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晓光 （刊于《中国书法》2019.2）
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敦煌市博物馆，在敦煌小方盘城以西的马圈湾，发现汉代烽隧遗址，发掘出简牍1217枚，成为敦煌汉简的主要组成部分。［1］敦煌马圈湾简时代跨度从西汉宣帝一直到东汉光武帝初期，其中以两汉之间、新莽时期为最多；简牍形制多样，内容涉及面广，以边塞戍守系统官文书为主，兼有其他各类文书；其上简牍墨书因跨越近百年、书写人员众多，风格写法丰富多样，隶、草诸体兼备，特别是其中的公文草书简册，为研究两汉书法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因马圈湾简集中于两汉之交及新莽间，本文以马圈湾简为中心，试探讨此阶段前后日常书写中隶、草、其他用体以及官文书草稿、简上具名等问题。
马圈湾汉简中的隶书
一、“隶变”完成于西汉中叶，以“北大汉简”为代表
隶书发展主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古隶阶段，一是汉隶八分阶段，古隶阶段基本处于“隶变时代”［2］。古隶含秦系古隶（秦隶）、西汉初期古隶两阶段。目前所见十多种秦简向我们展示了秦隶形态。到西汉前叶，古隶日渐发展成汉隶雏形，主要体现为：消除篆构，新笔顺与结字法确立；字形由多态化逐渐规范为横扁形，一字多形统一为一形；弧形长笔形变，波势笔与横笔隶化等方面。隶变大体于西汉中期武帝期间收官，即是说汉隶于此时基本形成。古隶至汉隶形成脉络或可归纳为以下代表性简牍帛书迹：秦国及秦代：秦简牍—→西汉早期：马王堆部分帛书、阜阳简、虎溪山简、南越国木简等—→西汉中期：松柏木牍、走马楼西汉简、北大简、定县简、西北部分简等。
2009年入藏北京大学的西汉简（简称北大汉简，为武帝间之物）为基本成熟的汉隶写法［3］，其隶法与两个世纪后的东汉后期碑隶并无二致，可以视作隶变完成、汉隶形成的标杆性墨迹。北大汉简隶书成熟体现在：一是，量大字多、风格多样，均属较典型的汉隶八分，横画藏锋入笔，逆入平出，尾部有波挑，撇捺左波右磔，显然已有了成熟的书写规则。二是，结构上完成由古隶到汉隶的转变，基本消除了篆构，许多部首偏旁及点画组合、组连方式全新组构，点画顺序亦有异于篆书及秦隶；字内结构均衡有序，点线平行匀称排列，单字外廓形状统一，这也为后来今楷继承。三是汉隶体态基本形成，左波右磔，蚕头雁尾，横扁字形，方势直折等汉隶八分典型特征在北大汉简中尽显；分书化的笔画及其组合方式、字内组织构造达到稳固、规范。
北大汉简（武帝）以后，宣帝时的定县简、天长纪庄简牍以及同期西北简书中，可见到不少成熟隶书，其中规范墨迹和后来的《曹全碑》《乙瑛碑》等众碑隶基本一致，换言之，汉隶于西汉中叶成型后，在其后二百年间并无实质性的变化（指正体），有的仅是书写风格方面的差异与变化。还有一点，西汉中后期至东汉前叶，成熟隶书主要用于手书体系统中，并未上石勒碑，汉隶上石要迟至东汉前中叶，这也是字体演进时代特有的铭石体、手书体常常不同步的现象［4］。目前所见汉简大部分属西汉后期之物，从中可以看到大量的正体隶书或潦草隶书，马圈湾简正处于此期，且集中于西汉末、新莽、东汉建武初这段时期，呈现了汉隶成熟期风格样式的多姿多彩。
二、马圈湾汉简中的隶书
