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一直有两种治国思维，一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德治，一是以李斯、韩非子为代表的“法治”，前者往往被称为“王道”，后者往往被称为“霸道”。
孔子是反对法治的。他的理由很站得住脚：“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用政治手段来引导，用刑罚来整顿，人民就只求免于触犯法条，而不会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教来整顿，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还会人心归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即使看到法律有漏洞，他也不会去钻；一个无德的人，会认真研究法律，目的是寻找漏洞，安全地从中渔利。如果人人都是道德高尚的君子，那么公检法甚至可以不要了！如果人人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天下就太平了——没有人愿意遭受战争苦难，所以就不去发动战争。多么美好！
可是，能行的通吗？怎样保证人人都是君子呢？孔子的方法是教育。但看看现实社会，似乎不能彻底解决问题。道德靠不住，靠什么呢？法家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靠法律！谁该受奖励，法律说了算；谁该受处罚，法律说了算。统治者不必每日操劳，只要把法律制定好，就可以“无为而治”了！也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在《史记》里把道家的代表老子和法家的代表韩非子放在一个列传里来写，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一样的：无为而治。
于是有人说，中国并不是没有法治，现在世界流行的“依法治国”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
其实不然。任何法律都有由谁制定、由谁执行、由谁监督的问题。本质而言，法家的“法治”是靠统治者制定、统治者执行、统治者监督。比如一项法律的出台，最终由皇帝拍板，由各级官僚执行，由监察御史等部门监督。《窦娥冤》《杨乃武与小白菜》等冤案之所以能够翻案，都是靠着官家的力量，如果没有官阶更高的青天大老爷，老百姓有了冤情只能仰天长叹，希望能够感动天地。所以百姓呼唤“青天”，并把美好的希望寄托于最高统治者，总相信皇上是好的，是歪嘴和尚把经念坏了。“青天”的好处是效率极高，甚至可以“法外开恩”，对道德高尚的“青天”而言，法律不过是实现道德的工具，有德者甚至可以用违背法律的方式达到目的。比如古代有官员在农忙的时候擅作主张，违法释放罪犯回家收庄稼，罪犯深受感动，庄稼收拾完了主动回监狱服刑，这种破坏法律的行为反而成为赞扬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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