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针对公众关心的妇女、生育、养老等社会热点问题，《中国政协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者陆杰华教授。其间，在谈及女性所面临的社会困境时，陆杰华指出：“在推进性别平等的过程中，我们鼓励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公共领域，参与社会就业，去和男性获得同等平等待遇，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很少鼓励男性参与家庭事务，由此一来，造成了更多的不平等。”陆杰华的这番发言，颇具洞见地指出了家庭事务这个“被遮蔽的领域”对性别平等事业的重要性，以及男女两性在家庭事务中的不均等地位，值得社会思考与讨论。
男女平等参与社会就业，是性别平权的重要一环。基于历史、社会层面的多重原因，多数国家的妇女都曾普遍处于“家庭主妇”或是“待字闺中”的状态，曾经的中国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数亿城乡女性顺着社会变革的浪潮，进入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公共领域，站上了各行各业的核心岗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理想初步照进了现实。然而，中国女性虽然普遍参与工作，阻碍女性在职场发展晋升的“玻璃天花板”仍存在于不少行业，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家庭关系中，“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等传统积习，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甚广。
当女性告别“主妇”身份走向职场，和男性同场竞技时，双方看似实现了机会平等，其实却并未真的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家庭事务中，男女两性“负重”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双方在职场中的发展空间。
在许多家庭里，妻子和丈夫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忙，但在带孩子、照顾老人、洗衣做饭等事务中，妻子却不得不承担更多责任，以此履行自己的“家庭义务”。一名女性如果过度关注职场事务，对家务有所怠慢，很容易被人指为“不顾家”“不负责任”。相比之下，男性显然极少受到这样的审视与指责，甚至反而会因为爱做家务，被人讥讽为“小男人”“怕老婆”“家庭妇男”。这种社会氛围，使得女性在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就业时，很难拿出和男性同等的个人精力。而在家庭内部，家务压力过度集中于一方，也是导致夫妻关系失衡的潜在矛盾源。
2021年，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布主要数据情况。调查显示：0-17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送主要由母亲承担的家庭，分别占到76.1%、67.5%和63.6%；女性照料家庭成员和做饭、清洁、日常采购等家务劳动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的2倍。与此同时，女性在休息日的平均休闲时间（240分钟）也显著短于男性（297分钟）。每个人的时间与精力都是有限的，在这里投入的多了，在那里投入的就要少，因此，如果我们想在公共领域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就必须把这一目标扩展到家庭领域，促进男性参与家庭事务、更多承担家务劳动责任。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指出：当代社会男性从事生产劳动、女性负责家务劳动的性别角色和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和传统父权制妥协的结果。这种僵硬的分工忽略了男女两性的个体意志，也损害了其自由发展的权利，不仅限制了女性走向社会，同时也给男性套上了额外的道德枷锁，客观来说对男女双方都构成了不平等。从这个角度上看，今天我们主张在公共领域和家庭领域同步推进两性平等参与，也是对男性和女性的共同解放。
2016年，一部名为《逃避可耻但有用》的日剧热播。剧中由新垣结衣饰演的女主角为男主角提供付费家务劳动，组成“合约夫妻”的做法，虽然是文艺作品的虚构，却向现实世界发出了“家务劳动的价值应被重视”的提醒信号，由此引发了大量讨论。家务劳动不是可有可无的杂务，而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基础工作。也只有看到家务劳动的价值，正视家务劳动分配的重要性，我们才能更全面地评估性别平等事业的推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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