马圈湾简因时间跨度大、简量大、书写者众多，其隶书面目丰富多样，我们且分为规范隶书和潦草隶书两类。
规范隶书。
此类隶书大约有两种技法：
一种强调隶书蚕头雁尾者，较多出锋笔，波磔笔明显，为较典型的隶书写法。如上所述，汉隶在西汉武帝、宣帝间就已基本成熟了，如马圈湾1068号简上的纪年为宣帝“五凤四年”，其书已是成熟定型的汉隶。就文字及书体发展大脉络而言，隶体于武、宣帝之间即已定型了，余下的主要是隶体字形限定下风格与写法上的变化和丰富。其多样性体现在：不同写手之不同风格；隶体总格局下结构的不同处理、点画书写的差异，等等。比如，马圈湾汉简隶体，有的强调横竖画粗细之强烈对比，有的对捺脚等笔画做突出夸饰，有的则敛锋收芒，始终持以温润厚泽的中锋行笔……
另一种写法隐去左波右磔笔，多以圆润厚实的中锋书写，少有出锋芒角之笔，近于篆籀笔法，笔画粗细较为一律，点线深厚、坚实又不乏润泽感。此种笔法实属之前篆籀古法在时书中的存留，像是“秃笔”所为。较规范的隶书中有之，草率的隶书、草书中亦存有，我们且称之为“粗圆厚钝型笔触”，应是汉魏晋一直存有的书写技法之一（下详）。
潦草隶书。
实用书写中并非总是正体书写，潦草书写乃是主流，古往今来都如此。芸芸汉简中潦草的隶体随处可见，甚至可视为汉代日常书写之常态。我们在马圈湾汉简中看到，非常工谨的隶书属少数，大多隶书简都是或多或少草率的隶书，这类快写隶书常约省笔画、简约结构，或删、连、并笔，有的向草体靠近，有的潦草得有节制，可视作之后“新隶体”或“俗笔隶书”［5］的前身。
事实上，潦草的隶书、草体即是两汉字体演进的平台。就草书系统看，章草形成、由章草而今草，都是在草写系统而非正体系统中发展形成的；就正体（如汉隶）而言，整个隶变过程也是基于草写系统（篆体草化而来）而引发并逐渐演进的；就未来的新体楷、行书而言，其生成平台是东汉隶书草写（新隶体）。亦即说，广义的草体系统（并非指狭义的草书）在两晋以上总是富含字形、字体演变的可能，富含新书写因子及新体生发因素。从马圈湾汉简草率隶体中，亦能窥探其后（东汉中后期）多种新写法的端倪，比如孕育早期楷、行的“新隶体”以及早期今草等。
马圈湾汉简中的草书
一、马圈湾汉简草书撷析
一是章草。章草占马圈湾草书简绝大多数，可见章草于西汉末、新莽时已约定俗成并在社会日常书写中广为使用，也频频用于公文书写中。但草体也并非适用于全部官文书，多用于一般性的行政记录、文件草稿、私信牍等，如马圈湾简中的《王骏幕府档案》草书册，背景是新莽天凤年间朝廷对西域用兵，为文书草稿，基本以草书写就，被看作马圈湾草书简代表，该草书册约有一百多枚，且很可能出于一人之手，草法纯熟，风格大体统一，一定程度反映了当时行政文书使用草体情况。
马圈湾简章草风格多种、写法多样，有些全篇皆为草体，有些则隶书间出草书，对章法处理（结体、笔画等）也各不相同，可谓变化莫测。事实上，综观众多汉简中的章草，写法灵活多变，而不是仅有一格一式。汉简面世前，人们未见汉代人草书真正面目，仅奉汉末孙吴皇象等类型的章草为楷则，孰不知汉人笔下的章草其实形式丰富，富于技法上的开放性、多样性，实为我们今天借鉴草法的好参考。
马圈湾章草就用笔言可分两类：一类是末笔大波磔凸显，出锋笔凌厉，具有粗细笔变化；另一类是圆钝厚重型笔触为主，不注重波磔笔和出锋笔，结体简约。前一种含更多的细笔牵丝线，后者则点线坚实厚重。
二是某些章草简中蕴含早期今草因子，主要表现为：减弱横向笔势及横向笔画的作用，比如大力弱化单字尾笔向右、向上的意识，而转化为向下的、纵向的连贯笔势，这是今草的主导性笔势；下牵、纵向钩连笔增多，反捺笔增多，隶体因素减少，这些都有利于逐渐向今草发展。
