡山劳动改造，从此再也没见过这位脸上有麻子，心地善良、慈祥的女老师……

195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我们小学生也参加了，除了打扫卫生，还经常手持苍蝇拍子，到处打苍蝇，还捉麻雀、捉老鼠、挖田鼠，以上缴老鼠尾巴多少论成绩。

1956年嘉山师范成立后，明光小学更名为“嘉山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简称附小，1961年师范停办，附小又更名为实验小学。当年的附小，在全县数一数二，各种活动都搞得热火朝天，如勤工俭学，曾办过墨水厂、浆糊厂、砂纸厂等，我们学生拣玻璃渣，有工人用石碾把它碾压成砂，然后过筛，分成粗细不等的各种型号砂，在切好的牛皮纸上刷上胶水，把砂均匀地洒到纸上，就成为打磨木器用的砂纸了。后来学校搞航模比赛，把买来的木制零件用木锉锉，用砂纸打磨，用胶水粘接成航模，用牛筋弹射。记得我制作的航模，飞行平稳且时间长还获了奖。

在那大跃进火红的年代，全民大炼钢铁，每家只留一口锅，其余的破锅烂铁都献出来熔炼。木制的旧家具也都当作燃料，投入熊熊的炉火之中。我上小学四年级，晚上带着小油灯去学校做坩埚，就是那种用耐火泥做成一个个空心的，外表像炮弹头形状。

在我家斜对面的一个大院子里，有一座小高炉，旁边有一台很大的木制风箱，有两个工人在一推一拉，代替鼓风机往炉里送风。那天，我好奇地在一旁观看，忽然“砰”地一声，炉膛里飞出一物，将一名工人击伤，当即送到县医院抢救。后来听说可能是回炼的废钢铁里混进了旧子弹或是雷管，真是惊心动魄！

在方家巷住了三年多，王家要用房子了，我们又要搬家了。在“东街后”出生的大妹妹，因营养不良，得了“青紫病”，躺在地下一张小蓆上，昏昏沉沉，奄奄一息。因为穷，无钱给大妹妹治病，母亲让父亲带我们三兄弟先搬走，她一人留下守候大妹，等待她咽最后一口气……孩子是娘身上的肉，母亲舍不得女儿就这样凄惨地离去，因为她还不满四岁呀！母亲考虑再三，万般无奈之下，不顾父亲的阻拦，跑去找父亲单位的领导，央求借点钱给妹妹治病，领导十分同情，批借了一点钱。母亲忙的又是请医生，又是买药，在母亲精心照料下，大妹奇迹般地苏醒了，渐渐地能喝点水了，能吃点稀饭了。大妹去鬼门关走了一遭，阎王不收，又回来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蜗 居

1959年秋，我们家又搬回到大马路18号的后院，此时老房东李大安夫妇已离世了。其子李国常夫妇及四岁的女儿住在坐东面西的三间瓦房里。国常叔叔念及旧情，腾出南头一间屋给我们家暂住，中间的堂屋和室外一间小厨房两家合用。我奶奶大多数时间在姑姑家，有时来了就在堂屋临时搭铺。在不到14平米的南屋里，靠南山墙窗户下放一张写字桌，靠西墙的小柜子上摞两个木箱子，旁边还有装书籍和杂物的几个纸箱子。我们娘儿五个挤在靠东墙的一张大床上，父亲夜晚就在屋中间打个地铺，每天现铺现睡，真称得上是蜗居、斗室。

在大办食堂的年代，我们家在附近的“供销部食堂”就餐，地点在刘家大院（今人民路35号）。这家的主人刘永波，在1939至1940年曾任日伪嘉山县知事（即县长），刘家大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居民楼。在楼的西南角，有一块青石界碑，上书“刘界”两个大字，立于民国二十九年，至今已有八十一年了，如今界碑仍静静地躺在那里，任人踩踏，笔者建议文物管理部门把它保护起来。

