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个日军军官宣称：“先生们，今天我们要轰炸南开大学。”外国记者问：“有什么理由去炸一座举世闻名的高等学府？”军官说：“南开大学是一个抗日基地。凡是抗日基地，我们就要一律摧毁。”
1937年7月29日夜里两点，日军战机飞临南开大学上空，低得就像要把炸弹放下去似的，将校园近乎夷为平地，包括那座辉煌的图书馆及藏书。
南开校长张伯苓显得悲愤无比，慷慨陈词道：“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打完了仗，再建一个南开！”
1876年4月5日，张伯苓出生于天津的一家书香门第，正赶上兴办新学与实业的大变革时代。他五岁入私塾，跟随父亲接受严格的国学教育。十五岁考上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也就是中国第一家海军军官学校，在那里学习航海驾驶。该学堂聘用西洋人，教授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学习开洋船，以及使用各种洋枪洋炮。张伯苓鹤立鸡群，专业考试门门第一。
心高气傲的张伯苓参与了中日甲午战争，目睹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惨状，回家郁闷了一年，苦苦思索。列强们怕东洋一家独大，钩心斗角半天，达成了协议：胶州湾归德国，旅顺、大连归俄国，广州湾归法国，九龙和威海卫归英国。在威海卫交割的那天，张伯苓得以同行，第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刚升起的中国青龙旗第二天就被英国的米字旗取代。目睹国旗缓缓降落，张伯苓感到极大的屈辱，回来后就退役了。张伯苓痛定思痛，认为中国落后的主因是教育，没有人才，一切都免谈。
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港口成为连接世界的纽带，天津渐成北中国的商业中心。当时，在商学两界有“南张北严”的叫法。前者是指状元张骞，兴办南通；后者是盐商出身的翰林严修，曾主持过全国的学务，与张伯苓半师半友，两人合力办学三十年。后来，严修塑像放在南开校园，被誉为“南开之父”。
1898年，张伯苓去严修家教书，讲授数理化与英文。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事情，许多达官巨富都以把子弟送进严氏家塾为荣。严修官居二品，发现这位年轻的家庭教师具有办教育的兴趣、眼光与能力，相处之下，渐成忘年交。张伯苓则表态：“宁以身殉，不为利诱；终身从事教育，不为官。”
1903年，张伯苓和严修东渡日本，全面考察了四个月。回国后，严修与大盐商王魁章将馆学合并，办起了天津私立中学堂，由张伯苓做校长，后改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有一次，乡贤郑菊如捐了十五亩坟地。校方觉得不祥，就在天津西南换了一大块开洼地，1907年搬去后，改叫了南开中学堂，“南开”之名由此而来。其后，1919年办南开大学，1923年办南开女子中学，1923年办南开实验小学，陆续形成了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张伯苓倡导新式教育，带学生踢足球、打桥牌、骑自行车郊游，还与学生们同台表演西方话剧。南开的管理十分严格，张伯苓给学生们讲手淫的坏处，查禁黄色小说，更严禁逛妓院等行为。每次假期归来，都要看学生的手指有否熏黄，甚至闻口袋里的烟味。有一次，一位学生不服，反诘道：“我抽烟是不对，您干吗还抽呢？”张伯苓当场把烟扔掉说：“好，我不抽，你也别抽。”从此，终身戒烟。
第一届南开女中的毕业典礼上，张伯苓讲了一番话，流传至今：“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别要他去升官发财。因为男人发达了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原配夫人。”张伯苓经常教导学生要勤梳头勤洗脸，因为“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挂着一副倒霉相”。严修和张伯苓把南开的校训定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这些做法引起了某些传统人士的不满，甚至有人咒他不得好死，但识货的也大有人在。有一回，黄炎培对胡适说：“信仰一个学校的表示，是看能否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胡适说：“老实说，我们家的子弟都送去南开了。”除了胡适，把自家孩子送进南开的还有梁启超、冯玉祥、段祺瑞、袁世凯、黄兴、陶行知等。支撑张伯苓献身教育事业的除了爱国精神，其实还有一份宗教热忱。
1909年9月5日，张伯苓在天津教堂受洗。祷告结束时，他没有站起来，突然再次祷告：“主啊！我在心智上明白了，但请让我在精神上也明白它吧。”
南开大学创办者、校长张伯苓为1946级毕业纪念题写的校训
南开建校是以化缘著称的，除了富商们，北洋军阀也鼎力相助。比如，袁世凯捐助了一万两建礼堂，故命名为慰亭堂；实验楼叫思源堂，也是“思袁”之意。徐世昌、黎元洪等都是大手笔。可这种老僧托钵式的筹款，却惹来一些学生的反对，他们说：“不要军阀的臭钱。”张伯苓却笑了笑说：“美好的鲜花，不妨用粪水培育出来。”
南开育人无数，可谓桃李满天下。比如，第一期招收的七十三名学生，就有梅贻琦、张彭春等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选举中国第一届院士，八十一人中就有九个是南开毕业生。
办大学前，张伯苓曾去哥伦比亚大学研修，师从杜威等学习教育学课程，回国后，完全采用美国式教育，即从小到大学英文，再出国镀金，回来再当老师，这种轮回教育能救国吗？加上经费匮乏的逼迫，南开后期转向了实用主义，培养学生以就业为导向，形而上学科陆续砍掉。例如，李济曾在南开任教，一次他想在全国做头部测量。张伯苓问：“人类学的好处是什么？”李济冷冷地回答：“什么好处都没有！”第二年，他就离开了。
张伯苓是中国最早提倡奥林匹克运动的，还与张学良赞助刘长春去参加奥运会。同时，他也是最坚决抵制日本侵华的人，并当选为教育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所以被日本人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抗战前一年，蒋介石让四川省主席张群拿出了五万块大洋，在嘉陵圈了八百多亩地，帮助张伯苓建了号称“院士摇篮”的重庆南开中学。抗战期间，张伯苓把西南联合大学的事情基本委托给了弟子梅贻琦，他自己大多坐镇重庆催款和号召抗日。
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再也无力募款复校了，南开大学被教育部收归国有。
1947年张伯苓回南开时，三千多人到天津东站欢迎他归来，全城夹道鼓掌、鸣钟相庆。
1950年2月23日，张伯苓因中风病逝于天津寓所，享年七十五岁。《天津日报》以“南开大学张伯苓病逝，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为题，刊载了张氏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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