二、两汉之交几例草书简册比较
居延简《误死马驹册》与尹湾简《神乌傅》：
居延新简之《误死马驹册》时间为建武二年（26年），尹湾简《神乌傅》时间约西汉末，两作距差三四十年，地域相隔万里（一为西北边戍之地，一为东海之滨），风格却惊人相似，比如草法、结构、用笔甚至线型。两作不同处是，《马驹册》草书形态更加纯粹，点画、笔法更为统一，整篇的谐调性更上一筹；《神乌傅》有的字仅是隶书的快写，不算草化字，上挑重笔较多，影响了全篇贯通感，而且，点画间、单字间疏密度的处理不及《马驹册》合理。《马驹册》为居延障塞下级军吏所书，《神乌傅》出于东海郡功曹史师饶之墓，其书者不得而知；一为呈报上级的公文，一为传阅或珍藏的文赋佳篇，它们表明这种草法在当时日常书写中广为应用，据此也可推想当时书法精英笔下的草书或更加精彩。
马圈湾《王骏幕府档案》与《误死马驹册》：
《王骏幕府档案》是马圈湾草书代表，该作字数多、草化比例大，完全草化的字占84％［6］，时间为新莽天凤间，处在《神乌傅》《误死马驹册》之间。《幕府档案》《误死马驹册》草法不同处在于：用锋不同，《幕府档案》有大量提顿笔和绞锋笔法，提按引发点线粗细差别，比如草写“闻”之“っ”部因提顿笔毫形成两端重、中段轻如细丝的形态，这种轻重笔也出现在笔画牵连中，这异于一般西汉章草（实连）的写法，萌发早期今草笔意。绞锋笔增加了线条细节变化，乃汉代书写优秀传统，传至后来，在东晋书家手里尽显光芒，成为魏晋笔法财富之一。虽然草法相近，但《幕府档案》构字有异于《神乌傅》《误死马驹册》等，比如削弱右弓形弧笔的空间，字形变得小且紧收，由纵向延展转为横向拉伸。相比之下，《误死马驹册》用笔平拖实拉，点线厚重却少于粗细变化，实笔连线多、牵丝引带少，以粗重笔突出波磔、横笔和上挑笔。
马圈湾草书与居延汉简《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
上述《误死马驹册》为典型西汉章草，以弧笔线段为主，右弓、左弓线型居多，长横笔较多，但不粗重；重笔多为捺磔及少数竖长垂；右弓形弧笔强壮、粗大、有力，马圈湾《王骏幕府档案》中的“为、闻、到、可”等字，居延新简《劾守塞尉党状》中的“訢、府、为”等字也运用这种夸张长笔。这种粗重长弧笔应是西汉以降草法中右弓弧笔“)”的突出夸饰，西汉时不太显著，从两汉间到东汉后期，该种笔画的夸饰在草书中远多于纵向长垂笔，东汉元和二年（85年）的砖刻草书《公羊传砖》上也有这种大弧笔。但东汉末砖刻、墨迹草书（如东牌楼简牍）中少见该种强劲弧笔，它对今草形成发展不起作用，仅是西汉章草结构的极端化现象。
居延新简《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笔笔顿挫，笔锋效应浓烈，字结构被解散，笔画分解得零散、短小，点化笔普遍，这令人想起西汉长安骨签刻文那些散开的线条。《寇恩事册》出现了后来新体（早期今楷、行、今草）之端倪，频繁的提顿笔在汉简中少见，它是后来楷书主导性用锋技术，《寇恩事册》中的竖笔、竖钩笔、点笔、横折部等，颇近于楷书；今草动机亦时有显现，如较多的点线勾连以及末笔下牵之势，众多点化笔打破了西汉草书居统治地位的“)”“乚”类结构。由于速写引发的解散结构、分解部首及笔画、约省精减笔画，点化笔、钩连笔普遍，隶体的许多笔画特征大幅度削弱，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提顿类型的笔画——这正是后来楷、行书基本用笔特征，连笔引发的笔触效果，也隐约可见后来今草的特征。