父亲按粮油本各人定量买成饭票发给我们，成人定量每月27斤，扣节约三斤，到手实际24斤，我13岁每个月饭票只有22斤，弟弟妹妹依次递减。因为父亲工资收入有限，菜票也是“僅汤下面”少的可怜。食堂的伙食以杂粮为主，大多数是山芋干或山芋藤机的面粉，稀饭和窝窝头。一周卖一次标准粉白馒头，我平时宁愿忍饥挨饿，为的是省下饭票，等到卖白馒头时，一次买一斤饭票，实实在在地饱餐一顿过过瘾。一顿撑个半死，然后再熬六天，等待下次吃白馒头。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一一“饿个半死、胀得发昏”。

大马路18号二进子东头一间，是县人委食堂的会计室，丁会计在此办公和休息。那年隆冬夜，发生了失窃案件，盗贼越窗入室，盗走粮票和现金。父亲在刻字社最靠里边的一间工作室，窗户外就是会计室的小院，案发次日的中午放学，我站在父亲桌旁，透过窗户看到几名公安人员在案发现场拍照取证，他们这样比划，那样模拟，试图还原案情的真实过程。在对现场周围调查时，居然在我家屋外厨房里发现有鸡毛和鸡骨头，可是我们两家那几日并未吃过鸡。有人说我们家兄弟三人穿戴整洁，长的白白胖胖（其实是脸大），我家被列为嫌疑对象。另一位被怀疑的朱阿姨更惨，她与丧偶的丁会计才结合不久，因为现场窗台上有她的鞋印，她无法解释清楚，她被拘留审查了。幸好后来案件告破，抓到了真正的盗窃犯，他们供认得手后，深夜在我家厨房里煮鸡吃的一一贼胆也忒大了！关于窗台上的脚印，罪犯也承认是他们从室内取了鞋子，按到窗台上的，企图混淆视线，嫁祸于人。

这年从秋到冬，我们全家挤在一间斗室里，实在是与人与己都不方便。父母亲一直在设法寻找新的住处，说实话，依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收入维持七口人基本生活，已经很困难了，根本无力改善居住条件。东邻张静海伯伯（嘉山中学校医）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全家非常同情我们家的处境，向我们伸出了友谊之手，让我们搬进他家闲置的三间草房暂住。

龙泉巷小院

1960年春，我们家搬了到龙泉巷（与龙泉东巷交口处，今龙泉巷25号、27号）。这是一处僻静的院落，坐北面南三间青砖斗子墙草房座落在院子当中，房前有小院，宽近五米，东西两边是竹篱笆。房后有个空院子，东、北、西三面是青砖围墙，面积有80多平米。草房每间约14平米，我们家在东屋后窗处扒了个门，搭盖一间“半檐拖子”当厨房。这里比起此前的“蜗居”要宽敞多了，父母住西边屋，小孩住东屋，奶奶回来就在堂屋临时搭铺。我们在后院栽了两棵楝树，又种了丝瓜和向日葵，还挖了一个小茅坑。在前院种了几棵花草和一棵泡桐树，还从龙庙山拉来了一些砂板石，把西侧竹篱笆拆了，垒起三米多长的围墙，用旧木板钉了一个简易的门，形成了单门独院。

父亲闲暇时在西屋看书写字，研究金石书法，我和弟弟在东屋做作业。虽然不在食堂吃饭了，但尚未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依旧十分紧张。我常随母亲去呼园、小围子、张湾等地拾庄稼；到农民收获过的土地里刨遗漏的小山芋头和胡萝卜；到田边、路边摘“酸溜子”（一种野菜）；去洪庙集羊台子刨芦蒿回来充饥。虽然半饥半饱、日子艰难，但是我和弟弟学习都很努力，我在五年级时就担任了学校少先队副大队长，还受到过团县委的表彰。1961年，我以优异成绩考上嘉山中学，分在初一（一）班，接受着本县当时最好的教育。

在那个节衣缩食的困难时期，为了养家糊口，父亲拼命的工作，只要有活干，就能挣到工资，遇到生意好时，加班加点也要干完，以防接不到活。母亲善于料理家务，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分钱。一家人粗茶淡饭，和睦相处，只求无灾无病，图个平平安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