三、马圈湾简之后（东汉）草书发展
两汉草写情况较复杂，有时常常不能明显区分出哪种草书类型，尤其是西汉，其草体字形固定性、标准性差，如有学者分析的：汉代草书有很大的灵活性，草字的写法不能保持完全一致，一字多种草法；应用上也有很大的任意性，有草行夹杂现象，甚至一字内也有草行相间的情况［7］。
东汉草书大约有两路写法：
第一路是成熟章草。劳榦先生称：“章草是在隶书通行的时代使用的，多少总会跟着隶书走。”［8］章草成型过程中，除了社会实用层面的取舍改造之外，文人士大夫参与整理亦不可忽视。史载后汉士人书家多精善章草，他们高超的书写技术使章草逐渐规范化、美饰化，前汉一字多形多构的情况减少了，同时，八分波磔类笔画较多加入章草中。到东汉后期，章草进一步楷模程式化，并继续与同期八分甚至早期楷书相糅融，皇象《急就篇》、索靖《月仪帖》等法则森严，波磔锐利，“银钩虿尾”，被后世作为章草楷则。
第二路为西汉简约草书的发展。这种草法不断吸纳新的书写因子，然而不太注重向正体隶书靠拢，因而少有波挑类笔画，也不甚关注点画细节，结体较松散，趋向形体的简约、书写的流便，且逐渐增加纵向引连意识——这种特质有些像东汉俗写隶书、新隶体，不太具备技术标准度，却便利实用。两汉间简约草书呈现了多姿多彩的面貌，其中的早期今草因素骤增，新莽时的马圈湾《王骏幕府档案》、建武间的《寇恩事册》、永元间的《兵物簿》等均可归于此类；至东汉后期《致尉曹吏书》《高翚简》《东牌楼简》，早期今草已较具规模了。所以汉末早期今草的主要来源是汉代简约草书。然而，汉代草书之复杂多态性一直延续着，如长沙东牌楼简中的草体，既有极少量的纯章草，也有大量早期今草，还有今、章相间者，这正是汉末日常书写常态。
侯开嘉先生指出汉简牍草书在字势上呈现两大类型，即纵势和横势［9］，横势者大体归于上述第一路草法，纵势者大体可归于上述第二路草法。第二路渐成纵势的缘由是，草书旨在快捷便利，单字尾笔下引，点画间甚至字间钩连，都是快写的好途径，这些技巧在书写实践中渐渐形成，而与章草有所不同。沃兴华曾谈到草体与材料的关系：简牍书写时，“横画发笔不能太长，笔势只好回收，连接下面的笔画，出现纵向的势感和连笔，字形趋于连绵潦草。”［10］不过，东汉末的早期今草仍处于发展中，直到东晋士人名家加以集成、完善。
马圈湾汉简中的其他用体
一、有的简书加入“古体”
书史上使用古体（相对于时书流行体而言）现象不鲜见，原因多方面，或是字书等用体习惯，或是字体演变背景下官书正体与实用体的不同步，或是铭刻体与书手体不同步，或是出于以古为尊尚的观念，在后代则更多是求奇、求字形变化等等。秦汉简牍帛中常见古体（如篆书，与之对应的时书流行体是古隶、隶书）一般出现在典籍题名、篇名、皇帝诏令等郑重性文字以及标识性文字的楬、检等物上；另如三国两晋时的名谒、名刺也常用古体（隶书，与之对应的时书流行体为楷、行、今草）。
汉简中时有运用古体、即文本正文（而非书名、标题等）用篆体的现象。比如敦煌小月牙湖东墩所出1271号汉简，为两面书写的官文书，其文字也用了颇多篆构的隶体，可见当时的公文书写亦不排除袭用“古体”。马圈湾简639为木觚四面书写，内容为字书《苍颉篇》，其书体以隶为主，但间有古形，其中不少篆体结构，有异于马圈湾简其他隶书字迹。但这不能表明简639书写时间较早些，而是字书等习字范本特有的用体现象，即往往使用较“古”的字体（隶书时代使用篆书结构），其他汉简《苍颉篇》也程度不同地含“古形”。《苍颉篇》是秦及西汉时期的习字书范本，目前已见多例《苍颉篇》汉简出土，其墨书或存留古隶形态，或含篆书圆转曲折牵引之法，多数是刻意拟古而为之。已出土汉简《苍颉篇》用体情况：
北大汉简《苍颉篇》、水泉子汉简《苍颉篇》均多少含有古形、古意或异形；阜阳汉简《苍颉篇》虽时间最早（西汉初），其分书化程度却较高，与其他《苍颉篇》刻意求古似相反；玉门花海汉简《苍颉篇》篆意尤其浓重……可见西汉简书《苍颉篇》用体也不尽一致。《苍颉篇》主要用于秦、西汉，西汉末大约是从《苍颉篇》到《急就篇》过渡时期［11］。
二、装饰性隶书
汉简中的规范隶书，大多书写谨饬工稳，其中除毛笔一次性书写外，有的字迹或多或少加入描饰性成分，极尽工谨之能，或且称为汉简中的“装饰性隶书”，一般用于木楬、封签等标题、标识性文字或重要内容。马圈湾汉简中的简1235“敦煌”、简12“千石”等字即属这类书写。另如额济纳汉简［12］中有几件简的隶体似也加入一些描饰，字迹修饰性很强，如2000ES7SF1：4，2000ES7SF1：5等号简。其笔画分两类，一种大致均粗，近于今天的黑体字，横画两端齐平如刀斩，撇的末端浑圆，捺的磔部饰成三角形；另一种横细竖粗，笔画与前一种相同。再如居延新简EPT26.10“诏书”楬也是这类墨迹。看来这类写法并非偶然或孤立，横画粗、竖画细，方笔为主、装饰味浓是其共同特征。书写“装饰性隶书”的楬、封检等一般体形较大（有不少长约10厘米、宽5至6厘米），字径较大，有描摹修饰的空间。清代金农的“漆书”就与之近似。“当时的笔甚小，要写粗的笔画，必须将笔卧倒用偏锋写，而笔毫甚健，虽用偏锋，但转折调锋、提按起倒仍很便利。”［13］卧倒笔毫写法还可在马圈湾662号残牍上看到），该牍有两种笔迹，牍上中部大部分字迹为横粗直细笔画，显得夸张、醒目，这种写法因书写效率低及与标准隶体差异等原因，在简牍正文中较少见，该牍内容为书信，如此书写一是个人习惯，二是出于郑重，使得此信牍风格特出于其他书信简。
三、“粗圆厚钝型笔触”较普遍
马圈湾汉简墨书不论正体还是草体，有大量“圆润厚钝型笔触”，它们大多中锋行笔，点画持稳厚重、圆润朴茂，很少出锋芒角，方笔圭角少，显得含蓄稚拙，有些像是“秃笔”所书，如简58、67、72、321等。这种“圆润厚钝型笔触”笔触普遍存在于秦汉简牍帛书中，延续到两晋（十六国）各种墨书中。马圈湾简之后的东汉时代，长沙五一广场简、长沙东牌楼简都有这类笔法；三国时期，《郴州吴简》含这类笔触的简牍几乎占总简量的一少半（它们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且行、楷体中都有；十六国时期的西北简纸文书也有大量此种笔法，如《从胡当散供三斛谷》《远不得还》《九月十一日》《得必安》；西晋陆机《平复帖》、东晋王羲之《姨母帖》等也含有类似钝圆厚重的笔触。
该种笔法实属上古篆籀笔法遗留。在隶变大进程、即由篆而隶、由古文字至今文字的演进中，古体笔法及书写观念始终留存于日常书写中，其中主要技术即是秦系文字书写讲究调锋裹锋、中锋行笔、点线持稳浑厚润泽、避忌锋芒外露的传统。这类墨迹不见得都是以秃笔书就，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典型笔法，可视作相当长时期里的一种流行性技术。其笔法渊源实为“篆→隶”秦汉笔法，在字体演进及社会实用书写中承续并广泛使用，既流行于社会各阶层，也传承于名家谱系中（如陆机《平复帖》→东晋王羲之《姨母帖》等等）。这种圆钝型笔法源于篆籀，传承在隶书、章草以及早期楷、行、今草等新旧体中，是对先秦、秦汉质朴、厚重、浑穆写法的追崇、继承。后人总是热衷溯追先代古法，这种写法之于魏晋，就像魏晋古法之于唐宋乃至后代。到东晋时代，随着新体楷、行、今草的成熟与普及，“圆润厚钝型笔触”渐为提按等新技术取代，遂逐渐退出书写技术，这也可说是由“质”而“妍”、由“厚”而“薄”的转变。
马圈湾汉简中的具名与草稿
一、马圈湾汉简具名（署名）
马圈湾《王骏幕府档案》简册反映了新莽年间对西域的用兵情况。王莽篡汉后试图“托古改制”，结果却引发社会混乱，其中包括与西域各国的战争。天凤三年（16年），王莽派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等用兵西域。王骏为“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他于天凤三年十二月经玉门千秋燧，于来年正月至大煎都候鄣，并置幕府于此，调集军队备战。天凤四年十一月王骏兵败全军覆没，西域都护李崇“收余士还保龟兹”。［14］
《王骏幕府档案》是马圈湾简中最完整的简册，共170多枚简，是王骏幕府档案。文中主官签名处多空出或以“△”“ム”号标出，如“臣△”等等，应为文书草稿，待草稿核审批改后再补上人名，或誊写时加上人名。此“档案”中空出的人名，即“使西域大使武威左率都尉王骏”，此“档案”是王骏上书皇帝王莽的奏文之草稿。汉代官府文书一般由属吏起草，属吏包括从事、掾、卒史、令史、属、尉史、书佐、佐、啬夫等多种，草稿经相应主官审批后抄清再投报使用［15］。王骏幕府中有不少文职属吏，该“档案”应出自属吏之手。有关将军幕府所出公文具名者，另如光武帝初期的河西五郡大将军窦融幕府所出文书，文末署“祭酒□从事主事术令史霸”（居延新简EPF22:825），凉州刺史所出文书文末署“从事史贺音”（居延新简EPT54·5）等，《王骏幕府档案》也大约出于这类文职属吏之手。
马圈湾简中还有大量文中具名者，如：
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三年正月戊子朔癸丑诛虏候长晏敢言之 简614
光伏地再拜请 简878
永光元年二月戊戌朔门酉敦煌玉门都尉平丞得□敢言之谨移部铁器簿一编敢言之
掾子长属通 简1064
以上简中上的具名（署名）大多属于文书主人、责任人，这类文书有上行、下行、平行文书，写移文书、书信等，这些具名人多为边塞戍守系统的中下级官员、吏士、属吏等，如候长、令史、掾、属等，他们是文书的责任人或经办者。很多情况下、特别是低级官吏，文中具名者即书写者。第三例简为一书信牍起首部分，书信人“光”亦即书写人；第四例简正面（A）具名者“玉门都尉平”“丞得□”为该公文发布人（官员），简背面（B）具名“掾子长”“属通”应为具体经办此文书的属吏，亦极可能是简文的缮写者。
二、马圈湾汉简中的“草稿”
（略）
（以上为删节版，详见《中国书法》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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